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頓普京以及蘇聯情報界的一位前輩

德累斯頓普京以及蘇聯情報界的一位前輩

德國·德累斯頓

1985年,普京來到東德第二大城市德累斯頓,他的公開職務是萊比錫“蘇德友誼之家”主任,秘密身份是德累斯頓克格勃分站負責人。

在這座城市裏,居住着蘇聯情報界的一位前輩。他在英國坐了9年監獄,釋放後一直住在這裏。這位前輩的名字在蘇聯情報機構內部大名鼎鼎,普京對這個名字,對他的事蹟,以及他與蘇聯情報機構的恩恩怨怨,都不會陌生。

1949年9月3日凌晨4點,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羅斯科·希倫科特在睡夢中被電話叫醒,消息來自9600公里之外。美國空軍遠程檢測中隊報告,在蘇聯西北部偏遠地區上空檢測到放射性塵埃。樣品被送到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和英國原子能研究中心哈威爾實驗室,科學家們得出一致結論:8月26日至29日之間,蘇聯成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


1949年8月29日蘇聯首次核爆炸

比中央情報局預計的時間提前了十年,蘇聯怎麼做到的?

薇諾娜行動給出了回答這個問題的線索。這個行動是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合作的密碼破譯行動,成果之一是破譯了蘇聯情報機構的聯絡密碼。

1949年10月9日,即中情局局長希倫科特被凌晨電話吵醒後的一個多月,在馬里蘭州米德堡西部森林環繞的一幢大樓裏,有個人從計算機前抬起頭來,長舒了一口氣。他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一名破譯員,基於薇諾娜的成果,他剛剛破譯出蘇聯情報機構1945年發給駐紐約一名特工的一條密電,電文中提到了一位堪稱“無價之寶”的內線。

一週之後,這名破譯員又譯出一條密電,表明這位內線有一個妹妹在美國某所大學裏。接着,第三條電文又破譯出來,內容是要求這位內線提供“項目”的最新進展。

結合其他破譯的電文對比分析,“項目”指的是美英聯合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

美英兩國高度緊張了。

一名蘇聯內線,隱藏在“曼哈頓計劃”內部,雖然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但是,知道他有個妹妹,在美國一所大學裏。

是哪一所大學?是老師還是學生?

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了美國的所有大學,最終將目標鎖定在斯沃斯莫爾學院。這所位於賓夕法尼亞州斯沃斯莫爾小鎮的美國頂尖文理學院裏,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泰爾·富克斯的女學生,他們確定,她就是那位神秘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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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沃斯莫爾學院

調查顯示她的哥哥名叫克勞斯·福克斯,核物理學家,德國出生,猶太人,二戰期間為躲避納粹迫害逃到英國,1942年加入英籍,隨後進入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是“曼哈頓計劃”的核心科學家。美國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所採用的鈈彈向心聚爆觸發方式,就是他的研究成果。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試驗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福克斯就在現場。

福克斯在二戰結束後回到了英國,目前在英國原子能研究中心哈威爾實驗室擔任高級職務。

情況通報給了英國。但是,三條秘密截獲破譯的電文無法作為犯罪指證。英方還需要更多把柄。

軍情五處對福克斯進行了全方位嚴密監視。

在“曼哈頓計劃”裏,福克斯是分離鈾-235和鈾-238氣態擴散工藝的關鍵科學家;在蘇聯情報機構的秘密檔案裏,福克斯是被稱為“無價之寶”的王牌間諜。

這個時期,福克斯已經很少與蘇聯聯繫。他平時為人處事謹小慎微,很難找到什麼把柄。只發現福克斯駕駛技術相當糟糕,常常違反交通規則。但是,抓這個把柄搞點兒小名堂可以,要憑這個去指控間諜犯罪,還是離題太遠。

於是,威廉·斯卡爾頓出馬了,他是軍情五處的審訊專家,有“間諜捕手”之稱。他找個名義走進了哈威爾實驗室,和福克斯打起了交道。

一邊是老謀深算的反間諜專家,一邊是學者氣濃重的科學家。

福克斯雖然身處間諜案旋渦中心,但他根本不是一位經過專業訓練的職業間諜。他向蘇聯提供情報,不是為了金錢,不是因為脅迫,而是因為信念,完全出於自願。

福克斯在納粹德國的生活經歷使他對共產主義產生信仰,他深信只有在蘇聯幫助下才能戰勝希特勒,並且秘密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他聽到納粹德國正在研製原子彈的消息後,通過自己的一位朋友與蘇聯取得聯繫,開始把自己掌握的機密透露給蘇聯。

1948年9月下旬福克斯與蘇聯情報機構派來的聯絡員見面交接情報,兩人分手時,聯絡員遞給了福克斯一個裝着現鈔的信封,作為福克斯父親到英國的路費和他弟弟治病的費用。福克斯接過信封,沉默片刻後開口道:我看到一個材料説,“蘇聯情報部門總是盡力給那些向其提供情報的外國人錢,以便使他們從義務上覺得應該繼續為其服務。但是你們不必擔心我這個。相反,我拿這筆錢是為了向你們證明我的忠誠。”他接着問,信封裏裝有多少錢。聯絡員説200法郎,福克斯從中抽出100法郎還給了聯絡員。

多年後福克斯回憶道:“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一個間諜,我不明白為什麼對蘇聯保守原子彈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這樣具有難以想象的巨大毀滅潛力的東西,所有大國都應該有。一方倘若可以挾這樣的威力威脅另一方的話,我覺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國裏為所欲為沒什麼兩樣。我從沒覺得把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告訴莫斯科是什麼大逆不道的行為。我倒覺得不這樣做反而是不可饒恕的翫忽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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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斯·福克斯

福克斯給蘇聯提供情報,卻沒有接受任何情報活動的訓練,他也不肯學習無線電密碼以及微型相機拍照技術。他提供給蘇聯的資料要麼是自己複印,要麼是自己手寫。

他傳遞情報的手段也簡單得令人吃驚,沒有使用秘密投遞點,沒有使用任何間諜技術,情報全是明文寫成,他自己親手交給聯絡員。有個聯絡員曾經掃過一眼福克斯交給她的材料,“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號,而且寫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書沒什麼兩樣。”

福克斯對蘇聯情報機構安排的某些聯絡員不是很滿意。“他們……和我在一起時顯得很緊張。尤其是其中一個,不停地左顧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這種事上純屬外行。可像他這樣東張西望反倒會引起別人的注意,還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有個聯絡員拿到福克斯給的材料後,就塞到自行車座墊下面帶走。

以專業眼光看,這種交接情報的方法稚嫩到了極點。

再以專業眼光看福克斯,更是個情報活動的外行。一個職業間諜應該具備的反偵察、反審訊常識,福克斯一無所知。

一個外行遇上了斯卡爾頓這位專業級的“間諜捕手”,優勢劣勢一開始就註定了。福克斯與蘇聯關係的拐點也就此註定。

斯卡爾頓近距離與這位科學家接觸了一段時間後,他在福克斯身上找到了進攻的靶點。

之前,哈威爾實驗室內部安全官員已經按照軍情五處的要求,啓動了對福克斯的調查,對福克斯進行了數次詢問,但都一無所獲。

斯卡爾頓決定換個人與福克斯談談。他請出了實驗室的一位副主任,福克斯的一位摯友。

斯卡爾頓發現,福克斯對友情極為看重,對朋友非常誠實。

這位副主任按照斯卡爾頓的佈置,直截了當地詢問福克斯,有沒有給蘇聯提供情報這回事。他真誠地強調,如果福克斯否認指責,哈威爾實驗室的全體工作人員都會堅決站在他的一邊,維護他的清白。

斯卡爾頓看準了,讓福克斯對摯友撒謊,是件非常痛苦困難的事情。他這着棋走對了。

面對摯友的追問,福克斯難以啓齒,支吾了幾句後便啞口不語。“從那一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為了把這件事甩在腦後,我拼命工作。同時,也有一些有利的跡象。哈威爾實驗室的所有安全官員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絕再對我調查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來臨時,我腦子裏只閃過一個念頭:完了。”

英國警方公佈的逮捕理由有兩條:1、福克斯於1947年向不明人員轉交涉及核動力方面的機密情報;2、福克斯於1945年2月向美國的不明人員轉交涉及核動力領域的科研情報。

他的正直善良,成了攻破自己的缺口。

1949年12月,軍情五處開始正式審訊福克斯。

審訊室設在位於白廳的英國陸軍部大樓055號房間。福克斯對面坐着老謀深算的斯卡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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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情五處

“間諜捕手”詭計多端的審訊策略與技巧,遠遠超出了這位頂尖科學家的招架之力。

福克斯雖然一直向蘇聯提供情報,但是卻沒有去過蘇聯,在英美也很少能得到蘇聯的正面消息。

斯卡爾頓在審訊中,站在西方立場上給福克斯講述了蘇聯以及蘇聯與東歐國家關係的種種情形。結果,福克斯“產生了對蘇聯政策正確性的懷疑和嚴重的政治搖擺”,他得出了一個結論,“蘇聯違背了民主原則,蘇聯對人民民主國家的立場是錯誤的,他與蘇聯情報機構的合作也是錯誤的。”

斯卡爾頓還反覆向福克斯傳遞出一種信息:只要你坦白招認,英國官方一定會從寬發落,你還可以繼續在大學裏擔任教職,從事自己心愛的研究工作。

蘇聯情報機構根據多方面的信息研判後得出結論,福克斯在審訊中承認了向蘇聯情報機關轉交材料,並向英國人講出了他所知道的情報活動情況,包括聯絡員、聯絡次數、聯絡時間和方式。

擔任過福克斯聯絡員的一位蘇聯情報官員認為,福克斯“在政治方面是一個不夠成熟的人……他的全部供詞都不能解釋為出於惡意,而是政治上考慮不周。”

蘇聯方面對福克斯的感情與態度變得複雜了。此前,福克斯是蘇聯研製原子彈的頭號功臣,現在,他對蘇聯造成了某些損害,起碼對蘇聯在英美的情報活動造成了損害。

斯卡爾頓“從寬發落”的承諾當然不會兑現。福克斯最終被判處14年監禁,服刑9年後,他於1959年提前獲釋。

他邁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刻,肯定期望會有蘇聯官員前來迎接。但是沒有,走來的只有東德外交官。

蘇聯情報機構還在糾結當中。他們既感激福克斯的巨大貢獻,又對他的供詞不能釋懷。

據説在西方情報界,有一個不成文的72小時規則:一個間諜被捕後,應該堅持72小時不要交代,給自己的同夥留出逃亡的時間。

雖然在實戰中,這條規則的可行性與實際意義另當別論,但是,它承認了一個事實:間諜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間諜也有人性軟弱與無奈的一面。

何況福克斯,一位學究式的科學家,因緣際會與國際冷戰、與情報活動產生了交集。

福克斯被釋放後,拒絕留在西方從事科學工作,也沒有前往蘇聯,他回到了祖國,住在德累斯頓,擔任東德中央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並當選為德共中央委員。

他沒有留在英國,沒有讓西方繼續利用他在核物理方面的智慧與才能,這一點對蘇聯和東歐集團十分重要。

蘇聯對福克斯的感激還是佔了上風。1960年5月,福克斯出獄後的次年,蘇聯邀請他作為東德一個代表團的成員訪問蘇聯,並專門為他安排了20天的蘇聯旅遊,向他表達蘇聯的感謝之情。

訪問期間,蘇聯情報官員也與福克斯進行了深入交談,瞭解了福克斯在被捕、審訊和服刑期間的情況。

此後,蘇聯多次派遣官員專程前往東德探望福克斯,還向他頒授了蘇聯勳章。

1988年2月,福克斯在東德去世。

普京在東德

普京到達德累斯頓時,福克斯仍然健在。他們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了三年,兩人有過哪些交往,公開報道當然不會提及。但是,普京作為蘇聯情報機構德累斯頓分站的負責人,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裏,不可能不去探望這位近在咫尺的前輩。禮節性地拜訪,生日的祝福,病中的慰問,都是理所當然的。

同行相晤,絕不會止於禮節性泛談。一位尖端科學家充當情報員,進入對手的要害部位,傳遞出價值巨大的情報,最終被捕入獄,遭受了審訊中的內心折磨,遭受了來自為之奉獻的國家的懷疑與不信任。他的心境,他的感悟,年輕的普京中校應該有機會當面聆聽。

情報活動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情報員生涯的艱難與險惡,脆弱的人性與殘酷的情報活動的碰撞,在這位前輩身上都有活生生的體現。普京耳聞目睹,想必思緒難平。這一切,對普京日後從事情報工作,對他的視野與胸襟,對他的內心世界的豐富與強大,都會產生哪些影響,暇想起來,真是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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