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到來之前：新疆古典藝術的黃金時代
位於古代絲綢之路交通要衝的龜茲國，是東西方文化孕育出的天之驕子，作為西域曾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匯中心，來自中原地區、北方草原、印度、伊朗、希臘、古羅馬等世界各大文明在此碰撞、融合，激盪出輝煌璀璨的龜茲文明，這樣的際遇在中國甚至世界文明史上也極其罕見。從某種角度講，龜茲文化也是一種大移民文化，外來民族的介入必不可少，早期遷徙至塔里木北部的龜茲先民，對西域文明乃至整個中國文明的發生、發展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
龜茲古國位於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緣（今庫車一帶），公元前2世紀進入歷史舞台。其名始見於《漢書•西域傳》，列為西域三十六國之一，“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今民豐縣尼雅河下游）、東南與且末（今且末縣北部）、西南與扞彌（今于田縣克里雅河下游）、北與烏孫（今伊犁河上游）、西與姑墨（今温宿）接。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今輪台）三百五十里。”
漢代延城就在庫車縣的皮朗古城，又稱“哈拉墩古城”。1958年黃文弼赴塔里木盆地實地考察，認為古城周長7公里，他發現的“喀拉墩下層文化”，將龜茲歷史追溯到青銅時代，該文化與焉耆盆地分佈的青銅文化——察吾呼溝文化接近，屬半耕半牧的綠洲文化。這個現象與龜茲古代語言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據體質人類學和比較語言學研究，龜茲人屬於高加索人種，講印歐語系西支吐火羅語方言。20世紀初以來，歐美、日本和中國考古隊在塔里木盆地北道發現一種印度婆羅謎文書寫的未名語言，主要流行於7～9世紀。語言學家驚奇地發現，這種未名語言與近鄰印歐語系東支印度—伊朗語相差甚遠，反而與分佈於歐洲的印歐語系西支的赫梯語、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關係密切。換言之，早在印歐語系西支和東支分化前，龜茲人的祖先就告別印歐人的原始故鄉里海——黑海北岸，向中亞草原遷徙了。
起初人們不知道這種語言是什麼人留下的，直至德國考察隊在新疆發現的回鶻文劇本《彌勒會見記》才終於道破鴻蒙。據卷前題記，該劇本是一位龜茲法師從“吐火羅語”翻譯而來。德國突厥學家繆勒認為，所謂“吐火羅語”就是庫車發現的未名語言。吐火羅語文書分A、B兩種方言，A方言主要流行於焉耆和吐魯番盆地，既有佛教典籍，也包括世俗文書，研究者稱之為“焉耆語”；而B方言僅流行於庫車綠洲，主要用來書寫各種佛教典籍，研究者稱之為“龜茲語”。
先秦時代，龜茲在中亞草原霸主月氏人統治之下。公元前3世紀大月氏西遷，龜茲又為匈奴羈縻。公元前60年，漢宣帝在龜茲東境烏壘城設西域都護府，塔里木盆地正式併入中國版圖。1928年，黃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察時候發現一枚橋鈕漢印。他在報告中寫道：“漢銅印，出沙雅裕勒都司巴克一帶……底篆書陰文共六字，可識者‘李崇之印’四字，餘二字不明。”李崇是西漢最後一任西域都護。《漢書•西域傳》記載了公元16年，李崇率軍迎戰焉耆，苦守龜茲數年直至戰死的經過，“崇遂沒，西域因絕。”此印全文為“李崇之印信”，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漢使班超經營絲綢之路南道，北征匈奴，西域各國重與漢朝通好。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定龜茲，西域都護府從烏壘城遷往龜茲國它乾城（今新和縣玉奇喀特古城）。於是，龜茲及其周邊地區成了漢文化西傳的一個重要窗口。拜城縣東漢摩崖石刻《劉平國作關亭誦》就是桓帝永壽四年（158年）龜茲左將軍修築漢代烽隧時鐫刻的。1953年，新和縣玉奇喀特古城還發現一枚“漢歸義羌長”卧羊鈕銅印，它的主人應該就是河西走廊或青海西遷龜茲的羌人部落的首領。
魏晉時期，龜茲不斷遣使向中原王朝入貢。隨着中原王朝政權更迭，龜茲先後歸順前涼、前秦、北涼，並向北魏遣使納獻。絲綢之路開通後，龜茲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之一。龜茲王子鳩摩羅什早年遊學北印度及西域諸國，逐漸成長為一代佛法大師。據梁慧皎《高僧傳•鳩摩羅什傳》記載，鳩摩羅什學成歸國時，“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説法”。“大秦”是中國史書對東羅馬（拜占庭）的稱謂，那麼公元4世紀羅馬人生產的大秦錦曾傳入龜茲。斯坦因在敦煌藏經洞發現過大秦錦殘片，上飾稜格紋八瓣花圖案，現藏新德里印度國立博物館。
382年，前秦苻堅派遣驍騎將軍呂光偕同鄯善王、車師王等，率領七萬大軍討伐龜茲。384年，立故王白純之弟白震為新王。呂光討伐龜茲之役的最大收穫，是俘獲龜茲佛法大師鳩摩羅什並將其帶回涼州（今武威）傳授佛法。後秦弘始三年（401年），姚興派人迎鳩摩羅什至長安從事漢譯佛經。中國最早的佛經譯場，就是鳩摩羅什開創的。
20世紀初，德國考察隊的勒柯克在克孜爾石窟還發現一批直體佉盧文書，年代約在公元7世紀。我們根據其中一件犍陀羅吐火羅雙語文書，解讀了這批文書。據文獻記載，小乘佛教法藏部以犍陀羅語為經堂用語。大乘佛教在印度和中亞興起後，受到統治階層的支持，小乘佛教徒不得不流亡錫蘭、東南亞和塔里木盆地。玄奘《大唐西域記》説龜茲佛教屬於小乘教説一切有部，而龜茲直體佉盧文書的發現，説明龜茲亦為小乘教法藏部的避難地之一。
佛教傳入塔里木盆地之後，西域諸國本地居民逐漸放棄土葬的風俗，死後火化，所以我們很少見到魏晉以後的西域古墓。不過西域諸王或高僧例外，死後建塔立寺。北魏高僧人宋雲西行求法途中訪問了塔里木盆地南緣的于闐國。《洛陽伽藍記》引述他的遊記説：于闐人“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蘇巴什佛寺西側發現一座塔式墓，上建佛塔，下建地宮，內置棺槨。從出土文物看，蘇巴什塔式墓的年代在魏晉時期（公元3世紀左右）。這種形制的古墓對西域乃至中原葬儀式都產生巨大影響，如樓蘭LE古城附近發現的魏晉壁畫墓，也是上塔下墓。北魏文明太后馮氏在山西大同所建永固陵，在陵前200米建一座周繞回廊的方形塔基遺蹟，顯然受西域佛教文化的影響。
龜茲綠洲有蘇巴什、克孜爾、庫木吐喇等佛寺，其中蘇巴什佛寺年代最早，始建於魏晉十六國時期。該佛寺坐落在銅廠河（庫車河）兩岸，總面積18萬平方米，以佛塔建築羣為中心，四周建廟宇、洞窟、佛塔、殿堂等。中外考察隊在蘇巴什佛寺遺址發現大批珍貴遺物，如繪畫舍利盒、犍陀羅風格的佛像模具、彩繪木棺、彩繪陶罐等。從時間看，鳩摩羅什當年就在蘇巴什佛寺傳教。
5世紀中葉，龜茲為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國控制。5世紀末，龜茲一度隸屬於中亞強國嚈噠。不過，龜茲先後遣使於北魏、北周和南朝的梁朝。為了和中國爭奪市場，波斯、疏勒、高昌、龜茲等國相繼開發出風格獨特的絲綢產品，如吐魯番文書提到缽斯錦（波斯錦）、疏勒錦、高昌錦和丘茲錦（龜茲錦）。關於龜茲流行的絲綢品種，《舊唐書•音樂志》記載：“《龜茲樂》工人皂（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靴……”從龜茲舞蹈家的戲裝看，龜茲國流行黑色絲頭巾、深紅色織錦長袍、袖子用彩錦。據吐魯番文書《北涼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舉錦券》記載，龜茲錦採用“綿經綿緯”法織造，“長九（尺）五寸，廣四尺五寸”。吐魯番文書進而披露，公元5世紀龜茲人創造的“黃地丘茲中錦”在西域頗受歡迎。高昌織工大肆仿造，生產出“高昌所作黃地丘茲中錦”。
早在鳩摩羅什時代，龜茲就流行大秦錦，而敦煌和吐魯番發現的拜占庭風格的織錦往往採用菱格紋。公元6～7世紀，粟特藝術傳入龜茲，拜城克孜爾石窟上就繪有粟特藝術風格的聯珠紋含綬鳥壁畫。因此庫車出土的黃地菱格紋含綬鳥紋錦當是中國、粟特、拜占庭三種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養蠶技術來自中原文化，含綬鳥紋來自粟特文化，而菱格紋則來自拜占庭文化。這為我們瞭解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又一實例。
隋代，龜茲臣屬於西突厥汗國。大業十一年（615年），龜茲遣使入朝。唐代龜茲國都仍在延城，但改稱“伊邏盧城”。唐初，龜茲與唐朝有交往，名義上附屬於西突厥。7世紀初，玄奘西行印度途中訪問過蘇巴什佛寺，當時龜茲正在西突厥統治下。《大唐西域記》將銅廠河兩岸的蘇巴什佛寺稱為東、西昭怙釐大寺，並描述説：“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照怙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為勤勵。東昭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八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
唐貞觀十八年（644年），唐軍攻焉耆，龜茲與焉耆聯兵相拒。648年，郭孝恪率唐軍擊敗龜茲，都護府從吐魯番交河城遷至龜茲。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蘇定方在碎葉水平定西突厥，將安西都護府治所遷回高昌故地。次年唐將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都城，下設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龜茲開始成為唐王朝統治西域的中心。龜茲名剎庫木吐喇千佛洞主要是這個時期開鑿的，所以該石窟寺有大批漢文榜題。
唐軍還在龜茲構築了大批中原風格的古城。今新和、沙雅兩縣交界荒漠中的通古孜巴什古城周長960米，四角均有向外伸出的垛牆或角樓建築，現呈圓角方形，牆垣外附有馬面建築，南北牆垣的中部各建甕城門一座。城內泛鹼，有多座紅柳沙丘，地表散露出夾砂紅陶、琉璃釉陶的缸、甕、罐、缽、盆，鋪地的方磚、殘銅、鐵、石等。歷年出土的可供斷代的遺物主要有陶器、錢幣、織物和漢文文書等，以及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建中通寶、大曆元寶等諸多唐代錢幣。
公元7世紀，吐蕃南下西域，大食（阿拉伯帝國）又東進中亞。唐朝與吐蕃、大食激烈爭奪西域，多次被迫放棄龜茲等四鎮，直到武則天長壽元年（692年）才恢復。此後百年之際，安西都護府得以穩定在龜茲，直到唐德宗貞元六年（790年）前後為吐蕃攻佔。值得注意的是，通古孜巴什古城內東北隅曾發現窖藏錢幣，一次出土約3000餘枚，包括大曆元寶、建中通寶，以及少量開元通寶、乾元重寶、“中”字錢、“元”字錢等。于闐最早是在貞元六年後被吐蕃攻佔，西州是在貞元八年（792年）陷落，安西約在貞元八年之後陷蕃。據王永生考證，大曆元寶、建中通寶及其別品“中”字錢、“元”字錢等是唐朝安西都護府為堅守西域，於大曆、建中年間（766~783年）在龜茲地區鑄造的，並非私鑄，流通範圍僅限於當時安西守軍主要控制範圍，即龜茲及其附近地區，主要是供當地駐軍使用。
北宋伊始，高加索人種的龜茲人被蒙古人種突厥語系的回鶻人逐漸同化。回鶻人就是今天新疆維吾爾人的祖先，起源於蒙古高原北部娑陵水（今蒙古國北境色楞格河），漢魏史書稱“丁零”、“鐵勒”或“高車”。突厥魯尼文碑銘稱“九姓烏古斯”，相當於阿拉伯地理文獻的“九姓古斯”以及漢文史籍的“九姓鐵勒”或“九姓回鶻”。744年，回鶻可汗取代突厥汗國建立新王朝——回鶻汗國。安史之亂爆發後，回鶻可汗曾經出兵，入朝靖難。
唐開成五年（840年），回鶻國都哈剌巴剌哈遜為北方遊牧人黠戛斯攻破，回鶻人被迫分三支西遷。其中，十五部落投奔中亞草原的葛邏祿，北宋初年與葛邏祿人共建黑韓王朝（或稱喀喇汗王朝）；另一支投安西（今庫車），史稱“龜茲回鶻”，龜茲綠洲開始了突厥化的進程。北宋真宗鹹平四年（1001年），龜茲安西大都督、回鶻可汗祿勝派遣樞密使曹萬通奉表至宋朝。據11世紀馬哈木德•喀什噶裏在巴格達所撰《突厥語大詞典》，信仰佛教的西州回鶻與信仰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的分界在龜茲西境。
元代在龜茲設“曲先塔林元帥府”，元帝崇尚伊斯蘭文化，元以後龜茲佛教文明漸被伊斯蘭文化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