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民眾看來，80年前的一幕幕人間慘劇，都是一場有意而為之的“種族滅絕”的一部分，而非單純的決策失誤。俄羅斯方面則始終對此嗤之以鼻。
烏克蘭大饑荒 饑荒歲月的求生之道
彷彿永遠不會有結果的口水仗中，曾經親歷災難的倖存者們漸漸老去。被時光的河流帶走之前，他們愈發迫切地想要分享各自的故事，作為對世人長久的警示。
饑荒歲月的求生之道
面對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鏡頭，現年87歲而依然精神矍鑠的妮娜·卡朋克，演示了自己在饑荒歲月的生存之道。
一邊輕聲細語地描繪當年種種，一邊往由劣質的麥片、麥糠、幹蕁麻葉和其他雜草等原料混合而成的“食材”里加入水和鹽，然後揉搓成一塊發綠的糰子，再用它做成小小的餡餅——卡朋克管這種東西叫“麪包”，儘管它的形態完全超出常人所能想象。
她告訴記者，千萬別對這種“今天看來可能連動物都不願吃的玩意兒”不屑一顧;在1932年冬至1933年春的烏克蘭，有了這些，就意味着給自己留下了生的希望。
彼時，卡朋克一家生活在烏克蘭中部的一個小村莊，饑荒乍起沒多久，她的父親便嚥了氣。卡朋克清楚地記得，雙腿浮腫的他，好不容易弄來一點食物，吃着吃着，忽然沒了氣息——饑荒肆虐之時，如此駭人的景象在烏克蘭鄉間司空見慣。
為了讓卡朋克和她的弟弟妹妹活下來，母親步行15公里，到附近的鎮子上找吃的。最終，她用一對耳飾和一個整日掛在脖子上的金十字架換回了兩公斤麪粉。
説着，這位老婦人把“麪包”放入平底鍋，再倒入一點油，在爐子上煎了一會兒，一頓飯就算做好了。採訪她的記者試着嚐了一口——“這‘麪包’很硬，吃起來有青草的味道”。
需要指出的是，80年前，卡朋克的母親做“麪包”時，根本沒有一點油星。為了不糊鍋，她加入的是蠟，這也是鄉鄰的普遍做法。1932年嚴冬，全家老小整日以這種飼料般的東西度日，母親還把馬皮切成小塊煮湯。儘管既沒什麼營養又難以下嚥，卡朋克一家靠着這麼一點食物，捱到了來年開春，待草綠苗青，他們就可以到附近的森林裏找吃的了。
然而，好運氣不會平均分配到所有人頭上。
“村裏死一般寂靜，人們餓得意識模糊，不想、也沒力氣説話或抬頭觀察周圍。”卡朋克説，“頭腦中盤旋的只有‘死亡’二字——今天死的是別人，明天可能就輪到我。”
強制徵糧引發災難
80年前的烏克蘭，無論農村還是城市皆餓殍遍野，大多數死者是離開家鄉外出覓食的農民，最終餓斃於路旁。雖然饑荒肆虐，直到1933年秋天，卡朋克就讀的學校依然沒有關門，只不過，“三分之二的座位都空着”。
“徵糧隊拿走了所有小麥。家裏可吃的東西幾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時不怎麼吃，只是用來以防萬一的豆子。”卡朋克説，“很多人家裏被搜得一點食物都沒有，只能坐以待斃。”
卡朋克所説的徵糧隊，是受當時的蘇聯政府派遣，並且有一定的歷史淵源。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就認為，“糧食壟斷、麪包配給制和普遍勞動義務制，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是一種實行計算和監督的最強有力的手段。”蘇維埃建政後，為了控制糧食資源，國家便派出徵糧隊下鄉，將農民的儲備糧，包括種子和賴以為生的口糧徵收走。
可想而知，這種“軍事共產主義”引發了劇烈的社會矛盾，對剛剛奪取政權不久的布爾什維克造成了威脅，為穩定局勢，渡過危機，列寧轉而採取“新經濟政策”，以糧食税取代糧食徵收制，有條件地允許農產品自由買賣。
事後觀之，“新經濟政策”只是蘇維埃政權遭遇嚴重危機時的無奈之舉。1929年，全國局勢剛剛穩定下來，斯大林便宣佈“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同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開始全盤推行集體農莊制度。
烏克蘭向來有“東歐糧倉”的美譽，這裏有肥沃的黑土地，無須施用化肥，糧食便可獲得高產。對於抑制個體積極性的集體農莊，農民普遍持抵制態度。斯大林則相信，反對集體農莊者是“和共產主義的敵人勾結在一起的”;於是，從1932年秋天起，烏克蘭地區的農民幾乎都被劃為“富農”，成為“階級敵人”，他們的生產資料和農產品隨之被“收歸國有”。
全副武裝的徵糧隊闖入民宅後，把牆角、牀底、屋頂等可能藏匿糧食的地方搜遍，甚至挖地三尺找出農民事先藏好的糧食。土豆、甜菜、捲心菜……凡是可吃的都會被運走。
於是，人為因素引起的饑荒，如瘟疫般降臨到烏克蘭大地上。
“吃人”傳聞甚囂塵上
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來臨時，瑪利亞·西馬克只有9歲。
西馬克生長於烏克蘭中部一個繁榮的哥薩克村莊裏，村民們世代務農，“幾乎每家都有耕地和馬匹”。但在1932年秋天，徵糧隊到來，家畜、糧食、蔬菜隨即被席捲一空。
在西馬克的印象裏，她當裁縫的母親算是政治上的“積極分子”，即便如此，一家人仍不得不到處搜尋野菜和腐爛的菜葉，才勉強熬過了荒年。
“那時候，我們吃過枯草和碾碎的稻草，”西馬克説，“把這些東西碾碎後再煮熟，媽媽就拿來做餡餅。我們還把乾草藥其他一些可以吃的植物搗成粉，同樣做成餡餅。我們管這種餡餅叫‘馬特岑基’，裏邊一點麪粉都沒有。”
除了“馬特岑基”，被飢餓逼迫的人們還到河牀上搜尋貝類，在田間捕捉蛇和地鼠充飢。自然，樹皮也是能吃的——把它扒下來放到水裏煮，然後弄成粉狀，便於吞嚥。
梅科拉·梅科拉恩科是烏克蘭第三大城市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的詩人兼劇作家，寫過許多關於當年大饑荒的文字。1933年，他還是一名13歲的少年，飢餓的感覺“如同毒蛇一般”啃噬着內心，促使他做出了別人不敢做的事情——到附近一家工廠的幹部餐廳裏偷竊廢棄的魚頭，帶回家，讓母親煮湯。
隨着時間推移，“吃人肉”的傳聞甚囂塵上，將梅科拉恩科全家嚇得不輕。所以，儘管並未親眼見過饑民將人殺死並割肉來充飢的場面，每次出門偷魚頭前，母親都會叮囑梅科拉恩科注意安全，不要被村裏那些“餓得什麼事情也做得出來的傢伙”盯上。
“其實，1933年前就應該有這種事情發生了。一天，村裏有人到鄰居家借鹽……到了第二天，村民中間就流傳着那家被借鹽的人在吃人肉的説法。另外，我還聽人議論，有一家人殺死了家裏排行老小的孩子，給大一點的孩子充飢。”梅科拉恩科説，“這些傳聞讓媽媽對我的安全擔心不已，但沒辦法，我目標小，便於混入(幹部餐廳)。為了活命，不得不冒險。”
牢記真相比爭論重要
饑荒初起時，餓斃的人還能得到一座墳塋，到了後來，連活着的人都沒力氣掩埋屍體了。於是，政府組建了收屍隊，規定每處置一具屍體，可得200克麪包。在大饑荒的背景下，這是非常大的誘惑，促使收屍隊隊員們異常積極地搜尋死者。很多時候，那些被餓得皮包骨頭，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當作屍體，活生生地掩埋。
殘酷的現實讓烏克蘭人意識到，留在家中必死無疑。可是，想要外出逃荒亦困難重重——大部分道路被封鎖，政府還規定，凡是試圖逃到國外的，被發現後可當場處決。
1932年秋，8歲的瑪利亞·維瓦查裏克生活在茲布魯奇河西岸的一個無名小村。當時，此地尚屬波蘭控制。“人們偷偷從蘇聯那邊泅水過來，只為吃頓飽飯。很多人身體虛弱，還沒游到西岸就淹死了。我跟着祖母在河邊搭救游過來的饑民，給他們乾衣服，還給他們食物。”
有一次，村民們捐贈了一批糧食給游過來的烏克蘭人，讓他們帶回去給正在捱餓的家人吃，竟被一口回絕。
“村裏的人你三斤他五斤地湊了一些糧食，讓游過來的烏克蘭人拿回家，這批布爾什維克分子卻説：‘我們那裏根本沒有饑荒!’”
維瓦查裏克等人可能無法想到，對岸的烏克蘭人寧可讓同胞餓死也不接受援助，是因為蘇聯政府嚴禁任何人向外界透露關於大饑荒的任何情況。此後，不管是在斯大林執政時期，還是在赫魯曉夫或勃列日涅夫任內，這場人間悲劇始終是敏感話題。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開始自由化運動，有關大饑荒的部分歷史檔案才首先在烏克蘭重見天日，並在蘇聯解體後，成為烏克蘭、俄羅斯，乃至西方學界、政界經常探討和爭論的話題。
以美國耶魯大學蒂莫西·斯奈德代表的一派歷史學家，在廣泛的調查研究基礎上，認為烏克蘭饑荒奪去了約330萬人的生命，還有不少人相信實際死亡的人數比這還要多。但無論真實的數字是多少，4500萬烏克蘭人心靈深處，早已留下一道久久無法癒合的傷痕。
大饑荒之痛並非僅僅緣於至今仍不明確的死亡數字，在很多烏克蘭人看來，這場饑荒根本就是一場蓄意而為的“種族滅絕”或者“屠殺”，其策劃者試圖通過人為的饑荒，對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烏克蘭農民實施最嚴厲的懲罰。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官方一直反對烏克蘭大饑荒乃“大屠殺”之説，稱當年蘇聯境內除烏克蘭外的許多地方都發生了饑荒，“這是一場悲劇，沒有針對哪個民族的預謀”。
兩國就大饑荒的定性問題爭吵多年。直到2010年，亞努科維奇成為烏克蘭總統，烏方的態度有所軟化，他認為，把饑荒説成“大屠殺”是“不正確的，有失公允的”。
不管後世如何解讀歷史，悲劇已然鑄就，死者亦無法復生。就像已經時日無多的倖存者們所期望的那樣，牢記真相，確保它永遠不要再次發生，比任何事情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