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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年齡稍長的，出生以來就受日本軍閥的欺凌和侮辱，我們參加軍隊的責志，就是祭拜倭寇湔雪恥辱，今天，我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1945年8月18日，湖南懷化芷江機場，中國軍方首次就日本投降開會，打了8年仗的第4兵站區副司令鄭希冉少將，禁不住熱淚盈眶。
16日通知岡村寧次到芷江洽降，18日中方開會部署場地，21日日軍代表就要到場，時間緊迫。
如何接待，如何住宿，降書的準備、洽談的內容……一系列的問題要兩三天內全部敲定。
而且一切都是新問題。
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他國前來投降的場景，如何恰當地開展受降工作，未有先例可循。
這一時難住了這些戰場上的將士。
為了穩妥，他們特向美國借來德國向盟國投降的紀錄片，由重慶國際電影院為他們放映，才知道個大概。
影片中，德國雖然戰敗，但戰勝國在對待德國的使節和代表時，從個人人格上還是給予了充分的尊重。
這就為中國優待日軍使節提供了模板。
基於這樣的考慮，抑或有更深層次的深謀遠慮，21日，中方在對待前來洽降的今井武夫一行人時，給足了關懷。
今井武夫，是侵華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參謀長。
此次前來芷江機場，是作為岡村的代表，在岡村正式簽字投降之前，先行來中方軍營，就投降工作細節和準備工作進行洽談的。
戰後的回憶錄中，他對中方給予的善意感到意外，稱“敵軍的態度令人懷念”“深深感激”。
那麼，中方究竟做了什麼呢？
從21日到23日，今井一行在芷江機場住了三天兩夜，如何確保他們的安全是中方首先考慮的問題。
芷江機場外的東邊，是中美空軍聯隊基地的宿舍，那裏交通方便，設施周全，全磚造平房也是高大上，是洽降的最佳場所。
稍加布置，簽字室、中方將領居所、日軍代表住處、警務室等，就很快分配好了。
今井一行住其中一處單獨的房屋，那裏曾是空軍基地司令官的住所。
中方知道日軍有泡澡的習慣，宿舍中就給他們裝了浴盆，生活用品，也一應俱全。
後來，今井入住後提出想穿木屐，中方沒有準備，忙給他拿來一雙新布鞋。
早上起牀後，他們提出要出來遙拜天皇，中方也充分尊重他們的習慣，讓他們自由活動。
這些細節無不彰顯中方的誠意。
有人説在這裏怎麼會有故友？
有的。
只要想有，這個真的可以有。
今井住下的第一天就驚喜地發現，這裏有幾個老朋友。
一個是陳應莊，8年前他入侵北平時，陳在當地當新聞記者，採訪過他，而且他是日本留學生。
還有陳昭凱，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留學生。
他們二人都是少校，專門負責接待今井住宿。
第3個老熟人，是擔當翻譯的王武上校，也是日本陸士學生，而且當年考學時，今井是他的主考官。
還有今井直接對接的主任參謀，鈕先銘少將，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鈕傳善的兒子，今井在北平時“最要好的朋友”。
有這些熟人相伴，又是校友又是故知，今井自然心理放鬆很多。
不過，經過2天的相處，今井這個參謀敏鋭地發現，這些人並非偶然在這裏與他不期而遇，而是為了照顧他，中方進行的特意安排。
2個月後，他在南京正式投降現場獲悉，原來陳應莊、陳昭凱是少將和上校，不是少校，中方安排他們在芷江機場照料今井，是臨時任務，而且為完成這個特殊任務，故意暫時對他們降了兩三級的軍銜。
這個極為用心的安排，讓今井再一次充滿深深的感激。
芷江洽降，用的是長桌白布，中日雙方代表各自一排，面對面落座。
對這個細節，當初是有異議的。
今井聽上述老熟人説，中方本想用圓桌代替方桌，以使現場日方不那麼具有壓力感，但會前美方出來干涉，匆促之間改為了長桌。
面對面會談，“日本留學生出身的人為此不滿，認為美國人不理解東洋道義。”今井在回憶錄中説。
有無桌子方圓爭議暫且不説，中方校友對今井説出這番話，已經大大寬慰了今井的心，令他內心熱乎乎的了。
事後，這些校友還告訴今井，“儘管日本是戰敗國，但（今井）順利完成了任務，且沒有損於他們留學過的日本的軍人的體面，使他們本身也覺得很有面子，因而還相互擁抱流淚呢。”
這個匪夷所思的細節，不知是今井編撰的還是意淫的，為了説明中方對他們的真誠相待，回憶錄中所述，多少讓人有點難以置信。
民國的記者還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且敢於發聲，敢於報載，敢於為民直言。
也就是因為這，當時中方軍營下了一道命令，沒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批准，一律不得進入宿舍採訪。
當時的中外記者也是雲集芷江機場，今井在洽降協議書上簽字的照片，也是傳遍了全國全世界，現場過程記者也是生動描摹，大幅報道了。
但今井卻在回憶錄中説，他在芷江三天兩夜，卻沒有見過一個記者。
他的意思是沒有接受過一個記者採訪。
原因很簡單，痛殺鬼子的民意洶湧，記者當面採訪有安全之虞不説，即便沒人刺殺今井，採訪時問個“投降了你為啥不剖腹”之類的問題，也會讓今井尷尬，給洽談帶來不確定因素。
所以乾脆徹底保護起來，只讓記者們拍拍現場照片，登出來寬慰一下民意。
總而言之，岡村的降使、戰敗國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8人，在芷江的三天兩夜備受呵護，“厚愛”一波接一波，讓他受寵若驚，甚至懷疑人生。
“我們作為使節，到敵軍陣營中去，早就做好了精神準備，認為遭受戰敗侮辱是理所當然的，根據情況生命發生危險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不料敵國軍人卻對我們洋溢着友鄰之愛，此時此地，越發增加我們的感激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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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王志廉《參與“芷江洽降”經過》，《今井武夫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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