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宰相地位揭秘：白天上朝議政，晚上還要給皇帝當保安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遼闊的一個朝代，也是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作為一個起自草原的政權，與傳統的漢族王朝不同，進入中原後，元朝的政治制度設計仍保留着較多的遊牧民族家產製色彩。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由成吉思汗一手創立的“怯薛制度”。

怯薛軍的由來

怯薛是蒙語“keshig”的音譯，意為“輪番宿衞”。怯薛最早即源自鐵木真身邊的“那可兒”——鐵木真稱汗後，出於壓制乞顏部貴族和對外征戰的需求，建立了自己最早的怯薛組織。1203年，鐵木真在遠征乃蠻部前夕，專門挑選了八十名親信那可兒充當宿衞，七十名那可兒充當散班，又在那顏貴族子弟中挑選了一千名戰士組成護衞部隊——這就是怯薛軍的前身。

在大蒙古國建立後，怯薛擴充至萬人，正式成為蒙古大汗的近衞親軍。

元朝建立後，怯薛的地位進一步提高。由於天下逐漸平定，主要由蒙古軍事貴族子弟組成的怯薛自然更加沒了上前線的機會，而逐漸轉變為擔當皇帝近侍以及宿衞警戒等職責的部隊。

怯薛：由親軍到貴族官僚集團

但你如果以為怯薛只是一隻普通的近衞部隊，那你就錯了。事實上，在元朝建立後不久，怯薛就已經由一名單純的大汗親兵蜕變為一個貴族官僚集團。怯薛實際上代替了大部分傳統漢族王朝中宦官的職責，根據《元史·兵志二》中記載，除了宿衞警戒以外，怯薛還負責掌管天子的冠服、弓矢、飲食、文書、車馬諸事，有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扎裏赤、必闍赤、博爾赤、兀剌赤、沃倫赤、速古兒赤等名。

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因為得以時時近身侍奉皇帝，怯薛也就順理成章有了大量預聞朝政的機會。陪奏的執事怯薛則是御前奏聞的當然成員。怯薛近侍不僅負責在奏事時進行警衞，而且負責對大臣的上奏事先“關白”或記錄奏事內容，其重要性甚至超過省院台的大臣。

聽上去也很像是歷代那些個權宦的作風是嗎?但與漢族王朝的宦官不同，怯薛參政那是名正言順的。由於怯薛制度中濃厚的人身依附色彩，元朝皇帝對怯薛出身官員的信任要遠高於其他一般臣僚。在聽取大臣上奏時，往往要諮詢他們的意見以定奪。

最能體現這種“特殊對應”的，是怯薛近侍可以徑直密奏、隨時獻計，或代其他大臣越過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直接奏請。這種在傳統漢族政權中被看作“越權犯上”的舉動，卻被蒙古君臣看作是怯薛的天然義務，不以為忤。

在元朝政治的實際運行過程中，是怯薛集團主導了帝國政令的上通下達。這種權力並不由他們在“漢法”體系下的正式官稱決定，而是被他們的怯薛身份所賦予。怯薛貴族對這一點也透亮得很，所以才會“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於內庭，則執其事如故”。

這是因為他們深知自己手中權力合法性的來源，所以這種在中原傳統觀念看來“有辱斯文”的規定，不僅不令他們覺得羞辱，反而在其看來恰恰是一種“聖眷不衰”的體現。畢竟這種端茶送飯、值崗站班的“賤役”不是誰想幹就能幹的——“非甚親信，不得預也”，一般人還沒資格呢！

有元一代，最重根腳

怯薛的“貴盛”還體現在他的家族世襲上。元代入仕有三條路：第一是根腳，第二是科舉，第三是吏進——科舉和吏進兩途是為那些被排斥在世襲貴族集團之外的漢人以及中低層色目人預備的，而“根腳”便是怯薛集團入仕的當然途徑。

在元朝，“凡入官者，首以宿衞近侍”，怯薛出身者官途之順暢，可以説是羨煞由其他兩途入仕者——元制，由儒吏兩途入仕者，依例可從八九品輾轉升遷至正三品，正三品以上官職則非經皇帝特旨不得升遷。而怯薛出身者從入仕之初就是經由皇帝特旨授官，不受中書省管轄，不受慣例、法律約束；在品秩上，普通怯薛起家也也至少是七品，在怯薛中有官職者則是五品起，甚至有從二三品起家者——也就是説，對於金字塔尖的那部分怯薛貴族來説，他們的起點便是絕大多數普通官僚終其一生也無法企及的天花板——這其中作為代表的，就是三大怯薛長博爾術、博爾忽以及木華黎的後裔們。

作為蒙古建國的“四傑”，博爾術等人一生跟隨成吉思汗東征西討，不僅為大蒙古國的建立和開拓立下汗馬功勞，更與成吉思汗結下了無比深厚的君臣情誼。

因此在對他們的封賞上，成吉思汗也絲毫沒有吝嗇——不僅讓他們享有“犯錯九次不罰”的特權，更令其家族分領三大怯薛，世襲三大怯薛長之職。

作為居於元帝國社會頂層的“大根腳”，三大怯薛長家族中的嫡系子弟，初任官職最低也是正三品，多數一入朝廷直接就是二品甚至一品，最後也均能官至正一品，位極人臣。木華黎家族三代五宰相，博爾術家族、博爾忽家族兄弟入相······

少年拜相一步登天的也並不罕見：例如木華黎的玄孫安童十八歲即被忽必烈任命為中書右丞相；安童之孫拜住二十三歲任中書左丞相，二十五歲任中書右丞相；博爾術之孫玉昔帖木兒三十三歲為御史大夫等。有學者曾統計，三大家族子孫中的四分之三以上承襲世爵或官至三品以上，最終官至一品者亦高達15%。

作為帝國官僚體制的頂點，元代宰執中出身怯薛者佔比達到九成；而在地方上，行中書省和行御史台中關鍵職位也多為怯薛集團所把持。可以説，從中央到地方的元朝政府機構，實際上是被怯薛貴族們一手操控的。

成也怯薛，敗也怯薛

權勢滔天的怯薛集團，甚至在帝國最為敏感的“天子廢立”事宜上，也多有干預。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南坡之變”。

南坡之變的本質是既得利益集團為了阻撓改革而實施的一場宮廷政變。這場宮廷政變的直接目標，正是改革的主導者：元英宗碩德八剌。

元至治二年，剛登基一年的英宗皇帝迫不及待開始着手新政的實施。這些改革的措施包括：

大量蒐羅啓用儒臣；

行助役法，減輕農民負擔；

召集大臣彙編審定法律條文，頒行八十八卷本《大元通制》，革除以往“同罪不同罰”的弊病，澄清法制；

懲治腐敗，打擊鐵木迭兒餘黨。

鐵木迭兒是怯薛出身的權臣，歷仕五朝，仁宗時即專橫跋扈、貪贓枉法但因為太后答己的偏護，皇帝始終未能治其罪。直到鐵木迭兒、答己先後死去，英宗才敢放開手腳對其黨羽下手—— 從至治二年底開始，元英宗陸續下令處死了鐵木迭兒之子八思吉思、追奪鐵木迭兒官爵並抄沒其家產，將其所犯罪行公之於眾。

這一切都使鐵木迭兒的義子、兼領阿速衞的御史大夫鐵失感到驚懼惶恐。在輾轉尋求赦免無果後，他聯合宣徽院使鎖南、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典瑞使脱火赤等人，於至治三年八月五日，趁元英宗與丞相拜住自上都返回大都，途經南坡店宿營的當晚，以當值的第二怯薛為內應，從容闖入英宗大帳，手弒君王。

這場運動的本質是利益遭到新政措施影響的怯薛集團對改革派的反擊與報復。這場政變中，本應擔負保衞職責的當值怯薛不僅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對叛軍的行動視而不見，其中甚至有人親自參與到了這場弒君行動之中只要動了怯薛貴族們的蛋糕，哪怕貴如天子本人，也難逃一死。更諷刺的是，與英宗一起主導這次改革的宰相拜住本身也是怯薛長，只因當日並非由其掌管的第三怯薛當值，所以也只能被一道屠戮。

由此可見，怯薛作為一個根深蒂固的貴族官僚集團，其意志並非由某一人操控，而是根植於整個集團的既得利益。任何進步的改革都勢必會動到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所以怯薛貴族不惜背上弒君惡名也要阻撓這場改革，也就是題中之義了。

正是由於怯薛集團的保守性，元朝的漢化改革進程屢屢被迫中止——在某種程度上，“漢化程度不足”正是元朝“無百年之運”的主要原因。可以説，本來被元朝統治者寄望“以內製外，居重馭輕”的怯薛軍最終反而成了元朝衰亡的加速器。這大概是一手建立起怯薛制度的成吉思汗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