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最近，“老人動粗”的新聞頻上頭條。先是經濟學家地鐵上掌摑年輕女子，然後是廣場舞大叔拳打籃球青年，再一次引發“老人變壞，壞人變老”的討論。不過，這種老生常談的論調除了顯示智力上的優越感和語言的抖機靈外，意義不大。反而打偏了靶心，忽略了問題的實質。…[詳細]
要點速讀
1
“籃球場之爭”看上去是老人欺負小孩的代際之爭，實際上是爭奪城市空間的利益之爭。2
在市政管理和商業化浪潮的裹挾下，公共空間逐漸被蠶食，不斷減少。3
在本來就稀缺的公共空間中，老人羣體更缺乏公共意識，不懂得協商合作，導致衝突不斷。“地鐵掌摑”和“籃球場羣毆”：看上去是代際衝突，其實是人際交往摩擦和利益之爭
“經濟學家地鐵車廂掌摑年輕女子”“紅衣大叔籃球場帶頭圍毆赤膊青年”，看到這兩則新聞，不少人頭腦中早已被“倚老賣老”“為老不尊”等詞彙填滿，甚至脱口而出“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的陳腔濫調。
但是，給一個羣體亂貼標籤本身就是一件偷懶和不負責任的行為，何況這個標籤並不準確。
在這次“籃球場之爭”中，還有很多大叔是跟年輕人一起打球的，當被問到如何看待這次衝突時，他們的回答是“籃球場就是打籃球的”。這恰好説明，即便同在一個空間內，不同老人的看法和態度也各不相同，怎麼能用伸出拳頭的老人代替全體呢？
掰開揉碎了看，這兩件事都不是什麼代際衝突，更得不出“老人變壞”“壞人變老”的結論――前者是地鐵裏經常發生的肢體碰撞，而後者只不過是圍繞廣場舞爆發的又一場“城市空間爭奪戰”，對戰雙方一個是廣場舞大叔大媽，一個是籃球青年。
這次衝突的結果是球場暫時封閉
實際上，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城市空間爭奪戰，背後折射的是公共空間的缺乏相比人民羣眾的健身、娛樂、社交需求，城市能夠提供的公共空間則顯得捉襟見肘。僧多粥少，衝突自然爆發。
這次衝突發生在城市公園的籃球場上，對籃球青年來説，下班後來這裏活動活動筋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為在城市空間，這樣的場地彌足珍貴。為何這麼説，看一組數據就明白了：
2015年，全國體育場地數量超過170萬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到了1.57平方米，官方預計到2020年這個數字將會變成1.8平方米。這是什麼樣的水平？橫向比較來看，世界發達國家的人均場地面積是7平方米，美國是16平方米，日本則達到了驚人的19平方米，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差距實在太大。如果再加上超過一半的體育場地由教育系統管理，不對外開放，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那麼能夠被使用的運動場地則更加少。
對跳廣場舞的大叔大媽而言，他們更加沒有可以稱得上“名正言順”的公共活動空間：在室內跳？找不到好的場地，而且成本很高，難以維持；在小區裏跳？擾民被投訴不説，還很容易爆發衝突，鳴槍、潑糞、架高音喇叭等等經常見諸報端，屢見不鮮。好不容易發現公園角落的籃球場，如獲至寶，自然會千方百計地加以利用。
籃球青年和廣場舞大叔大媽的衝突並不少見
在這次“籃球場衝突”事件中，站在籃球青年這一邊的人反覆提到一個理由是“籃球場就應該是打籃球的，不允許其他活動的展開”。這話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對。首先籃球場是公園裏的開放空間，每個市民都有權進入並進行鍛鍊活動。更重要的是，它並不是每天24小時都在打籃球，在閒置的時候讓渡給其他羣體從事非籃球活動也是空間資源的合理利用。
只不過原本時間相互錯開，雙方相安無事，各取所需。後來因為天氣不斷變熱，白天時間變長，籃球青年希望能多打一會兒，與廣場舞大叔大媽們的固定時間發生衝突，“戰爭”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光廣場舞受到影響，整個城市的公共空間都在被蠶食，原因有二――説起來，城市並不缺公共活動空間，例如各地都有會場、廣場、禮堂、街道、公園和操場，但是與其説這些屬於公共空間，不如説它們是“公家空間”，受到嚴格管理。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公共空間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拓寬，但總體上在商業化浪潮和政府強管理的影響下，呈現碎片化的趨勢，越發顯的促狹。
首先，根源在市政部門的整體規劃不科學，不夠人性化，出現盲目性和嚴重的偏誤，導致建築超標，小區過密，過度規劃商業區，公共空間預留不足。另外，在公共空間的管理上也不到位，很多地方的街道辦和城管局，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具體負責哪一塊。
其次，在資本浪潮的裹挾下，原本的公共空間被大的商業綜合體擠佔和取代，變成了消費空間。一般而言，消費空間在功能設計和使用中，更傾向於年輕人，因為相比老年人，他們更具有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老人和消費空間之間形成一道屏障，顯得格格不入。
去年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上海宜家“驅逐老人”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餐廳長期被中老年羣體霸座，上海宜家貼出了“逐客令”，要求沒有購買食物的人不能入座。這些中老年人的活動方式確實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自帶飲食、大聲喧譁並長期佔座，明顯影響到其他人。但是反過來説，這也算活動空間受限的城市中為數不多的休息、娛樂和社交場所，不然讓他們都乖乖待在家裏，不要出門嗎？
上海宜家“驅逐老人”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然而，在本就稀缺的公共空間中，老人羣體似乎更缺乏公共意識，不懂得協商、合作和共享既然同屬一個公共空間，那麼在這個空間內活動的個人就必須讓渡自己的一部分權利，以維持公共空間的正常運轉，所以大聲喧譁，不顧旁邊人的需求，不給他人留有餘地，就是缺乏公共意識的體現，而老年人羣體在這方面尤其表現不足，上面列舉的上海宜家“逐客令”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除了在公共空間注意基本的禮儀之外，公共意識還體現在分享和合作中，這一點尤其重要。不過，老年人羣體更善於據理力爭，更多強調自己的權益，而不懂得如何妥協和寬容。在這次“籃球場之爭”中，原本相安無事的兩個羣體因為一方的需求變化而打破了平衡，這個時候需要的是談判和協商而不是不留餘地，籃球青年提供了“一人一半”的方案，這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合理而且可操作的折中方案，但是廣場舞一方並不接受，反而聲稱自己得不到寬容和理解。最後僵持不下。
有人可能會有疑問，受過集體化教育的一代人為什麼還會欠缺公共意識？原因在於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和公共意識是建立在個體的權利和自由之上的，彼此之間保持界限，然後才有合作和交往。但是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強調的是整體，不分彼此，也就無所謂你的我的，更談不上相互之間的協商與合作。而且，集體主義反而給他們的行為提供了正當性：我們人多，你們應該讓着我們。
説到底，這還是中國人特有的公私觀念在作祟。有學者認為，不同於西方的公私概念，中國人頭腦中理解的公私區別是：只要不是明確屬於某個人的，那麼就可以屬於我，我也有權利使用和處理。生活中這樣的行為比比皆是：鄰里之間砌房的時候錙銖必較，商店經營攤位蔓延到整個街道，廢棄的地方隨便圈起來就種上自家菜。而骨子裏有這些潛意識的人，外在表現出來的很可能就是蠻橫霸道、戾氣十足。
無論哪個羣體、哪代人，都需要培養公共意識，遵守基本規則公共空間衝突不斷，最根本的解決方法當然是拓展更多公共空間。而對參與公共空間的羣體來説，則需要學會妥協和合作。當然，這並不是説只有老年人才會不寬容，不妥協，其他年代的羣體也有這些病症。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在共享單車火熱，但是把共享單車據為私有的人中不乏年輕人的身影。協商和妥協是參與公共生活的必備的技能，每個人都需要在參與過程中不斷練習，以臻成熟。
結語
寬容和妥協是公共空間生活的必備技巧，所有人都應該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