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改旗易幟”的張學良，追隨南京國民政府的國際反蘇路線，並聽信幕僚“蘇聯有大饑荒，人民奄奄待斃，對於共產黨政權極度不滿，歐美各國對於蘇聯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發難，共產黨必倒台。中國若能趁這個機會將中東路主權一舉收回，不但蘇聯此刻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贊成中國的行動。”
1929年5月27日，哈爾濱特區警務處長米春霖接到密報，指稱“蘇聯將在哈爾濱領事館召開遠東黨員大會”。張學良密電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派軍警搜查蘇聯駐哈爾濱使館，逮捕蘇聯駐哈總領事，同時封閉了中東鐵路蘇聯職工會，並強迫中東路蘇方正、副局長停職。29日，張景惠又下令封閉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蘇聯領事館。張學良這一公然違反國際公法的行為，激怒了蘇聯政府。31日，蘇聯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釋放其在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人員，同時向邊境地區增加兵力，準備在外交交涉失敗時訴諸武力。“五二七事件”的爆發，成為“中東路事件”的開端。
針對蘇聯方面的軍事壓力，東北方面也採取了強硬態度，針鋒相對地積極備戰，並採取了武力收回中東鐵路主權的行動。但中蘇雙方裝備懸殊，而東北軍 “以東北一隅之力，對抗俄頃國之師” ，南京政府卻未發一兵一卒出關協助，以致傷亡慘重。張學良只能與蘇聯和平談判，無條件同意恢復中東路原狀。不合時宜的時機和方法，造成了蘇聯人的懷恨，而在幸災樂禍的日本人面前，又過早地暴露了東北軍的弱點。
張學良本人也根本沒有想到會敗，他後來在《張學良自述》中承認：“那時，我自不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許多年後，據為張學良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説有了事，推卸責任。
【來源：撈史倌】
聲明：轉載此文是出於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註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作者持權屬證明與本網聯繫，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郵箱地址：[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