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最親密的“祖孫” 日本姑娘與“慰安婦”老人的十年

由 欽慶敏 發佈於 綜合

  在電影《二十二》中出鏡的米田麻衣

  一個日本姑娘與“慰安婦”老人的十年

  8月12日,90歲的黃有良去世了。

  她曾經是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等8名海南“慰安婦”倖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還她們清白,並給予相應賠償。

  黃有良作為原告代表,兩次赴日本出庭作證。

  一生坎坷,老病相催,如今她們都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8月14日,黃有良葬禮這天,海南炙熱。在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黎族人、漢族人、志願者、記者、官員,各種身份的人都來了。

  中午時分,靈柩早已封死,鋪上一層黑色的布,再鋪一層藍色布。這是黎族的習俗。

  一名女子走到靈柩前。繚繞的煙霧裏,她跪下來,哭着對着棺材説話。

  如果你看過電影《二十二》,你應該見過她的眼淚――

  她叫米田麻衣,來自日本。

  2008年,24歲的她接觸到對日訴訟的海南“慰安婦”,從此加入關愛“慰安婦”的組織、到海南留學、在日本普及史實、推動官方道歉與賠償……

  這十年,她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守着這樁看起來不可能實現的志業。

  很多人都只把“慰安婦”們當是歷史的一份證物,但是她們是否快樂,是否孤獨,是否受到傷害,這個日本姑娘在乎。

  8月18日,海口,曾在電影《二十二》出鏡的日本姑娘米田麻衣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最難受的旅程

  8月17日晚,見米田麻衣第一面,她先遞過來一張薄薄的宣傳單。

  和電影裏比起來,她瘦了許多。短髮,臉孔瘦白,戴圓眼鏡,一笑有兩顆虎牙。穿着布衫布褲,揹着兩個深色的布袋子。33歲了,還是一副大學生的樣子。

  那宣傳單,有中文和日文兩份。上面有照片,海南的好山水,阿婆們的笑容。下附兩個二維碼,掃進去,是兩個一直在更新的網站,主題都與海南的“慰安婦”相關。

  從2008年接觸“慰安婦”至今的十年裏,她三年多時間在中國。後來因為身體原因回到日本,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與“慰安婦”相關的事情上。每年冬夏,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兩次。

  她在微信裏説,這一趟,先後得知三位阿婆在一年內去世,是內心最難受的一趟旅程。她去參加葬禮,去新墳掃墓,從海口坐大巴,到各個鎮上再換三輪車,往昔記憶,歷歷在目,大哭了幾場。

  這一次,她出發前,黃有良還沒去世。她給黃有良的孫子發了短信,給老人帶了東京藥店的藥膏。這些實用的小禮物,老年人都喜歡。

  8月13日,飛機剛落地,老人去世的消息蹦出來,她整個人都蒙了,繃住自己,給朋友們發了信息,才敢哭。

  和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一桌子人,她看起來最樸素。拿着一個已經停產的諾基亞手機,漆已經全磕掉了,小小的屏幕都是劃痕。大家笑她,她不好意思,又説:“沒事,我喜歡它。”

  我們好奇她現在的活法,她的朋友説,在日本,“打着零工,做着翻譯,沒幾個錢。”她幾乎不購物,衣服都是別人送的。

  一點點收入,她就存起來。每年最重要的開支,就是飛到海南,來看老人們兩次。

  她身上已經有了很深的中國烙印。吃飯吃到辣椒,會下意識蹦出一句中文,“好辣啊!”

  讓大家猜她最喜歡唱什麼中文歌,結果答案讓人大跌眼鏡――《套馬杆》。這是海南長途大巴車上常播放的歌曲,從海口到老人們家裏,她坐了太多次大巴,張口就唱出完整的段落。

  8月18日,海口,米田麻衣見到王玉開阿婆的孫女,兩人開心地聊天。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人類為什麼需要戰爭?”

  我們觀察一個人如何做選擇,有時要去打量她的童年。

  三四歲時,米田麻衣已經被媽媽帶着,在東京街頭遊行了。

  1984年,她出生於一個開放的家庭,媽媽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甚至她讀的幼兒園,都是一個積極響應社會運動的幼兒園。

  她像野草一樣,在自由的空氣里長大,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不想讀大學,準備高中畢業就去工作。

  高中的一堂歷史課,她把課本立起來,躲在後面吃便當。老師開始放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場面殘忍,她再沒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當,開始聽課。

  老師説,日本軍人在中國殺了很多的平民,她心裏疑惑,“咦?日本在戰爭的時候不是受害者嗎?”

  在日本的歷史教育中,講的是廣島、長崎被投放原子彈,但關於在中國、朝鮮和其他國家做了什麼,學生們不知道。

  初中的歷史課本里,有關於“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兩頁紙,老師講課時跳過了。麻衣問老師,這個內容你不講嗎?老師説,這個內容在考試試題中沒出現,不用學。

  正是因為未知,她開始對戰爭感興趣了。她想搞清楚,人類為什麼需要戰爭?一個國家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是圖書館沒有給她答案。老師告訴她,如果你有這些困惑,你應該上大學。

  她於是改變想法,考入大學,學習國際關係。在大學裏,她遇到了許多亞洲留學生。課上,大家熱烈討論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新聞。她一頭霧水,覺得慚愧,“身為日本人,卻不知道日本社會的這些歷史問題。”

  她深深感受到,歷史被極度邊緣化,戰爭的苦痛與傷害,已經被人們的記憶流放。

  那時正是20多歲,用她的話説,是一個“熱情討論社會問題又沒有找到目標”的年紀。

  2008年,朋友帶她去旁聽了一場審判。

  那是在東京審判庭,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陳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倖存者起訴日本政府的二審開庭。81歲、又矮又瘦的黃有良,在上百旁聽者面前顫顫巍巍地站起來,講述了自己在戰時成為“慰安婦”的經歷,以及戰後六十多年她的苦痛。她説,到日本打官司,是為了現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樣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當場,“打擊很大,因為她的體驗太殘忍了。”

  這場庭審,撒下了一顆死不掉的種子,讓這個從小特立獨行的女孩,決定做點什麼。

  米田麻衣用電腦記錄自己在海南的行程。 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到海南去

  米田麻衣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一個叫做“海南net”的組織。

  在日本民間,有個律師團一直在幫助海南的“慰安婦”打官司。

  這羣年輕人後來組建了“海南net”,運轉至今。

  2009年3月,日本法院的終審宣判下來了――黃有良等人敗訴。和前面幾次一樣,毫無懸念的結局。

  之後,米田麻衣跟着日本律師團的三位律師到了海南。他們要找到每一個“慰安婦”,為她們宣讀審判的結果。

  他們從海口出發,到那些偏僻的村莊,在光線昏暗的屋子裏,念長長的判決書。判決的核心結論是:東京高等法院認定了侵華日軍二戰期間在海南島綁架、監禁和強暴婦女的事實,但還是以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以及超過訴訟時效等理由,裁定“慰安婦”敗訴。

  楊小羣(化名)是當時海南省政府為律師團指派的翻譯,她因此和米田麻衣相識。

  她記得,宣讀判決結果時,屋子裏的氛圍,再沉重不過,老人們落了淚,去的人也跟着哭。

  黃有良是最執着的一個,她當時説,日本政府不道歉,但她還是想強姦過她的日本軍人能道歉。但直到去世,她也沒有等到哪怕是一句道歉。

  2011年,米田麻衣大學畢業。朋友們或讀研,或工作,只有她一根筋,想着要為“慰安婦”多做點什麼,乾脆跑到海南師大去唸中文。

  那時,整個海南師大隻有三個日本留學生。另外兩個都是退休的老頭兒,“退休後在家裏沒位置,不想待在家裏和老婆過,才來海南。”

  在海南師大讀大二的張瑩瑩(化名),當時經朋友介紹,認識了麻衣。因為是海南本地人,懂方言,她開始陪麻衣一起去鄉下見老人。

  張瑩瑩説,麻衣當時總拿着一張海南島的地圖,幫助記憶老人們的家庭住址。地圖很快被翻爛,摺頁處起了白線。

  讓張瑩瑩驚訝的是,從海口到鄉下,曲曲折折的路,換大巴、坐三輪,日本姑娘比她這個當地人還熟。她知道鎮上的市場怎麼走,在哪裏買什麼東西。市場裏的人都認識她,見了面還要感嘆一句,“哎呀,那個日本女孩子,又來買東西了。”

  她倆拎着水果、禮物走在路上,開着拖拉機的村民停下來,會和麻衣打招呼。“然後我就嚇到了”,張瑩瑩問,“怎麼連路人都認識你?!”

  這一年,海南島上活着的“慰安婦”還有很多。米田麻衣每個月都會去看她們,進屋就拿掃帚掃地,扇着扇子和她們聊天兒。寒暑假,就乾脆住在山裏。

  比起村裏人,她和這些老人更親近。瞭解她們的善良、孤獨和敏感。在電影《二十二》裏她説,她們心裏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最親密的“祖孫”

  米田麻衣説,當時健在的七個阿婆,和她關係最好的叫王玉開。

  米田麻衣有個微博,頭像就是她和王玉開的合影。在臨高縣皇桐鎮皇桐村人的家裏,她摟着老人,露出標準的八顆牙,老人戴着一頂紅帽子,嘴角彎着,眼裏都是笑意。

  因為“慰安婦”的經歷,王玉開已無法再生育,領養了一個女兒,還有個關係比較好的鄰居,也喊兒子。但她仍獨居山中,家中一間平房,一牀薄被,門前一兩棵石榴樹。

  張瑩瑩回憶,麻衣在老人家,順手拿起一塊木頭做的硬枕頭,就能呼呼大睡。老少兩人,做飯、洗衣,一個人用臨高方言,一個人用日語,都能聊得嘻嘻哈哈,是真快樂。

  呆得久了,麻衣乾脆拿了DV,一年從頭拍到尾。片子剪出來,把方言翻譯成普通話和日語,命名為《阿婆的四季》。片子裏都是生活的細節。

  電飯煲的蓋子已經髒得不行了,煮飯時咕嘟咕嘟冒泡。屋裏黑,老人要拿着電筒照着,用筷子夾幾粒米,嘗一嘗,嗯,熟了。

  大年三十,麻衣陪老人一起過年,一起做祭祀的儀式。點起鞭炮,紅紙噼裏啪啦炸開。

  夜裏,麻衣就躺在屋裏,一隻昏暗的燈,枕着手臂,與老人聊天。

  有時候麻衣住了幾天,準備走,老人就難過得要哭。她倆的合照,麻衣洗出來給老人,老人放進了相冊,後來相冊壞了,她怕丟,一針一線把照片緊緊縫在了相冊內頁。

  也有些事情,讓麻衣很沮喪。因為麻衣和朋友們常來看老人,總帶着禮物,偶爾其他熱心人也上門,旁人都知道。一次半夜,大雨,有人跑到老人家裏搶東西。還有些村民,因為麻衣的日本人身份,總愛説閒話。

  但老人在同村認的兒子兒媳,早就接納了她。家裏孩子結婚,也邀請她參加。她去給老人掃墓,兒媳會早早殺了一隻雞,做好了,在家裏等着。

  8月18日晚,在海口,麻衣和老人的孫女符子英吃飯。兩人如往常般,回憶起奶奶生前的細節。

  符子英説,“我奶奶愛吃肉,大塊的肉煮了蘸醬油。”

  麻衣有同樣的記憶,“是啊,她戴着假牙,吃東西好大聲好大聲。”

  她倆學起老人嚼東西的樣子,牙齒磕碰,發出很大的聲響。

  日本女孩的眼神突然黯淡下來,嘆了一口氣,“好懷念哦……”

  米田麻衣和王玉開阿婆(已經去世)會面時的情景。受訪者供圖

  一點點地爭取着年輕人

  這幾年,在海口定居的張瑩瑩,總是收到麻衣發自中國台灣、韓國、日本等地的訊息。她又在哪裏展映了《阿婆的四季》、辦了影展,或是又在哪個大學做了講座。她一年年還是精力充沛地張羅着這些事兒。

  在大學課堂上,她講關於慰安婦的一切事情,關於亞洲的戰爭性暴力受害者、關於“慰安婦”們十多年的訴訟。有女孩子聽得哭,覺得日本政府應該道歉。也有人站起來反對――“不能只怪日本政府,其他國家也這麼做過”。

  在日本的社交網絡上,麻衣看過不少這樣的言論,比如説“慰安婦”是妓女、她們打官司就是為了要錢,還有的,甚至不承認歷史上“慰安婦”的存在。

  一次在東京的酒吧裏,米田麻衣和朋友聊起海南“慰安婦”的事情,旁邊一個陌生男子喝多了,插了一句,“那個時候戰爭啊,沒辦法。”

  聽到這話,她氣壞了,轉臉就反問,“那時候美軍在沖繩強姦了好多本地人,也有很多人被殺,你接受嗎?也是戰爭沒辦法?”

  那人無言,悻悻結束了對話。

  8月,她還在東京的咖啡館裏做電影放映。這次在海南買了大包小包的特產,發給去看電影的人。一點點地,爭取着年輕人。

  她這樣對大家解釋做這些的原因――因為我們的生活是跟歷史有關聯的,如果不去學習、不去反省,那人類還會重複同樣的錯誤。

  但麻衣心裏明白,當今日本社會對“慰安婦”的態度,比起十年前並未好轉。初中的歷史課本里,“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詞彙已被刪去了。老人們日漸凋零,得到日本政府的賠禮道歉已幾乎無望。

  民族主義、歷史真相與身份認同,在她身上交纏。張瑩瑩和楊小羣都告訴我們,麻衣與她的朋友們確實常常受到來自不同政見者的壓力。

  但她唯一擔心的是,她日本人的身份,會給老人們帶來痛苦。

  “有時候阿婆和我們一起吃飯,隨時會想起日軍做的事。有人説起遭遇性暴力的體驗,晚上會做噩夢。所以我現在還是會想,我這個日本人究竟應不應該去看她們?我的來訪對她們來説,真的好嗎?”

  我們不會忘記她們的存在

  在海南,活着的“慰安婦”只有4個了。

  這次麻衣和朋友們去看了91歲的李美金和92歲的王志鳳。她們都住在澄邁縣中興鎮土龍村。

  李美金是個樂觀開朗的老太太。兩年前姑娘們去,她還開心地親了她們的臉頰。今年再去,她的目光已明顯黯淡下去,拖着步子走路,人不再有精神。

  同村的王志鳳,耳朵在戰爭時被日軍打壞了,如今已接近失明,再無法接受外部世界的訊息。

  海南村中,莽密的山林,寂靜的日腳,活着的老人們就這樣一呼一吸,守着落日西沉。

  戰爭時扛過槍的林愛蘭,在養老院裏過世了。按照黎族的風俗,人死在外面是需要招魂的。要用一根白線,把她的靈魂從養老院牽到家裏。但養女沒有錢做招魂儀式,黎族人的意識裏,她的靈魂還在外遊蕩。

  當年組成“海南net”的日本學生,最多時有300多人,這些年也風流雲散。如今團隊的核心成員,已經不超過十人。

  米田麻衣從不主動説自己的窘境。這次,符子英還問,你來這邊的機票,是什麼電視台給你報銷嗎?她説不是啊,自己出。符子英一時驚訝,憐惜地抱了抱她。

  她在中國的朋友們,都有一種共同的情緒,説米田麻衣帶給人的,不是那種會掉眼淚的感動,而是會讓人呆坐着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在東京、香港、台灣辦活動時,都有人問她,這件事你是非做不可的嗎?

  她努力地組織語言:因為我們已經認識了阿婆,阿婆們還在,所以我們就想為阿婆做一些可以做的東西。因為阿婆還活着,這個不是過去的歷史,而是現在還存在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算是結束呢?我們問。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賠償,這個事就結束了。她回答。

  如果日本政府永遠都不賠禮道歉呢?我們再問。這是很有可能的結局。

  “那我就繼續去海南,給她們一點陪伴。至少要告訴她們,我們不會忘記她們的存在。”

  新京報記者 羅婷 實習生 張藝 海口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