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題為《每對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園霸凌説NO》的文章刷爆朋友圈。該文以一個母親的視角，講述了自己在名校中關村二小讀書的孩子長期遭到同班同學的霸凌，更被同學用廁所垃圾筐扣頭，然而，學校卻並未妥善處理，只是將其定性為“過分的玩笑”。文中情況有待核實。但是熊孩子霸凌現象引發了家長的廣泛共鳴。孩子不説，家長不知，學校不管，家長們極其擔心這“三不”也出現在自己孩子身上。…[詳細]
要點速讀1對於強權的恐懼與畏懼紮根於人性之中，而一旦強權得勢，不光是沒有人敢站出來反抗，甚至還覺得對於弱者的排擠和欺辱是理所應當，因為他不對。這樣的權威效應在東方熊孩子的霸凌中非常常見。2進行校園霸凌的深入換位思考，引導孩子們去分辨善與惡，甚至設置專門的課程，做起來其實不難，但是依照經驗，很容易淪為應付考核的行動，沒有實質的改變。在這樣的情況下，建造“透明校園”，打破“權威效應”的封閉環境，讓孩子們知道欺負人會被發現，被阻止和懲罰，是更現實的步驟。熊孩子霸凌並非批評教育或者以暴制暴能夠解決的。
《母子》一文得到了極大的關注，點擊圖片可查看全文
霸凌和開過分的玩笑當然有着本質的區別。所謂霸凌，是孩子世界裏的權力不平等，“強權”的一方長期欺負弱勢的一方。打鬧玩笑，兩方孩子都是興奮快樂的;霸凌，則欺人者盛氣凌人，被欺負者痛苦心慌，乃至精神失常。
出現霸凌，大家的第一反應一般是找老師，對欺負人的學生進行批評教育。但是，學校會不會積極處理暫且不説，欺負人的熊孩子從此會畏懼消停了嗎?會不會過了風頭捲土重來，變本加厲地報復老實孩子呢?答案恐怕不太樂觀。總結心理學的研究，霸凌者往往自身也有問題，比如長期缺愛，又或者親身目睹乃至經歷家暴的孩子，都可能轉而欺負同學。甚至，有些調查發現，有的孩子因為受到了老師家長的懲戒，轉而把氣撒向同學。因此，單單批評教育是沒用的。
“上訪”受阻，那麼剩下“以暴制暴”這條路了。前些日子發生過這樣一起事件，廣東某學校，女教師因為自己班上學生被外班同學扇耳光，怒為學生出頭，扇了欺人者五耳光。網民們為“俠義”的女教師叫好時，當事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壓力失聯。一時的賞罰論斷是有的，可各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同時，就沒有下一次欺負了嗎?恐怕不是，以暴制暴不過是用更大的權威去壓制，一些孩子恐怕反而更加迷信強權才是力量。而一旦給予了老師和學校強勢體罰學生的戒尺，恐怕在談校園霸凌的時候，老師的角色也更多是施暴者了。關於權威效應，第三部分會有詳細的敍述，暫且不表。
輿論漩渦中的中關村二小是所名校，點擊圖片可查看其回應
也無法指望“旁觀者”來制止霸凌者，他們也怕
另一種樂觀的想法是，培養一種不利於霸凌的氛圍——正義的旁觀學生出現了，及時制止了施暴行為。想法雖好，卻很不切實際。霸凌別人的熊孩子往往都是班級裏的小霸王，誰敢惹?甚至旁觀者被脅迫為加害者的可能性還特別大。
如《北京青年報》的記者在學校門口採訪到了兩名家長，他們表示自己家孩子和《母子》一文的受害孩子同班。據他們的説法，欺負是一個長期的行為，並且不止一個孩子被欺負。
總之，在成人的世界裏，因為害怕、從眾、法律不健全等原因，遇到緊急事件時，尚且缺少正義的路人出頭，孩子心智不全，更加弱小，當然不能要求太高。
中國的熊孩子欺凌要特別注意權威效應的作用，孩子的世界也有恃強凌弱
校園霸凌，有很多種形態，拳打腳踢、外號凌辱、排擠隔離……弱者所受的折磨和欺負是全身心的，甚至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身體上的創傷厲害得多。例如，《母子》一文中的受害小朋友就被診斷出急性應激障礙。而不管用哪種形態，都逃脱不了“強者”欺凌“弱者”。這就和權威效應分不開了。所謂權威效應，指的是在一個比較封閉的環境中，大家服從於權威，甚至認為權威的作為是合理的，權威即準則。
對於強權的恐懼與畏懼紮根於人性之中，而一旦強權得勢，甚至善惡的界限也模糊了，不光是沒有人敢站出來反抗，甚至還覺得對於弱者的排擠和欺辱是理所應當，因為是他不對。這樣的效應在東方熊孩子的欺負中非常常見。
霸凌不僅僅是欺負，還是“強權者”對“弱勢者”的長期壓迫與排擠，所以“霸凌”比“欺凌”更準確
先舉個例子，再來談理論。2006年，日本福岡，13歲初中生自殺身亡，因為受到了同學長期的凌辱和排擠。這又和其老師脱不開干係，因為老師根據成績等因素，把學生做了“優等品”“次等品”這樣的劃分。而該學生還被稱為“偽善者”。班上最權威的人都對學生做出了定性，這讓孩子在班裏抬不起頭，沒地位，受到羣體性的霸凌。
台灣教育學者盧玲穎研究了大量校園霸凌的材料，發現日本的霸凌研究可資借鑑，也很有東方社會的代表性。即有一羣人共同持續地欺負、排斥(忽視或隔離)、嘲弄一位被大家定義的弱者。這樣的欺負表面看起來不如肢體暴力有殺傷力，但其實負面影響驚人。這和日本要求服從於集體的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而中國大陸的校園欺凌，當然也有可以借鑑日本研究的地方。許多家長喜歡並表揚“聽話”的乖孩子。因此，孩子長大一些，也是容易讓權威給嚇到，從而不敢反抗，默默忍受欺負。拯救不了權力不平衡，就會一直弱勢下去，一直被欺負。如果家長夠細緻，還能夠從孩子的情緒中覺察出端倪，可更多粗心大意的家長，往往是做不到的。
根本的做法是培養孩子的換位思考和共情能力，退而求其次是嚴防死守校園死角，打造“透明校園”
《母子》一文反覆提到共情，孩子被欺負，家長也是焦慮的，能夠得到理解與同情，很重要。然而，學校一則聲明，不僅沒説清楚事實，還姿態太高，態度太硬，飽受詬病。
成人尚且如此需要共情，孩子就更是了。沒有共情，也無法理解暴力對他人的影響，繼續迷戀拳頭和棍棒。美國有個實驗，還拍成了紀錄片。一名教師受到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被刺殺的刺激，在自己的班上設計了一門實驗，想要探討種族歧視，紀錄片導演進行了全程跟拍。實驗中，老師根據眼睛顏色的不同，而把學生分為藍眼睛與褐眼睛兩個階級，並指定其中一個顏色是特權階層，享受全方位的優待。很快，被權威者指定為特權者的孩子們變得頤指氣使起來，老師説，“我見到的最棒、最合羣、最體貼的孩子在十五分鐘內變成一個令人難受的、惡毒的、歧視他人的三年級學生。”好在，只是個情境實驗，而在第二天，雙方會進行角色互換。既擔當過施暴者，也體驗過受害者，給予了學生們換位思考的空間，切身明白壓迫之不義，而跟拍的錄像顯示，他們在長大後，對待種族議題，也有更寬廣的視角。
紀錄片《分裂的班級》
因此，打擊校園霸凌，不是籠統的口號，而需要構建學生之間換位思考的角度和能力，設計相應的課程，如盧玲穎所言，“站在教育的立場，我們能做的，是透過環境的塑造協助不同的孩子思考及發聲。這不只是單純地告訴孩子，‘我們絕不容許霸凌、我們要站出來反對’，而是要進一步地和孩子討論，‘為什麼有些時候我們會想欺負別人?’‘到底什麼是霸凌?’‘為什麼我們難以説不?’以及‘為什麼我們會旁觀?’。”
在《母子》一文中，最為讓人膽戰心驚的情節，莫過於已經知道孩子被欺凌了，然而，“班主任未徵求孩子同意的情況下，讓我的孩子頻繁與霸凌的孩子互動非要讓他們在一起玩，並且拍下看似‘和諧’的照片發在班級羣裏。”如此地“做樣子”，在應付考核和粉飾太平上，可謂滿分。然而，只會鼓勵霸凌者，並二次傷害受害者。這些舉動也許和現有的應付校園欺淩策略有關，今年教育部掀起了校園欺凌專項治理行動，“第二階段為9月至12月，主要是開展專項督查。除了全國中小學校，中等職業學校也在此次治理的範圍內。專項治理期間仍發生校園欺凌事件，造成惡劣影響的，將予以通報、追責問責並督促整改。”初衷為好的條款，可能是老師和校方如此着急了結的原因。
培養換位思考，需要細緻的課程設計
進行校園霸凌的深入換位思考，引導孩子們去分辨善與惡，甚至進行專門的課程，這個路徑很清晰。但是以經驗論，大張旗鼓地實施起來，很容易淪為應付考核的行動，沒有實質的改變。在這樣的情況下，建造“透明校園”，打破“權威效應”的封閉環境，讓孩子們知道欺負人會被發現，被阻止和懲罰，是更現實的步驟。如：美國教育學者Trautman與Migliore提出的參考行動指南：
巡視校園死角，避免高年級生躲在隱蔽地方欺負弱小的孩童;教導學童避免受害，勿落單，有同伴。老師應經常在教學活動中安排全班討論、情境演練、角色扮演、果斷訓練等;設置舉報之保密信箱，提供書面舉報通知或陳訴委曲的機會。(本部分參考《淺談圍牆內的暴力：校園霸凌》)
對於家長而言，則需要明白，如果自己想要一個聽話的、不問為什麼只知道服從的孩子，那麼就是在加固權威效應對孩子的影響，在家孩子要畏懼你，在外孩子要屈從於霸凌他的“權威”，更容易被欺負，更不容易被發現。
《母子》一文的導言説得很好，“孩子之所以是孩子，不僅因為他們沒有自我保護能力，還因為他們對作惡毫無自控能力。你不告訴他那是惡，他能把別人逼死。你不告訴他要反抗，他能被別人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