法國再次向東看，“東方偶像”能保佑馬克龍嗎
01 “內亂”
全球媒體已不知是第幾次用“黑色”給法國冠名。2019年的最後一個月剛開頭，法國迎來了“黑色星期四”。
據法國內政部統計，這一天全法有80.6萬人走上街頭參加遊行。法國工會則稱他們在全國組織了250場示威活動，150萬名抗議者參加。罷工導致全法90%的高鐵停駛，30%的國內航班被取消，70%的學校受影響。
參與本次罷工的工會組織涉及公交、地鐵、民航、醫療、電力、郵政、消防、警察、律師及省市政府部門。也就是説，整個法國社會停掉了自己的時間，社會運轉直接停擺，社會秩序瞬間蒸發。
翻開法國戰後的社會運動史，已經不知這是法國第幾次出現大規模社會危機了。或許對於馬克龍政府而言，自從黃馬甲運動興起，這種“危機”早已常態化，見怪不怪就是了。
此次罷工的訴求與“黃馬甲”類似，抗議政府養老金改革措施不力。具體説，就是馬克龍希望建立統一的養老金體系，將分佈在各行各業的養老金體系整合起來搞統一福利積分，但這直接影響到諸多行業享有的特殊福利。
如果“內亂”發生在一個國家，這是個例，發生在兩個國家，這是巧合，如果在歐美內部此起彼伏，這隻能説明，這場“內亂”將是西方全球體系內部的普遍性問題，一如癌細胞，從一處迅速擴散到全身。
正所謂由奢入儉難，馬克龍執政後的法國，面臨的是經濟困難、財政枯竭、福利支出入不敷出，由福利國家制度撐起的“中間道路”已有崩殂之勢。英吉利海峽那邊，科爾賓正率領着工黨舉起了社會主義的旗號，與馬克龍交相輝映。
這種吞噬健康機體，把社會推向左右撕裂的“病變”於馬克龍而言，相當危險。在法國複雜的政治版圖中，馬克龍靠着他左右逢源的中間道路撐起了法國政權。他自己承認是毛澤東的崇拜者，卻不是毛主義者，同時他把自己的經濟政策逐漸撥回薩科齊的自由路線。
在今年的法國外交使節會議上，馬克龍感嘆，西方霸權已近末日。可能他早已遇見西方全球體系內部的“癌變”，並且他也無法讓法國獨善其身。但是，在西方霸權末日的巨大吞噬力面前，馬克龍試圖在西方盟友共同的墜落道路上添加其他力矩，改出一條不同的法國道路。
他在向東張望，他還是試圖跳出美國的霸權影響力，儘管法國國內的情形十分不妙，但他不想向抗議的民眾示弱。這種姿態讓人聯想起戴高樂。馬克龍是個戴高樂主義者嗎？
顯然不是，如果他能成為戴高樂主義者，他為何不直接做一個毛主義者？他只是延續着戰後被戴高樂銜接起的法國傳統。這一傳統先後在16世紀、17世紀、二戰後推動着法國邁向國家崛起，特別是二戰後的這一次，馬克龍的前輩與崇拜者在歷史中交匯。
02 向東看的法式傳統
同是今年，11月初，馬克龍到訪北京，中法關係似乎走上了新高度。在西方國家中，法國有個特殊的身份，是同新中國正式建交的西方國家，這是戴高樂與毛主席共同留給中法的政治遺產。
跨過意識形態壁壘，與“敵對”陣營國家建交，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恰是法國外交傳統中的重要一環。“向東看”在不同時代會體現不出不同成色。東方是個模糊的概念，它可以指代東邊的“阿勒芒”（法語中將德國稱為Allemagne），也可以指代俄羅斯，亦或是中東的“異教徒”，或者更遠的遠東。
1533年，時任法蘭西國王弗朗索瓦一世派遣使節前往摩洛哥，帶去自己給奧斯曼帝國蘇丹蘇萊曼大帝的友好書信。蘇萊曼大帝備受觸動 ，立刻給弗朗索瓦一世鄭重回信。這次跨越宗教的試探性接觸開啓了法國“不走尋常路”的外交傳統。
在信中，蘇萊曼大帝寫到：“朕乃蘇丹之蘇丹，萬王之王，天下君主王冠之分授者，真主之大地投影…汝！弗朗索瓦，法蘭西行省之王！汝遣使投書朕躬，稟爾國罹敵寇掠、汝淪敵手。是故，汝懇請朕解汝倒懸…”
我們暫且不用糾結法王到底是不是給自己找了個“爹”。法蘭西-奧斯曼聯盟創造了歐洲外交史上的先例，法國成了第一個與不同意識形態國家建交的基督教國家。此舉於當時之歐洲，不啻於引狼入室，令歐洲基督徒一片譁然，但這正是法國人別具一格的政治智慧和富於浪漫主義的世界想象力。
▲ 查理五世加冕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后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版圖，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日不落帝國，法國恰好被其歐洲領土包圍。
弗朗索瓦一世此舉有其無奈之處。在歐洲的版圖上，法國被哈布斯堡王朝兩面包圍，來自西班牙帝國的查理五世成為神羅皇帝，在與查理五世的意大利戰爭中，法王不幸被俘，只得“割地賠款”。為了對抗包圍法國的西班牙霸權，法王只好跳出來，尋找歐洲大陸以外的盟友。
首先是英格蘭的亨利八世。二人把酒言歡，共謀對抗查理五世的新教同盟。再往下，就是遠在君士坦丁堡的蘇萊曼大帝。恰好這位雄心勃勃的蘇丹也想找機會介入歐洲事務，法王的信給了他出兵歐洲的藉口。
▲ 英王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任王后，為了能自由結婚和離婚（按天主教教規，婚姻須經教會批准），他與羅馬教廷決裂。
唯獨，我們不要忘了，法國是天主教國家，她對羅馬教廷的“忠誠”完全可以用“真香”來形容，所以後世為她加封了“天主孝子法蘭西”的稱號。
弗朗索瓦一世是個人文主義君主，法蘭西的文化在其治下繁榮起來。但在政治上，人文主義意味着一條注重君主權威和現實利益的路徑。思想家博丹（JeanBodin）恰好在這個時代寫出了《國家六書》，提出國家主權高於包括教權在內的一切。在下個時代中，這一國家利益至上傳統演變成紅衣主教黎塞留的“國家理性”（Rasion d’Etat）。
▲ 鐵血宰相黎塞留做夢也沒想到到了21世紀，他變成了這樣。
法王從蘇丹那裏獲得了實在的好處，特別是針對法國人的“治外法權”，有效地保護了前往中東的法國基督徒。而另一方面，也一度挫傷了查理五世的野心。
後世法國人無限緬懷弗朗索瓦一世的功業，統治者們則致力於繼承他開創的國家利益至上與向東看傳統。從亨利四世為了平息三十年戰爭而改宗，到黎塞留與馬紮林時代肢解德意志地區，再到路易十四和大革命時代，後面還應該加上戴高樂。
03 戴高樂主義與“東方”
戴高樂主義的外交目標主要有二，一是要與美國霸權保持距離，保持法國外交的獨立性，二是要建立擺脱美蘇控制的歐洲共同體，且法國要在其中扮演領導角色。
想到法國在二戰同時實現了“德治”與“法治”，並且長達四年時間，這兩個目標不免讓人覺得好高騖遠，更何況法國五常的位置都是三巨頭博弈的結果。
但戴高樂不以為然。1958年，法國爆發大規模遊行，戴高樂趁此機會重返政壇，並重新制定憲法，新憲法賦予了總統更高的權力，使得戴高樂獲得更大力量推進自己的政策。
彷彿弗朗索瓦一世的驚世駭俗之舉再次上演，法國從1959年開始，逐步驅逐美國在法的軍事力量，並研發自己的核力量，直到1969年徹底退出北約，這讓美國人氣瘋了，但戴高樂不為所動。
為了跳脱冷戰兩極格局的同盟框架，戴高樂同時開啓了自己的“向東看”外交。
戴高樂時代，法德關係與法蘇關係的變化是劃時代的。
歐共體框架內，法國在積極踐行自己領導歐洲的外交目標，黎塞留時代和拿破崙時代的餘暉照進戴高樂的總統府。但隨着歐共體的擴大，法國並沒實現自己領導歐洲的理想，反而留下了延續至今的法德雙核心框架，實現了歐洲的“德治”與“法治”共存。
同樣，戴高樂積極改善對蘇關係的努力也沒有博得蘇聯人過分好的印象。只是戴高樂堅持認為俄羅斯應該“獨立”與歐洲打交道，幾十年後倒是一語成讖了。
整個60年代，法國還有一項可圈可點的外交成果，那就是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早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中法兩國的外交人員就有過單獨接洽，談論印支戰爭和雙邊關係。率領中國代表團的周恩來總理巧妙地把握住美法之間的矛盾，嘗試與法國單獨商議印支和平問題。
此時的法國不想長期陷入印支的戰爭泥潭，但也反感美國的軍事力量介入印支。周總理正是利用了法國人的這一心理，將法國政府的天平拉向中國一邊，並表示中國願意與法國建立友好關係。而法國也準備投桃報李，只要印支實現和平，就承認新中國的合法地位。
1955年，法國政府開始各種示好新中國，意圖與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年八月份，法國總理辦公室還特地派出使節赴日內瓦，與中國駐波蘭大使磋商，提議先行恢復兩國經貿聯繫。但法國政府只提出恢復北京的法國領事辦公室，卻拒絕新中國在巴黎對等設立領事辦公室，甚至還不想切斷與在台“國民政府”的往來。
此一舉動被周總理嚴正拒絕，同時，新中國一貫奉行反帝國主義立場，在諸多涉及法國的國際事務中，都站到了第三世界一邊，還在蘇伊士危機中毫不客氣地批判英法帝國主義，無疑是狠狠“打臉”。這是那個時代中國外交的風貌，面對伸出橄欖枝的西方國家，新中國表示：交朋友可以，但要有原則有底線。
幾經波折，中法建交也就拖到了戴高樂時代。戴高樂出人意料地反對美國干涉台灣事務，與整個西方陣營唱反調，並致力於建設統一獨立的歐洲。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華示好。對於戴高樂其人，毛主席的評價短小精悍：他不壞，但他也有缺點。
新中國的領導人們十分讚賞戴高樂尋求從美帝獨立自主的姿態，但同時又對戴高樂的對華態度保持謹慎，“聽其言，觀其行”。毛主席認為，許多意欲承認新中國的國家迫於美國壓力，不能與新中國建交，其中就包括法國。但是戴高樂的政策也只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戴高樂之於法國，一如蔣介石之於中國。
▲ 偶像效應？毛主席對戴高樂的評價一向毫不留情，但戴高樂生前最大的遺憾卻是沒能親自見到毛主席。
毛主席的判斷基本準確，因為戴高樂的兩個主要外交目標，擺脱美國與領導統一獨立的歐洲，哪個也沒有實現，而且法國後來又重回北約框架內。
不過，戴高樂一直在努力推動中法建交。1959年，巴黎再次提議，法國承認一箇中國原則，與在台“國民政府”斷交，與新中國建交，希望以此能夠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上換取新中國的中立。但這一提案同樣沒有被北京接納，在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問題上，新中國依然選擇力挺阿爾及利亞人民，不放棄反帝立場，又一次“打臉”法國。
中法建交斡旋到此已是戲劇性轉變，最初是兩國存在共識，周總理抓住時機創造機會，主動權還不完全在新中國手裏。但到了戴高樂時代，中法建交反倒成了新中國對法國政府的考驗，戴高樂這位叱吒二戰、縱橫政壇的風雲人物，在毛主席面前，反而成了進京趕考的學生，不得不説，中法這段“友誼”的起點還真是“久經考驗”。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國第一任大使黃鎮（左）和法國總統戴高樂（中）
1962年，法國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勢力達成和平協議。同年中蘇交惡，中國搞起了獨立自主的“兩彈一星”計劃，法國也逐步退出北約，開始獨立的核武裝計劃。兩國之間的矛盾逐步移除。
特別是越南戰爭的爆發，法國又一次站到了美國的對立面上。並且在周總理與戴高樂的進一步會晤時，戴高樂下定決心與台灣斷交。為了阻撓中法建交，美國授意蔣介石不要切斷與法國的外交關係。雖然戴高樂派使團去台北安撫蔣介石，但也只是安撫而已。
中法兩國於1964年宣佈建立外交關係。對此，毛主席終於露出了滿意的神情，並會見了法國國會使團，表示要加強兩國政治經濟合作。在高度讚揚戴高樂的同時，太祖還不忘批評聯邦德國與美國走得太近，不夠“獨立自主”。
戴高樂的“向東看”，最終在古老的東方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雖然戴高樂主義的兩大外交目標都沒能實現，但一如弗朗索瓦一世主動接近蘇萊曼大帝一般，法國的傳統政治智慧往往會在關鍵時刻開創全新的時代，併為後世留下寶貴的遺產。
我們應該充分肯定法國人的這種聰明才智和富於浪漫主義的想象力，只是，為了法蘭西民族的體面，歷史的細節有時是可以忽略的。
04 馬克龍會繼續創造歷史嗎？
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法成功建交併未轉化太多成果出來。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競爭註定不會給跨陣營外交留下太多餘地，而且戴高樂領導的法國也不會完全從西方陣營裏脱離出來，正如蔣介石政府也不可能實現中國真正獨立自主一樣。
▲ 戴高樂兩大外交目標，蔣介石的日記中都寫過...
另外，戴高樂時代的法國總是對新中國抱有一點不切實際的幻想，即寄希望於中國放棄支持法國殖民地獨立，維護法國的海外殖民利益。但是對於中國這種在近代飽受殖民主義戕害的國家來説，這輩子都不可能支持西方國家搞殖民地外交的。
話又説回來，法國人也不是到了戴高樂時代才對中國抱有某種浪漫主義幻想的。早在13世紀，法國人就塑造了一種烏托邦式的中國幻想，認為中國的中央皇權、官僚體制、農耕文明都十分“先進”。5個世紀後，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熱，而此時法國知識分子已經做了兩百年的“中國夢”，伏爾泰和盧梭都曾是中國的“腦殘粉”。
一個叫Jean-Baptiste Du Halde的法國人還洋洋灑灑寫了一部四卷的書，叫《對中華帝國和塔塔爾中國人的描述》（La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把一個法國人幾乎沒有涉足的國度描述成理想之鄉，用來批判政治現實。
這種不切實際且有些激進的浪漫主義難免會造成現實政治中的判斷“失焦”。戴高樂時代，法國人並未從中法建交中獲得多少他們希望的東西。作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法國在之後的對華外交中，反而被德國反超。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開始與歐美國家展開經貿合作，本來法國可以藉助“傳統友誼”先入為主的，但卻被德國後來居上，甚至“德國模式”都成了中歐經貿的“標準化”模式，以致於趕超德國一度成了法國對華外交的長期目標。
這也是馬克龍上台之前法國一直延續的對華外交道路。不過在這個時代，馬克龍面臨的危機並不比戴高樂時代好多少。而馬克龍的外交姿態似乎也顯示，他希望通過延續曾經的傳統，以開創歷史的方式度過危機。
比如日趨緊張的法美關係，以及馬克龍高調宣稱北約“腦死亡”，都展現出馬克龍遠離美國的獨立道路。與此相伴，對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改善，也成了這一邏輯下的重要一環。並且，在歐盟內部，馬克龍的高調與默克爾的回擊，特別是在北約問題上，也顯示出法國與德國在歐盟領導權上的競爭關係。
▲ 馬克龍警告歐洲，北約正經歷腦死亡，就因為特朗普。
但馬克龍“向東看”時，中法外交和廣泛國際間合作自然會成為新的歷史趨勢，唯一的問題就是，如今的國際環境比照中法建交之時已經大不相同，中國也已經今非昔比，而中法面對霸權主義的立場又趨於一致，未來中法外交能產生何種效果，着實令人期待。
或許我們些許能夠理解馬克龍為何視毛主席為偶像。戴高樂當年功敗垂成的事情，也許只有毛主席可以做到。
而今，馬克龍又面臨着相同的選擇，他會成功嗎？
似乎又如毛主席所言，他不壞，但是也有缺點。
參考文獻：
1. Nuenkist, Christian and Locher, Anna (eds.). Globalizing de Gaull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oreign Policies, 1958-1969.Lexington Books，2010.
2. Wong, Y Reuben.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rench Foreign Policy: France and the EU in East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3. 約翰·朱利葉斯·諾威奇 著，蔡雨玹 譯《四君主——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蘇萊曼大帝》後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
4. Macron pension reform: Why are French workers on strike? BBC news
5. Macron Says Nato is Experiencing "Brain Death" Because of Trump. NYtimes
6. Emmanuel Macron is the rightful heir to the spirit of 1968. Financial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