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引爆四個危機 今年下半年恐有大事發生
中美關係已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持續螺旋下滑，彼此信任快速消耗，共同利益基礎不斷削弱，互利合作逐漸鬆弛，甚至侵蝕到多年來有力支撐兩國關係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新冠疫情不僅未能重聚中美協調合作的紐帶，反而加深了兩國矛盾，雙方摩擦分幾個階段演進。
第一階段，美國在國際上率先從武漢撤僑，率先採取斷航、限制中國人入境等措施，內部則商討如何利用中國疫情推動就業機會加速迴流美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埃斯珀、眾院議長佩洛西等人利用出席國際會議之機繼續就華為問題施壓，被中方視為“落井下石”。
第二階段，美國內疫情暴發，特朗普政府為轉嫁防疫不力責任並保大選選情，借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推特稱“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武漢”事件，改口將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向中國“甩鍋”。中方實施輿論反擊，白宮認定中俄聯手發起“栽贓”美國的信息戰。
第三階段，經雙方外交互動，包括相互交涉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美媒訪談，以及精英羣體喊話，激烈摩擦略微得到控制。3月27日，在G20特別視頻峯會召開次日，中美元首通話，雙方明確表示將開展防疫抗疫合作。
第四階段，美國疫情深化並全面失控，特朗普政府進一步鎖定推責中國的策略，美國國會啓動疫情全面調查，個別共和黨州檢察部門發起針對中國的索賠訴訟，中美輿論戰重新升級。
中美在疫情之前就已瀕於“新冷戰”、“準冷戰”狀態，疫情發生後更坐實了這種狀態。
這場疫情中，中國的制度優勢與美國的制度弊端均得到彰顯，政治自信一升一降，美國的對華敏感心態更為深重，“制度之爭”明確成為影響兩國關係走向的重大因素。
中美在疫情期間不斷升級的輿論戰對雙方民意產生了極大塑造作用，相互憤恨、怨懟的情緒成為主流，對政治、新聞領域的具體摩擦事件的處理重現冷戰式的大國循環報復模式，中國和美國在對方國家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急劇下墜，社會基本面對對方的認知和感受發生轉折，給兩國關係留下綿延且嚴重的“後遺症”。
皮尤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對1000名美國民眾的調查顯示，目前66%的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這是自該中心2005年開始提出該問題以來的最負面評價，2017年持負面態度的比例為47%。有62%的民眾認為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是一個主要威脅。
對特朗普政府和美國右翼來説，這場疫情是“非傳統的珍珠港事件”，美國已不需要在國內再進行一場對華競爭戰略調整的動員，動員已經近乎完成。而在太平洋另一邊，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攻勢和中國國內共識的趨於形成，新的對美戰略即將揭開面紗。
至此可以判斷，中美關係將正式開啓“後疫情時期”，邁入惡性競爭的歷史時期。對華競爭是美國既定戰略。以更加主動的鬥爭精神應對美國的戰略調整，是中國外交的變動方向。“針尖對麥芒”式的相互調整決定了未來中美互動將更為緊張。
在前頭等着中美關係的，有四場危機。
第一個是“質證危機”。疫後，為了減輕自身罪責，特朗普政府將以極為兇蠻的方式在國際上大造不利中國的輿論，圍繞疫情對中國的調查追責壓力可能長期存在，內容涉及病毒源頭、實驗室安全、信息可靠性、中共與世衞組織關係和信息戰，通過國會立法、民間訴訟、政客渲染等多種形式進行。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過程而非結果，因為無論哪種路徑，有關司法審議和質證都會曠日持久，給我國帶來長期名譽負擔和道德壓力。或許，把我國長期放在輿論和道德審判席上，不斷“譭譽”中國，才是美國右翼極力炒作“追責”的真實目的。
第二個是“經產危機”。疫情轉移了人們對中美貿易戰的視線。事實上，更大的摩擦正在積釀。落實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工作雖然年初取得積極進展，但疫情發生後在需求端和供應端都出了問題，在執行機制檢視下，其結果將決定新的關税戰會不會發生，以及第二階段談判還會不會有。
與此同時，美國各行業正重估供應鏈安全與穩定，特朗普政府將繼續漸進出台限制敏感物項對華出口措施。以數字、網絡和部分製造業為主要領域，中美產業“脱鈎”之勢在疫情實際“演練”中進一步擴大，存在發展成系統性“脱鈎”的可能。疫情所導致的全球化活性下降、美國經濟衰退、本土就業機會大量喪失，也會從客觀上加速“脱鈎”。瑞幸咖啡虛假交易事件造成的影響則使中美資本市場“脱鈎”不再是天方夜譚。
第三個是“地緣危機”。疫情在戰略安全層面也對中美關係造成衝擊。美軍內部發生疫情擴散，直接影響其在印太地區的部署計劃和戰鬥力，也使其對中國在南海和台海的動向更為敏感。
事實上，美軍艦機在中國近海的自由穿越、抵近偵察活動沒有受到疫情影響，頻率不降反升。疫情過後，隨着五角大樓對海外軍事行動“凍結令”的終結，美軍在印太部署和活動的全面恢復，以及台灣蔡英文當局第二任期開啓，兩國民族情緒更加激昂，中美在東亞、東南亞海上發生軍事摩擦的風險比疫前升高而不是降低，面臨更大預算壓力的美軍也可能更賣力地炒作“中國海上軍事威脅論”。
最近在中國國內突然掀起的對是否應擴充核武庫的熱烈討論，被美國解讀為核政策根本性調整的信號，不僅將增大來自美方的多邊核軍控談判壓力，也已觸發美方對中國軍事意圖的新一輪重審。
第四個是“選擇危機”。疫情過後，全球體系、國際秩序的活躍調整也將拉開大幕，世界各國在疫情當中無一倖免，它們將全面參與調整。美方擔憂中國借美深陷內部危機填補體系“真空”，與美爭奪“領導力”，這種心態是真實和迫切的。改組國際公共衞生治理機構將成為國際秩序之爭的新戰場，中美爭鬥將甚為激烈，美國最終可能上演“出埃及記”。如果美國另組美版世衞組織，將同其架空世貿組織、以新標準重建貿易圈層等行為一道，正式拉開全球體系大裂變的帷幕。
各國各自調整與中美兩強的關係也將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不願在中美之間做選擇，但都會重新審視中美兩國的對己攸關、國際地位、價值結構和全球樞紐作用，進而重置與中美兩國的關係。決定它們最終政策取向的除了市場機會、合作回報、政治紅利，還有價值認同、安全附着、心理恐懼。
以上四場危機極難管控，可能相繼發生，更可能同時併發並在後果和影響上交相滲透。它們將全面、徹底地改變中美關係議程，並大面積牽動兩國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更深層次調整。未來風雨如晦，今後六個月尤其危險
（責編：金紫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