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財沃頓羅蔚: 中國需要自己的超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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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大片《戰狼2》最近紅遍了大江南北，誰都沒有想到，一部帶有主旋律的中國式英雄主義大片可以掀起這樣的熱潮。這部片在網上的曝光率太高了，就算對這種主旋律的英雄主義電影不太感興趣，也會忍不住想去看，畢竟大家都衝去電影院看了。從那些火爆的戰鬥場景和真槍實彈，還有霸氣的動作戲份都可以看出，電影的製作人確實下了很大的工夫。
《戰狼2》在中國大受歡迎，還是説明了一個淺顯的道理：只有中國人才能夠做出最適合中國人的文化產品。經過了幾十年好萊塢的洗禮，中國觀眾似乎開始厭倦了西方的超級英雄，他們太需要在銀幕上看到一箇中國的超級英雄了。《戰狼2》成功塑造了一個跟西方不一樣的超級英雄形象，剛好點燃了觀眾的愛國熱情。
在西方文化中，人們更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很多大受歡迎的電影都有濃烈的個人英雄主義，內容大多是一個人打敗一千幾百人，最後成功拯救世界的套路，劇情都差不多又能一直叫好叫座。西方文化不太注重國家使命、親情友情、軍人責任、男兒血性這些東西，中國人其實也不太能接受西方的個人英雄主義。可是為什麼過去好萊塢大片仍然能夠在國內大賺特賺？簡單説，就是很厲害的畫面、特效、動作設計。當然，在這些東西的背後是金額巨大的投資。看來看去，好萊塢大片其實離我們還是太遠了。雖然近幾年中國人開始在好萊塢大片中露臉，但大部分還是一些花瓶角色。現在，《戰狼2》證明了中國電影也可以做到好萊塢大片一樣叫好又叫座。如果一定説跟好萊塢相比差了什麼，可能就是一些特效還不夠逼真。如果再加大點投資，或許會有更意想不到的效果。
《戰狼2》的成功不會是一個個別例子。搞不好，它就是未來“中國超級英雄”電影系列的一個新開端，相信很快我們也能拍出帶有民族特色又能熱銷全球的大片。中國製造的衣服鞋襪已經遍佈全世界，電影無非也是一種產品。就讓我們期待在世界電影圈的“中國製造”吧。
8月15日，正在尼泊爾訪問的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同尼泊爾副總理兼聯邦事務與地方發展部長加奇恰達爾會談。新華網 圖
據新華社報道，正在尼泊爾訪問的國務院副總理汪洋15日同尼泊爾副總理兼聯邦事務與地方發展部長加奇恰達爾舉行會談。雙方一致認為，應共同努力，推動中尼各領域務實合作不斷取得新成果。
據尼泊爾媒體《加德滿都郵報》、《喜馬拉雅時報》16日報道，加奇恰達爾在與汪洋進行會談後，雙方簽署了三項重要協議，分別為：經濟、技術合作，加強中國投資以及在尼泊爾的石油天然氣勘探合作。
報道稱，雙方還敲定價值10億人民幣的協議，對尼泊爾一些基礎設施進行修復和重建，其中包括在2015年地震中被毀的科達裏高速公路，以及阿尼哥高速公路和拉蘇瓦大橋建設等。
尼泊爾外交部一份聲明中稱，雙方同意加強中尼邊境口岸的作用，加大口岸設施建設。此外，中國還提供100萬美元的人道救援資金，幫助尼泊爾近期洪水和山體滑坡的災後重建。
中國外交部網站此前發佈消息稱，應尼泊爾政府邀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於14日晚抵達尼泊爾進行訪問。在尼泊爾期間，除了與加奇恰達爾舉行會談，汪洋還將會見尼泊爾班達裏總統、德烏帕總理。
中尼關係近年來逐漸密切
據新華社報道，汪洋15日在與加奇恰達爾的會談中指出，中方願同尼方一道，落實習近平主席同尼方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推動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務實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加奇恰達爾則表示，尼方期待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拓展兩國務實合作，不斷擴大雙邊貿易和投資規模，加強互聯互通，持續推進交通基礎設施、能源、防災減災等領域合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指出，中尼是友好鄰邦，兩國關係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發展勢頭。中方希望也相信，通過此訪雙方能夠共同努力，推動落實兩國領導人和政府達成的合作共識，深化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合作，推動兩國關係深入發展。
今年3月，時任尼總理普拉昌達訪華，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和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均對其進行接見。雙方在保持政府、政黨等各層級密切往來，共建“一帶一路”，穩步推進互聯互通、災後重建、基礎設施、人文交流等領域合作達成一致。
“近年來，尼各任總理都曾訪華，而中國高層少有對尼訪問，汪洋此行也是彌補了這一局面”，復旦大學南亞專家杜幼康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
在與中國發展關係方面，尼泊爾7月初剛與中國簽署了一項協議建立邊境執法中心，雙方在“尊重彼此主權”的前提下，管理並遏制邊境犯罪。此外，今年5月，兩國政府還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在次月舉行的中尼第11輪外交磋商中，兩國進一步探討了各領域的合作。
在經濟方面，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2016年，中尼雙邊貿易額8.9億美元，同比增長2.7%。其中中方出口8.7億美元，同比增長4%；中方進口0.2億美元，同比下降30.6%。澎湃新聞瀏覽中國駐尼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網站發現，在對尼泊爾的援助頁面，2017年的項目明顯增多，從武警學院項目到地方選舉物資，從公路項目到醫療隊、貸款等，內容不盡相同。
杜幼康解釋稱，中國在尼泊爾災後重建過程中做出巨大貢獻，中國對尼的援助不附加條件，尼也希望在與中國經濟的合作中分一杯羹，在傳統的貿易通道以外，開闢更多合作領域。
尼泊爾保持平衡外交
目前，尼泊爾正處在政治轉型期，政局複雜多變。落實新憲法、舉行地方選舉是尼政府今年以來最主要的任務。尼泊爾分別於5月和6月舉行了兩期地方選舉，第三期地方選舉將於9月18日舉行。此外，5月24日，總理普拉昌達宣佈辭職。6月6日，尼大會黨主席德烏帕當選為新總理，目前正在積極籌備地方選舉和政府組閣。
據尼泊爾《新焦點》雜誌12日載文分析稱，在印度外長斯瓦拉吉訪問尼泊爾後的第3天，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就到訪，也讓尼泊爾在中印這兩個巨大的鄰國中間更難平衡。但尼泊爾方面也強調，此訪以發展為重心，不應與中印洞朗的對峙聯繫起來。
“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訪問都是很早以前定下來的，加之近年來中尼本身有很多合作領域需要去談，所以訪問時機問題，並不應當過度解讀”，杜幼康表示。
不過，據《環球時報》此前報道，尼泊爾副總理兼外長馬哈拉7日在一個小型新聞發佈會上明確表示：關於中印兩國在洞朗地區的對峙，尼泊爾既不會受中印兩國的影響也不會捲入。此為中印在洞朗地區對峙以來尼泊爾官方首次對此發表評論。
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關培鳳副教授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印度作為南亞大國長期以來對周邊國家有絕對的優勢地位，對其內政和外交有巨大的影響力。儘管印度的南亞鄰國都希望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來牽制和抵消一部分印度的影響力，但在中印邊界問題上，這些國家不太可能會選邊站隊，既不會為印度的所作所為背書，也不可能冒險得罪印度。
另一方面，尼泊爾在2017年4月與中國舉行的代號“薩加瑪塔友誼-2017”的首次聯合軍演降低了規模，有分析認為這是因為受到了印度的壓力。《印度快報》稱，印度近期還向尼泊爾提供了6644萬盧比（近700萬人民幣）的經濟援助，以幫助其建設學校設施。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維多”：尼泊爾夾縫中求生存
網友“eccentric”：贊
(1970-01-01)
很多人可能不瞭解，台灣有的年輕人為什麼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兩岸這些年交流這麼多，大陸這些年發展這麼快，台灣人的“中國認同”不是應該上升嗎？
台灣青少年被灌輸的“同心圓”史觀
資料圖：民進黨背後支持的台灣學生“太陽花運動”對兩岸關係產生了不良影響。（圖片來源台媒）
通過和一些台灣學生的交談，以及網上查找的一些資料，我們會了解到一些台灣青年人的“國族認同”從何而來。
首先，
如果他們都出生於台灣“去中國化”教育開始後，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接受了怎樣的歷史觀教育：
台灣是一個島，台灣的少數民族是最早的文明。然後中國人過來佔領了，然後被荷蘭人佔領了，然後鄭氏政權（只説鄭成功，不提明朝）打跑了荷蘭西班牙，後來，台灣被中國（清）佔領，後來被日本人佔領，再後來台灣又被併入中國，然後“中華民國”逃到了台灣。
明白了嗎？
台灣的歷史課不按時序性授課，而是以地域性來授課，先學台灣史，再學中國史，最後學世界史。在台灣史的課程中，不但不強調台灣與中國的關聯，甚至避談台灣與漢人移民的關係，整個台灣史的格局，就是台灣這塊地方陸續受到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漢人的統治，而且無論是鄭成功、“清帝國”，還是“中華民國”，都是“外來政權”。
台灣的教科書告訴他們孩子的歷史是這樣的：
以台灣這塊土地為核心，往外觸及到“中國”，再往外觸及到世界。
這就是台灣所謂的“同心圓”史觀。
台灣30歲以下的年輕人，幾乎全部從初中起受到這套同心圓史觀的教育長大，以“台灣”為主體來看歷史，讓台灣與中國“涇渭分明”。
“天然獨”還是“人造獨”？
台灣曾經的歷史課綱、教科書。（圖片來源：人民網）
台灣教科書裏的這套所謂“同心圓史觀”區隔了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以“鄉土文化”和“多元文化”模糊學生的中華民族認同；將台灣人劃分為“我羣”，將中國人劃分為“他羣”。
通過這樣的教育，我們可以瞭解到，島內“獨”派怎樣用“台獨”史觀毒害台灣年輕一代，進而磨滅台灣同胞的中華民族意識。
在“兩蔣”時期，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原本不存在問題，除極少數人主張“台獨”，90%以上的民眾都堅持“一箇中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而李登輝上台後，台灣經歷了陳水扁、蔡英文當局等“去中國化”的教育、文化、政治操作後，短短二十幾年時間，就已經培養出數量非常可觀的“人造獨”青少年。
欲滅其國，先亡其史
台灣高中歷史課本。（圖片來源：台灣“中時電子報”）
台灣的歷史課綱修訂，始作俑者是李登輝。
自上世紀90年代李登輝上台以來，台灣的歷史課綱已經經歷了“88課綱”（即公元1999年實行，以下課綱稱謂同理）、“95暫綱”、“98課綱”、“101課綱”和“104課綱”5次變遷。
縱觀歷年來民進黨推行的台灣歷史課綱的變化，有兩個趨勢值得警惕：
一是大量更改代表國族認同的稱謂。
如“國父”改為“先生”，“國字”改為“中國字”，“國曆”改為“陽曆”，“光復”改為“戰後”，“我國國土面積是3.6萬多平方公里”，這裏的“我國”僅指台灣，“李白是中國的偉大詩人”，而不是“我國”的詩人，如此等等，共有幾千個詞的修改。
二是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不提二戰時日本在台灣徵兵和慰安婦，也不提台灣人參加中國抗戰。
比如，以“日治”取代“日據”，“抗日戰爭時期”改為“二戰時期”，隨後按課綱編出來的高中歷史書，談及台灣慰安婦時，竟有的説“除了風塵女子外，也有自願到海外去從事‘慰安’的婦女”。而馬當局2014年修改課綱時，在關於“慰安婦”的內容上加入了“被迫”二字，一些“台獨”分子竟叫囂，“有何證據證明所有的慰安婦是被迫的”。
日本二戰期間對殖民地女性強徵及誘騙從事“慰安”的勾當，有日軍情報部給日本陸軍本部的文件及大量人證物證。很多幸存的受害者至死沒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聲道歉。有阿嬤對下一代懷有期許，認為他們能夠替自己討回公道。但島內“獨”派為實現“台獨”，對中國歷史進行切割，已到了不顧廉恥、喪盡天良的地步。
蔡當局仍在推動繼續修改課綱“去中國化”
這不是突然發生的事情，是通過漸進的方式，重新改寫台灣人的歷史，也改寫台灣的歷史記憶。
台灣最近對課綱的一次修改是今年7月3日，台灣“教育研究院”又正式公佈了“12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草案”。其中高中歷史的中國史部分被大改：廢除中國史，將之併入東亞史，把歷史課綱從現在的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改成台灣史、東亞史、世界史。
換句話説，
將來台灣歷史教科書將沒有中國史，只有東亞史，中國和東亞國家位於同等的位階，台灣將失去與“中國”的歷史連結。
該草案已送台灣“國教院”課發會審閲，據媒體報道，7月公告，9月開公聽會，最快明年初交台當局“教育部”課程審議會審議，預計2019學年上路。
一旦成真，讀着“中國史是東亞史”成長起來的台灣人，還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嗎？
圖片來源：台媒
“台獨”的險惡用心受荼毒的年輕一代
通過教育形塑的歷史意識，是凝聚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
而台當局正通過教育、文化、社會、媒體各個方面的扭曲“去中”操作，將台灣年輕一代綁上“台獨”的戰車，成為“台獨”派的人質，將來，某些政客或者可以以此向大陸要好處、談條件。
可一旦兩岸之間的“統獨”對立客觀形成，這就不只是兩岸的大不幸，更是台灣的災難。
蔡英文所謂的“天然獨”，其實來自人造的“去中國化”，如果蔡當局繼續運用行政權及“立法權”加以推進，只會導致和大陸“必須統”的民意加速對撞。
當一批被人為培養的所謂“天然獨”，遇上力量和話語權佔絕對優勢的“天然統”，其結果為何？
這在兩岸實力對比日益擴大的形勢下，是把“人造獨”送去當“炮灰”，把台灣學子當成犧牲的世代，這絕對不應是負責任的從政者所應為的。
台灣《聯合報》社論曾指出，
一部“去中國化”的課綱，或許可以温水煮青蛙打造更多“天然獨”，卻絕不可能為台灣打造和平與繁榮。
對“一箇中國”的柔性背叛，對中國歷史的蠻橫切割，對中華文化的棄捨決絕，都只會撕裂社會，把兩岸關係推向墜崖的絕境。
台灣反“年金改革”民眾抗議蔡英文當局。（圖片來源：台灣“東森新聞雲”）
和平寶貴回頭是岸
當前民進黨蔡英文當局執政下的台灣，產業空心、民粹橫行、政黨惡鬥、人口老化、人才外流。最新民調顯示，蔡英文只有15.3%的支持率，人民已經厭惡了蔡當局的政治操作，民進黨當局還不警醒自省嗎？
歷史和文化有其自身規律，把年輕學生當槍使，即便一時僥倖獲利，未來也會自食惡果。
“去中國化”教育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和結果，只會令台灣下一代產生錯誤認知，更加難以面對真相。正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評價李登輝的所謂本土化進程時所説，“不會改變最終統一的結果，這樣做只能使台灣人在重新統一實際發生時更加痛苦。”
兩岸完全有共創和平、共謀發展的機會，而這唯有棄絕“台獨”才能達成。至於以“台獨”為目標而捏造新史觀，只會把台灣推向險境。希望蔡英文在演練坐直升機逃跑時候，多想想島內民眾的疾苦，多想想年輕一代的未來。我們期待島內“獨派”懸崖勒馬，也期待台灣的青少年一代早日警醒。（中國台灣網李傑）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公乘子”：大陸招聘台灣人時應該考歷史
(2017-08-12)
兩封針鋒相對的公開信，使一場在學界醖釀多時的、關於中國擬建“12米口徑光學紅外望遠鏡”（LOT）的爭議大白天下。兩封公開信，一封來自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天文系主任陳建生，一封來自中國科學院院士、南京天文光學技術研究所成員蘇定強和崔向羣。爭論圍繞大望遠鏡的光學系統展開，前者支持國際上最“成熟”的“三鏡系統”，後者主張“創新”的“四鏡系統”。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天文系主任陳建生
值得注意的是，兩封公開信同時提及了一箇中科院天文大科學中心組織的、由國際專家組成的評審小組。該評委會曾在2017年4月就大望遠鏡的建設方案進行評估論證，並向中科院提交了建議報告。
報告就整體光學設計指出，“總之，要滿足國家與望遠鏡科學委員會提出的極限星等、視場範圍、操作靈活性和總造價等要求，四鏡‘SYZ光學系統’均不如RC或AG標準三鏡系統。因此，我們不再進一步考慮SYZ光學系統。”
然而，兩封院士公開信對這個評估小組和其論證結果的看法截然不同。陳建生寫道：“由於建造12米望遠鏡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程，而我們又缺乏經驗，我們必須採取開放的態度，與國際同行專家討論，認真聽取他們的建議，因此需要組織國際專家顧問小組，事實證明這些專家對我們的幫助是真誠的，但崔向羣認為這些專家是別有用心。”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京天文光學技術研究所崔向羣
蘇定強和崔向羣則在信中寫道：“4月20日的國際評審，實際上是個別人操作，這個人就是在極力要將12米望遠鏡改為三鏡系統的人。他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商量和不商量都沒有大的區別，告訴前期工作組國際評審時，評審方案、評審專家，評審組長，他早就定下來了，提意見也沒有用。更不用那位説評審組長是明顯根據授意做，調查也是走過場，根本不聽另一方面的意見。評審專家大多不是望遠鏡光學專家，他們中較多的人估計是不能完全聽懂我們在講的內容。”
為此，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聯繫了國際評審組組長、丹麥天文學家約翰內斯·安德森（Johannes Andersen）。8月14日，剛從挪威休假歸來的安德森第一時間與澎湃新聞進行了郵件溝通。安德森通過機器翻譯的結果，大致瞭解蘇、崔兩位院士公開信的要點，結合他個人所瞭解的背景信息，還原了一些關鍵的細節，並對信中的部分説法作出了直白的駁斥。
“一個20億人民幣的錯誤難以迅速修正”
作為背景説明，安德森首先向澎湃新聞簡短介紹了他個人的學術履歷和組織此次國際評審的情況。在措辭中，安德森堅定地強調國際評審的公正性，和他個人的盡職工作，並流露出被質疑的失望和憤慨之意。
安德森自我介紹道：“我是一名哥本哈根大學的退休天文學家（現年74歲），在天文觀測（發表了超過400篇文章，被引用超過13000次）和儀器建造方面都有所參與。1986年以來，我13次拜訪中國，曾協助建成LAMOST探測器。在甚大望遠鏡項目（VLT）期間，我當過歐洲南方天文台科學和技術委員會3年的主席。最後，我主管北歐光學望遠鏡（NOT）長達11年。我的夫人兼同事比吉塔·努德斯特倫（Birgitta Nordström）博士，有相似的科學背景和對中國的瞭解，也積累了大量的國際評審經驗。這次，我們訪問了項目所有提案方，包括崔博士（她還參加了2013年我們在麗江辦的70歲生日座談會）。”
國際評審組組長、丹麥天文學家約翰內斯·安德森（Johannes Andersen）
安德森強調了評審組的獨立和客觀性：“選擇獨立評審組成員的標準，是他們在現代大型望遠鏡的各個領域（包括光學系統，也包括了影響觀測圖像質量的許多其他方面）上的科技聲望。此外，他們與這個項目或任何競爭性項目都沒有關聯（尤其是經費上的關聯）。基於各個項目組所提交的報告、45分鐘展示、1小時的討論，我們對方案的科學性、技術性、操作性進行了評審。我們沒有收到中科院天文大科學中心的任何授意或限制（否則，我們當時就會請辭！），也沒有索要任何酬勞。我們的報告由我自己起草，一次次修改，直到文本和結論被所有成員一致認可。我希望這份報告，如我們一直敦促的，能儘快公開。”
安德森指出，“現在主要的迷惑點是：南京天光所的設計理論上會產生完美的圖像，然而受到其他因素影響，這實際上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現代望遠鏡成像很複雜，不僅僅是幾個鏡子的問題。”
總體上，安德森認為，如果中國的十二米望遠鏡沒有采用有競爭力的光學系統，那它就會像LAMOST（郭守敬望遠鏡）一樣，一開始就落後了。“科學進展不等人，而一個20億人民幣的錯誤難以迅速修正。”
“這完全是在顛倒黑白”
針對蘇、崔兩位院士公開信中對國際評審組的評價，安德森寫道：“我很遺憾地説，這完全是在顛倒黑白。明白地説，我們沒有得到薛隨建博士的授意（編者注：蘇、崔並未明指授意來自中科院國家天文台副台長薛隨建）。評審組成員名單在報告裏列出來了，崔博士都認識（其中2名是她80年代在歐洲南方天文台工作時的同事）。她為什麼説出顛倒事實的話，這需要她自己解釋。”
蘇定強和崔向羣在公開信中就四鏡系統和三鏡系統的優劣作出了總結性的陳述。他們寫道：“任何一位望遠鏡光學專家都很清楚：這架12米望遠鏡在技術難度上無論用4鏡系統還是3鏡系統都是一樣的風險和難度。……
我們不僅研究和提出了4鏡系統的方案，還深入研究了包括R－C系統的各種三鏡系統的方案以及5鏡系統的方案，進行了認真的比較，結論是中國的望遠鏡不能複製美國30年前設計的10米望遠鏡（R－C三鏡系統），而應該堅持能很好地結合和應用當代新技術，又沒有額外的技術風險的4鏡系統方案。……
我們作為對R-C系統理解最深刻的人，我們也認為R-C系統統治望遠鏡光學系統的時代應該過去了。”
安德森直白地駁斥道：“這是無稽之談。她不敢在國際會議上這麼講。首先，R-C系統已有百年曆史，而非30年。其次，雙鏡R-C系統是個可選的方案，而非四鏡（其實是五鏡，南京天光所設計的45度的第四面鏡子無法自適應）。第三，現在大家還在造10米級的R-C望遠鏡。第四，10米凱克望遠鏡（我想她指的是這個 編者注：美國1980年代在夏威夷建造的望遠鏡）用了R-C光學系統（雙鏡！），不是用不具競爭力的光學系統建造12米望遠鏡的科學理由。那純粹是政治，不是科學。”
美國夏威夷的10米凱克雙鏡
儘管安德森在郵件中向澎湃新聞表示，他同所有國際評審組成員一樣，在評審之前從未參與過這個項目，也無意繼續參與，但澎湃新聞通過一些天文界人士瞭解到，安德森對項目的發展感到擔憂。
一位國家天文台研究人員曾與安德森在近期的學術會議上進行過交流。安德森認為，“已經不當的選擇”給下一代中國天文學家們帶來災難性影響，他們將失去未來在天文物理領域同世界齊驅並肩的機會。
安德森最後在郵件中寫道：“我完全能理解中科院想等事實都擺到枱面上再做決定。但現在是時候結束討論，做出決定了。承擔長遠的後果是他們的責任，不是我的，也不是國際評審組的。”
報告顯示，安德森領銜的國際評審組還包括8名成員，分別是歐洲南方天文台工程師伯納德·德拉布爾（Bernard Delabre）和洛塔爾·努特（Lothar Noethe）、澳大利亞天文台工程師彼得·吉林厄姆（Peter Gillingham）、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保羅·席格森（Paul Hickson）、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斯圖爾德天文台教授約翰·希爾（John Hill）、日本國家天文台研究員成相恭二、德國波茨坦萊布尼斯天體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傑斯伯·斯多姆（Jesper Storm）、加法夏望遠鏡研究員Kei Szeto。
中國大口徑光學望遠鏡尚未立項
12米口徑光學紅外望遠鏡是“十三五”時期優先佈局的10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之一。目前，中國最大口徑的通用光學望遠鏡還停留在2米級，遠遠不能與國際上一批一流的8-10米級通用光學望遠鏡相比。這已嚴重掣肘中國的天文研究。要知道，美國早在1917年就建成了2.54米口徑的胡克望遠鏡。
“三鏡系統”主要設計者、項目提案方華中科技大學的馬冬林稱，2017年6月30日，國家天文台在參考華中科技大學三鏡系統設計方案的基礎上，撰寫了“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大型光學紅外望遠鏡項目建議書”，並提交給中科院，擬通過中科院上交國家發改委。
2017年7月10日，“迫於南京天光所崔向羣院士和蘇定強院士的壓力”，中科院在內部重新組織評審小組針對LOT望遠鏡概念設計方案進行了新一輪評估。最終的評審結果是11票支持、3票反對、7票棄權，推薦四鏡方案為LOT項目建設的參考方案。
郭守敬望遠鏡（LAMOST）
8月4日，陳建生率先通過公開信，批評崔向羣未經實踐的4鏡系統“為創新而創新”、“國外搞3鏡系統，我就要搞4鏡系統”，強調要儘可能採用國際上最成熟的技術，“國際上已建成的超過10台10米級望遠鏡，無一不是採用3鏡系統”。此外，作為天文學家的陳建生批評搞技術的崔向羣和蘇定強是將自己技術上的“創新”強加給天文學家，是“技術綁架科學”。
陳建生也評價崔向羣負責建造的郭守敬望遠鏡（LAMOST）“並不是很成功的望遠鏡，但媒體的誇大宣傳，使她自認為她是國際上的大權威。”
8月6日，蘇定強和崔向強同樣以公開信的方式“自衞反擊”。他們強調“沒有特別不成熟的技術”，反問陳建生“為什麼這麼沒有自信？這樣不顧一切地反對中國自己的東西？”
蘇定強和崔向羣在信中多次指出陳建生“知識缺乏”、“小看天文儀器專家”、“特長是打擊別人”，批評國家天文台副台長薛隨建“崇洋媚外”。他們總結道：“中國的望遠鏡不能複製美國30年前設計的10米望遠鏡（R－C三鏡系統）”。
爭議很可能造成望遠鏡的“難產”。據《知識分子》報道，中科院條件保障與財務局曾回覆陳建生：“目前的情況是：1、時間很緊，國家要求‘十三五’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項目今年年底前完成項目建議書批覆、2018年底之前必須開工建設；不能按時開工的話項目將會被調整，並且會影響今後其他天文項目的立項。2、存在爭議的項目發改委不予受理，我們需要儘快內部達成一致意見。”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gary900”：聽不懂話是嗎？
網友“登高”：支持三鏡方案，不能為了個人和小團隊的利益影響中國下代天文學的方向
網友“西陵俠”：不懂望遠鏡。但科學技術方面只能講道理、講原理，不能搞人身攻擊，否則我們懷疑動機。
網友“柳隨風”：這篇文章是有傾向，還是把評估報告公開比較好。
網友“真我平常”：這麼重要的項目，有爭論應該先爭論，等學術界意見一致了再實施。不能為了實施項目或者為了把資金用掉倉促上馬
網友“陌葉LIN”：誰拿到話語權，誰就是下一波的天文頭子………
網友“陳友諒”：科學爭論是一種積極的現象，不是本專業的沒有資格發表意見。小編這種有偏向性的文章也不可取，難道你懂技術？更不應該把人品摻雜進去，很低級
網友“革命哥”：解決爭端問題的辦法其實很簡單，繼續讓他們爭論下去啊，幹嘛非得爭分奪秒呢？
網友“雲月天山雪”：為了高價天文望遠鏡的建設，研究員和設計師吵起來了…
網友“熾天使__Lucifer”：你以為自己是相面的嗎？
網友“霧鎖雲巖”：你們懂得天文望遠鏡？
網友“登高”：此發言已被用户刪除
網友“小風201701”：到目前為止我們建的最大的是2米，現在建12米是為了填補空白，追上世界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第一目標是什麼？是有和沒有的區別，為何拿第一個來做實驗上4鏡系統？綁架道德的評論實在是有失作為院士的顏面。
網友“gary900”：最穩妥的是做一個10米的。
網友“霧鎖雲巖”：你們懂得天文望遠鏡？
網友“山西省澎友”：這個好辦。我們目前不是還停留在2米級嗎，這太落後了。先妥妥建一個國際上技術成熟的12米三鏡望遠鏡投入使用。四鏡、五鏡的慢慢論證，不急。再説了，看面相，陳建生比較靠譜：）
(1970-01-01)
上海市政府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16日在滬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上海市市長應勇、中國信保董事長王毅出席簽約儀式。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周波、中國信保副總經理黃志強代表雙方簽約。
簽約現場。張春海 攝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促進外貿回穩向好的若干意見》及有關要求，加強上海市政府對出口信用保險政策性職能履行的指導，更好地發揮中國信保對上海開放型經濟發展和外貿轉型升級的促進作用，上海市政府與中國信保將建立長效合作機制，擴大合作領域、拓展合作深度，促進上海外經貿和出口信用保險健康快速發展。根據此次簽署的協議，雙方將在健全完善出口信用風險防範體系，加強政策措施保障，構建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市場主體“走出去”的橋頭堡，推進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等方面進一步深化合作。
出口信用保險是國際通行的貿易促進和保障的重要手段。中國信保是由國家出資設立、支持中國對外經貿發展與合作的國有政策性保險公司。截至2016年末，中國信保累計支持貿易和投資規模超過2.8萬億美元，累計向企業支付賠款94.8億美元。其中，對上海外經貿支持規模累計達1630億美元，累計向企業支付賠款2.9億美元。
(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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