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倡黃老到獨尊儒術，看漢朝統治意識形態的轉變原創
歷史龍元閣
12小時前
漢王朝初設時幾乎全盤繼承了秦王朝的那一套制度文化，畢竟秦朝在那時所設立的種種制度無疑是非常不錯的。但是秦朝因暴政而被滅的教訓就在眼前，漢王朝肯定不能重蹈覆轍，更何況，漢王朝是繼秦之後建立的新王朝，舊的套新的豈不是格格不入？新王朝自然是要有一番新氣象的，所以對於秦王朝所大肆提倡的“法家”在漢朝就不能在表面上那麼大肆鼓吹了。
還有就是當時的社會狀況，《漢書·食貨記》有記載：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所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可見從秦至漢，戰國羣雄紛爭、秦朝的農民戰爭、伐秦戰爭、楚漢之間的爭雄，這些長期的戰爭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極大，可謂是民不聊生。
這新建的漢朝，經過了長期經濟的衰退和社會的動盪，百廢待興，它需要的是一種放任，自由的經濟措施來維護社會的穩定。
正所謂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難，此時黃老之學最早的提倡者陸賈就對劉邦説：“陛下雖然是在馬上得的天下，但不能在馬上治天下，治理國家，應該文武並用，才是長久之計。”
劉邦覺得很有道理，然後就讓陸賈總結秦亡的經驗教訓用以借鑑，而陸賈在此基礎上又根據黃老思想並結合了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寫了一本名為《新語》的書，向漢高祖劉邦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
自此，既適應當時社會環境的需要又符合漢初統治者需求的新的治國理念“黃老之學”就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黃老之學在以道、法為主的同時，又兼採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它可以很好地讓秦朝的制度文化在漢朝實行，法家思想也在以另一種形式悄悄地活躍着。畢竟從黃老政治的實際情況看來，黃老之學是一種帝王術，它本身就是對秦王朝暴力政治的一種糾正，是一種較為温和的法家治國手段。
黃老之學兼容幷包，認為“貴清靜而民自定”，“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主要就是讓統治者“無為而治”，掌握政治要領即可，不要作過多的干涉，讓百姓能得以休養生息，讓社會經濟能得以恢復發展。
所以在漢初極端凋敝的社會經濟狀況下，初期的統治者們大都樂於無所作為，採取以黃老思想為主導的“寬緩”政策，實行了一系列的“休養生息”的政策，這些對漢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生產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更有漢相曹參向惠帝提出的“與民休息”政策讓“黃老之治”聞名於天下，呂后、文帝和景帝等都對黃老之學頗為推崇，由此也帶來了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據記載，文景時期庫房中串錢用的麻繩都已經腐爛了，錢卻還未用，足見當時社會的富足。
不過漢初統治者們的“無為而治”雖然對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有着極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長期的“無為而治”卻也讓各種社會矛盾逐漸暴露。
黃老之學缺乏進取精神，它是“不夠積極”的。社會的發展應該是要積極向上的，而黃老之學卻是很難調動全社會的積極因素。在黃老之學長期的影響下，漢朝的不止政治上出現危機，社會風氣也每況愈下，當時的社會是這樣的：社會的上層，中央對諸侯是任其發展，無為而治的態度，導致諸侯王與大商人勾結，勢力越發膨脹，威脅中央政權；在社會的下層，大商業主投機牟利，豪強兼併，不利於社會穩定；對外患，面對匈奴等少數民族的侵擾，缺乏強有力的對抗措施。
畢竟社會在不斷地發展，那麼社會制度也應該順應社會的發展而做出相應的改變或者改革。
但是從舊的到新的轉變總是坎坷的，儒術的提出在文景時期就已有所顯現，其中就有力主改革的賈誼、提出削藩的晃錯和與黃老派學者辯爭的轅固生等儒家學者，不過都被黃老學派的人和諸侯王勢力打壓。雖然他們被打壓，有的甚至喪命，但是他們卻也把儒術抬到了台前。
而董仲舒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在長期的積累下提出的順應時代發展和統治者需求的主張。
漢武帝即位時，漢朝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着地主階級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
也可以這樣理解，在漢朝統治者“無為之治”的政策下，天下諸民被“放任”的太過的，所以需要那麼一根繩索來收一收了，這是漢朝統治者的想法；其實就是統治者們過上了富庶的生活，然後就不再滿足於手裏的權力了，他們想要擁有更大的權力，他們不想聽到不同的聲音，因為這會動搖他們的統治地位，所以他們要牢牢握着大權，牢牢控制着天下萬民的思想。
而董仲舒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剛剛好是遞給統治者的那一根繩索，它不僅適應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而且符合統治者鞏固統治的需要，更有，董仲舒所提出的主張迎合了漢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
但是為什麼是“儒術”呢？所謂百家思想，肯定是不止儒家思想這一種，但是偏偏在這個時期成為顯學甚至是能夠處於“獨尊”地位的卻是儒家思想。
秦朝提倡法家思想，打壓儒學，甚至是焚書坑儒，那個時期可謂是儒家學派的低谷時期，但是秦朝覆滅了。司馬遷的《史記》裏有多次提到漢朝統治者對申韓之術的喜好，對於儒家思想，他們更推崇法家的手段。
只不過漢初設時，漢高祖劉邦出身低微，不識文墨，對於採用哪家的思想並無偏頗，能親近劉邦的儒家學者們就在他的耳邊唸叨儒家思想的好處，所以劉邦雖然“不好儒”，但是天天聽到這樣的“洗腦”再加上儒家思想的確實有用，怎麼樣也會對儒學重視些許。
劉邦作為漢朝的開國皇帝，他重視儒學，那麼他的下面的那一代代繼任的漢朝皇帝定然對儒學也會有所重視。就此，儒家思想雖然沒有成為漢初所推崇實行的統治思想，但是也為自身的發展贏得了一個很好的機遇。
而且漢初所提倡的黃老思想又給儒學積蓄力量和復興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因為漢初雖然提倡黃老思想，但並沒有實行思想專制，且學術範圍寬鬆，民間各家學説都有傳授，而儒學的傳授則是更為興盛，如此，就為以後的儒家思想登上獨尊地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最先提倡黃老之學的陸賈就是儒生出身，他的腔調背後居然有一個帶儒家色彩的理想，而且在他的思想體系中絲毫沒有矛盾的跡象，他的理想是：
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徵；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學堂）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陸賈所作的《新語》更是開啓了賈誼、董仲舒的思想，成為漢代確立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先聲。
此後就是賈誼、晃錯、轅固生等人在文景時期把儒家思想抬到枱面上，接着就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學説並不僅僅只包含了儒家思想，他的學説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匯合了法家、道家、陰陽家、墨家等等各家的精華，將儒學變得更加適應社會，更加適合皇權的統治。
所以漢武帝才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真正確立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正統地位。
雖然漢武帝尚刑罰，重酷吏，重本抑末等這些用的都是法家的手段，但是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就是在另一層面擊敗了法家，只要“獨尊儒術”，儒生就可以慢慢地把那些嚴刑酷吏改造，實行孔孟之道，使其更加人道主義化。
儒家思想在長期的發展中並沒有固守己身，而是在保留核心思想精華的同時順應社會的需要，取各家之長，棄己之短，形成了更加具有生命力的儒學，所以比之法家，當時的儒學更適應社會的需要。
從提倡黃老到獨尊儒術，漢朝統治意識形態的轉變，除了順應社會從民生凋敝、經濟衰敗到國泰民安、社會穩定的發展，符合了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的所需，其中還反映了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之間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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