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熱烈支持戰爭，即使意識到戰局不利後仍然站在軍國主義一邊，高呼“一億玉碎”的瘋狂口號。
後人以為，知識分子應該是抵抗戰爭的狂熱和非理性的最後堡壘，可是，這一代日本知識分子幾乎都渾身塗滿了恥辱的污泥。
“偷襲珍珠港”成功的消息傳來，日本各地的公園裏民眾集會歡慶，飯店裏客人們舉杯祝賀，大街上的陌生人也相互道賀，東京皇居外的廣場上則擠滿了跪在地上感謝天皇的人羣。日本國民就像吃了致幻劑一樣，沉迷在勝利的狂歡之中。
後來人們回頭看，才知道這是多麼可笑，多麼悲哀。本來，自從4年前爆發日本侵華戰爭以來，經濟狀況越來越差，貨架上的商品越來越少，不得不對顧客實行限購。
政府提倡節約運動，宣揚“奢侈是敵”“真正的日本經不起放縱”。後來食品也出現了短缺，家庭餐桌上的米飯口感乾澀，難以下嚥。“偷襲珍珠港”意味着中國戰場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日本又多了一個強大的敵人。
只要思維正常的人都知道，這是更大災難的開始。可是在當時，支撐民眾思考的材料來自經過“審查”和“自我審查”的報紙和廣播，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
一旦人們只能接受違背事實的信息和違背常識的説教，認知必然被扭曲，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事實上，保持常識的人還是有的。他們要麼厭倦導致生活水平下降的戰爭，要麼擔心自己的家人可能被送往戰場。
當然，絕大多數民眾很容易被政府和媒體的宣傳牽着走。就像古斯塔夫·勒龐
所以，“烏合之眾”將希望寄託於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知道一切都要經過自己的思考和辨別，不能盲從。確實，普通民眾不由自主地被時代風浪裹挾其中，載浮載沉，讀書明理的知識分子應該洞見風浪背後的猙獰真相，至少獨立思考，不追趕潮流。那麼，在那樣的歷史時刻，日本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認識“偷襲珍珠港”的呢?
歷史被創造出來
12月8日夜，我和既是同事又是文藝評論家的寺岡峯夫一起，在因燈火管制而一團漆黑的銀座大街上，一邊興奮地大聲説着話，一邊走着……(第二天早上）給許多作家發出約稿信，希望他們以“戰鬥的意志”為題給雜誌寫稿。
沒有一個作家拒絕我的約稿，我對自己的編輯計劃亦沒有半點兒懷疑。這是戰後一位編輯的回憶。此前，他和文藝界的朋友們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一直抱有抵抗的意識，可是“偷襲珍珠港”卻讓他們的思想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我們一夜之間彷彿自我麻醉一般，丟掉了抵抗意識，被一種聖戰意識牢牢操控”，“這以後，我們的手便漸漸地齷齪了……”。
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作家拒絕他的約稿。也就是説，那麼多作家都和他一樣，站在軍國主義一邊。一位文藝評論家的文字，反映了當時作家們的典型心理反應——向英美宣戰的消息公佈了。
這隻能説是順理成章的結果。我還記得戰勝的捷報在胸中鳴響。這是何等巨大的構想和圖景啊。突然美國英國變得渺小起來。如我們這樣有着絕對可以信賴的皇軍之國民多麼幸福啊。而今，日本真是偉大的國家。這位評論家名叫青野季吉，戰後曾任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
早年他參加日本共產黨，1938年因為“人民戰線事件”被捕，轉變立場後保釋出獄。“轉向”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案底”的，在有形和無形的壓力下，青野季吉發表上述言論，或許可以理解。可是那些並無這樣壓力的作家們，也同樣為戰爭而歡呼。請看下文：
光榮的秋天終於來臨了。我們的帝國直至開戰的堂堂正正的態度，時至今日才終於可以領悟的政府方針政策及步驟的周密性，特別是開戰便傳來的輝煌戰果，都是令所有國民感到心中歡喜的事態。此時此刻乃一億國民再生之日。
而且，這心情並非外部強迫使然，如前所述，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促使我們自然而然於胸中升騰起這般感情。我們懷着這樣的感情，守候在天皇陛下身邊，我們時刻等待着被召喚，準備着盡卑微之力，化作盾牌保衞陛下。
。。。。
這篇名為《光榮之日》的文章，是文藝評論家河上徹太郎在開戰第二天一氣呵成寫就的。文章刊登在1942年1月出版的《文學界》上。它不僅是其個人體驗，而且也代表了更為廣泛的日本知識階層。
青野季吉
在戰時，報紙雜誌受到嚴密監控，不可能發表反戰言論。這些文字或許不能反映知識分子們的真實思想。且看作家們在日記裏如何記錄自己的認識：時年59歲的齋藤茂吉是日本20世紀著名的詩人，他在目記中寫道：“我年邁的熱血正煥發新生！…我們襲擊了夏威夷！”36歲的小説家伊藤整則在日記中寫道：“幹得漂亮，日本的戰術就像日俄戰爭時一樣令人稱道。”
創造這種意義是我們的工作
1941年11月26日，四位京都學派的學者舉行了一個名為“世界史的立場與目本”的座談會。這是一次臭名昭著的座談會，因為它“創造”了這場戰爭的“意義”。與會者自覺地肩負着“創造這種意義是我們的工作”的神聖使命，聲稱在此動亂的世界中，日本才是“世界史的中心”，日本要通過戰爭引領世界史。
座談會的宗旨是，討論知識界如何應對剛剛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希冀以此次討論會掀起一場精神革命，建設“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
他們認為，日本的最大病患，就是過分吸收西歐近代文化和制度而滋生出了毒素。在被近代“污染”以前的日本，古代信仰和以儒學為代表的來自亞洲大陸的“東方精神”渾然融合成了美好的傳統，雖歷經風雨，但仍在文化、社會、政治等各個領域中保存下來。現在要去除近代的“污染”，必須回到“純粹的”日本精神傳統當中去，要通過日本傳統開闢新的道路。
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太平洋戰爭有其“世界史的意義”，這場戰爭的抵抗性大於侵略性。太平洋戰爭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亞洲，使其不再受西方操縱的現代主義壓迫，重新恢復亞洲社會的和諧。
思想工作是整個戰爭的一部分，應為進行得如火如茶的“聖戰”盡一番力量。其現實目的，就是要打倒以英、美、法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諸種意識形態，助力日本、德國、意大利等軸心國的“世界新秩序”建設，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提供理論支撐。
為了抵抗極權主義，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必須站在擁護“近代”一邊，可是許多人卻站在“近代”的對立面，與法西斯主義同流合污。無論知識分子還是政府都大聲疾呼，要求全民拋棄墮落無恥的腐化生活方式，用犧牲精神取而代之，稱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
諷刺的是，當他們聲嘶力竭地喊出“超克近代”的口號時，西方的潮流、品味及習慣已深深打進日本社會，無法割棄。口號雖然叫得震天響，但要打仗，則必須倚賴“近代”的“理性科學”以生產飛機，也要用它來應付生產及戰場上的各種需要。
從“偷襲珍珠港”開始，這場戰爭持續了4年。深受其害的民眾之所以默默忍受，除了暴力機關揮舞恐嚇大棒，意識形態也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而後者恰是知識分子們的“功勞”。他們發揮特長，以自己的“專業”和“學術”對戰爭進行合理解釋和辯護。他們或是著書立説，或是發表演説，到處宣揚這場戰爭是“偉大”的“聖戰”。
那些現在看來荒誕不經的説辭，在當時的社會上，特別是在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青年知識分子從心裏説服自己支持和參加戰爭的根據，因為“愛國”“民族”“國家”“特色”等意識形態神話都是知識分子所喜愛的。
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知識分子也嗅到了戰局越來越不利。可是，他們不敢揭穿真相，依舊隨聲附和。
評論家清澤測在1944年3月的《黑暗日記》裏寫道：“他們（知識階層)清楚地知道事態不妙，反對東條內閣——他們是一些兩個人在一起時大談悲觀論，四五個人在一起時説這樣下去很危險，而十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就高唱應以一億玉碎的精神共赴時艱之徒，其內心是悲觀的。”
當然不能説，在戰爭期間，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同流合污。有些人為逃避現實而投入到藝術工作及非政治性活動中，少數異議者企圖躲過言論檢查，發表其批判性看法。
但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熱烈支持戰爭，即使意識到戰局不利仍然站在軍國主義一邊，高呼“一億玉碎”的瘋狂口號。後人以為，知識分子應該是抵抗戰爭的狂熱和非理性的最後堡壘，可是，這一代日本知識分子幾乎都渾身塗滿了恥辱的污泥。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那些知識分子的荒誕言論，不僅是為了説明知識分子一旦喪失價值觀、放棄理性後會多麼可笑，更是為了警醒世人。因為在追趕型的後發國家裏，尤其是在經濟上崛起的新興國家裏，也經常有知識分子躍躍欲試，有些人甚至在暗暗抄襲上述知識分子的“成果”，只不過把日本換成別國而已。
而一個知識分子不止是一個讀書多的人。他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能力。必須為追求觀念而追求觀念。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有價值的反對者。批評他所在的社會而且反對現有的價值，乃是蘇格拉底式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