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金百
古語云：“富不過三代。”這句話一提起，腦海中首先浮現的就是“敗家”、“坑爹”等一系列充斥着貶義而又反映當下現實的詞彙。誠然，驕奢淫逸確實是從古至今，致使富貴之家家道敗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除此之外，就再沒有其他原因“富不過三代”的原因了嗎？我們有必要找尋一下這富不得長久的另外真因。
“富不過三代”這一古語是從《孟子·離婁章句下》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衍生而來。但是，我們來看，孟子的這句經典語錄本意是：正人君子的美好品質，到了第五代子孫之時，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那麼明明是講品質，怎麼就“扯”到富貴上了呢？這是因為人們發現品質與財富之傳承，都很難代代延續，難免由盛轉衰。那麼為什麼保持如此之難？而那些消失的財富又哪去了呢？這還得從古代社會制度上扒一扒了。
上圖_ 嫡長子繼承製
一、先秦時期的嫡長子繼承製與戰爭侵略
在先秦時期，貴族與士大夫爵位與財產的繼承，基本遵循嫡長子繼承製。這個制度既能夠一定程度上保證繼承時的安全性，同時也可以保留住原本實力。
如此一來，除了嫡長嫡孫這一支之外，其他宗室就會離貴族越來越遠，基本上三代之後也就只剩下“貴族後裔”這麼一個所謂頭銜了，落魄自然不在話下，也就“富不過三代”。至於三代時期，貴族階層特有的特質與品質，也很可能會逐漸地與這些“貴族圈”之外的貴族後裔們越分越遠，“五世而斬”如此也。
有朋友可能會説，這不是還有一支人代代相承保住“富”了嗎？的確如此，因為在古代有一條不變的原則，就是“財富隨着權力走”。貴族有特權更有權力，財富自然掌握在這些人手中。
上圖_ 農耕社會的貧農百姓
二、對民間資本的強大壓制
上述的例子似乎只與上流社會有關，貧民百姓為什麼也“富不過三代”？看看“大一統”之後的個別制度，便可窺見一二。
雖然“有權就有錢”，但是畢竟還會有少部分財富留在了民間。普通百姓如果想在權力之外發家致富，基本上就兩條路：
1. 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經過幾代人的奮鬥與積攢，有可能達到一定程度的富有；
2. 從事商業。通過智慧與勤奮能夠更快地聚集財富，實現致富。
上圖_ 秦兩半（秦統一貨幣）
那麼在古代，君主對於民間財富的發展，態度又如何呢？
眾所周知，秦之所以能夠完成“大一統”，一個原因就是將法家制度發揮到了極致。而法家基本思想，或者説是基本原則之一，就是“重君而輕民”。體現之一，就是極力剝削民間財富而為國家或者説為君主所有。
在法家思想看來，人民富有是十分危險的事情，認為人民富有了就不會老老實實地聽君主的話，就有了敢於觸犯君主權威的資本。正是在法家這般極度偏激的思想左右下，秦王朝嚴厲打擊民間財富的發展。
對於勤勞耕作之家，強行推行“分家”制度。也就是説兒子娶妻成家之後，必須要從父親那分割出一部分財產，如此一代接一代的分割下去，自然很難“富得過三代”了。
上圖_ 漢代的豪門生活
秦亡漢替，原本在文景兩帝“無為之治”的大方針下，民間商業得到迅速發展，地方上出現了不少富庶大户。如果硬説我國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筆者認為可能也就是“文景之治”這一時期了。然而，武帝在位時期，為了加強中央財政收入，先後推行的“算緡”與“告緡”等一系列政策，強有力地將地方商業寡頭們收拾殆盡，順道也來了一次民間大搜刮，而寡頭們的私有產業也歸為“國有”。至於這種“國有化”其中之利弊，乃不言而喻，就不做贅述了。
在這樣政策指導下，民間財富完全被散沙化，確實有效地實現了普通百姓“富不過三代”的官本位夢想。而且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政策並沒有隨着秦漢王朝的滅亡而消失，相反卻被後世王朝奉為根本國策而發揚光大。直到甲午戰爭之後，迫於無奈的晚清政府才摒棄了國有壟斷的政策而鼓勵發展民營經濟。
上圖_ 明朝官員
三、對士族家族資本的有效限制
前文提及，封建帝王們致力於對民間財富的打壓，還有就是“財富隨着權力走”，其實此二者乃相輔相成之。帝王們想要實現打擊民間財富以達到斂財目的，就離不開官僚集團，這就給了官僚們貪腐的機會。因為有利可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官僚集團也確實展現了尤為多的熱情與積極性。再加之官僚階層原本的特權以及漢朝“察舉制”這一變相官僚世襲制度的實施，使得這一階層權力與財富迅速膨脹，甚至到了足以抗衡皇權的程度。
這一時期，官僚階層又稱士族階層，確實實現了“富過幾代”的逆向“非規律”之發展，而勢頭之強勁，這一階層儼然成為了新貴族。對於這一階層的尾大不掉之情形，歷經幾個朝代，幾位雄才大略的君王，都不能很好地彌補這個皇權統治下的大漏洞，直到中國歷史上真心最偉大的制度突破的出現與壯大，實現了這一問題的基本解決，這個制度就是科舉。
上圖_ 古代科舉考試分級取士詳解
科舉，起源於隋朝，發展於唐朝，而完善於宋朝。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些廣為人知的對於文化改變命運的詩句，都源自於宋朝。可以講我國古代知識分子地位之高，趙宋一朝可謂是空前絕後。
科舉制度不但為“窮人家孩子”，提供了一條改變命運的光明大道，更是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僚世襲這一政治弊端，從而起到了進一步加強皇權集中的目的，這是帝王們真正喜歡的。
當然，科舉之所以能打擊士族做大做強，僅僅是解決了官僚世襲問題，並沒有根除士宦特權問題。因為士宦特權是吸引知識分子為皇帝所用的籌碼，更是封建社會嚴苛等級制度的根本，這同時更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體制制度的根本原則之一。因此科舉只能為這一制度服務。
上圖_ 魏晉士族
既然世襲制度已經被打破，那麼能否延續甚至超越父祖輩的成就就得憑本事“考”來，因此那些官宦之家特別重視對子弟們的文化教育。以此寄希望於子孫後代能夠持續金榜題名，保持家族名望，這也促成了“家風文化”的形成，這對於君子品質的傳承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當然了，並非投資教育以及寄予希望就一定能夠達到目的，對於那些落榜，又紈絝之徒，致使家道中落，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原本的官宦之家“富不過三代”更並非鮮有。
同時，相對貧弱之家族，也可以舉全族之力，給予年少子弟們儘可能好的文化教育，期望期間終能出一二才子能夠光宗耀祖，從而改變家族命運。實際上“富不過三代”還有後一句，就是“窮不過五服”，這也是窮人為之奮鬥的原動力。
應該説，科舉被給予了太多，非擁有絕對特權階層人民的希望。
上圖_ 《明狀元圖考》
上圖_ 清代舉人官職牌
通過上文綜述，“富不過三代”與古代封建社會制度有很多關係，當然其中的個人因素也不容忽視。
然而另一方面，“富不過三代”也並非完全如此，由於特權階級在封建社會的持續存在，“富不過三代”的社會普遍規律並不適用於這類人羣。而更是由於不勞而獲的財富，使得這些特權階層逐漸淪落為社會與國家的蛀蟲，更成為了吸食民脂民膏的魔鬼。這也是封建王朝週期性轟塌原因之一。在筆者看來，這些都值得當代人乃至當今社會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