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旁，一小塊桑地生長在等待春耕的田裏。在這片遺址上，出土了距今4700至5000年前的，世界上最早的蠶絲織品、絹片、絲線、絲帶和紡輪。在中國東部沿海一帶的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等地，傳統蠶桑產業有着5000多年的歷史。
2014年清明，浙江湖州市南潯鎮輯裏村的桑地，嫩葉已從經歷一整個冬天的枝條破皮而出，樸素地點綴着春色。在江浙一代農村，先輩過世後往往就葬於桑園，一位村民正在桑地祭祀先人。此外，每年清明前後，浙江湖州還會舉行“軋蠶花”、“祭蠶神”活動，向“蠶花娘娘”祈福。
但是，“蠶花娘娘”並沒有在整個2014年關照湖州的蠶農。2014年9月，一隻蜻蜓落在被桑螟侵蝕的桑枝上。當月，浙江爆發大範圍蟲害對全省秋蠶的飼養帶來嚴重影響。然而，這些年對當地蠶桑產業造成更大影響的，不止是蟲害。
2014年9月，繭站外，老人們正將採下的鮮繭賣往繭站。在江南傳統蠶桑產區，已經看不見年輕從業者的身影。隨着中國東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度的加快，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不斷上漲，擺脱不了傳統手工養殖模式的“栽桑養蠶”不再吸引當地農民的熱情。
2013年6月，浙江一繭站內，工人們零零散散地將烘烤好的幹繭打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東部絲綢產業最輝煌的時候，繭站一度成為農村財富集聚地。繭站里人都攢動、爐火不滅，萬擔蠶繭在此被烘乾打包後送往工廠。如今，這樣的場景早已不再。
國內的繅絲技術基本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在繅絲過程中，女工的雙手長期浸泡在鹼水裏，導致皮炎發病率在90%左右。此外，在潮濕的環境中長時間站立，讓不少女工患有下肢靜脈曲張和足部疾病。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企業要留住工人越來越難。
2015年4月，浙江一家絲綢企業車間，工人正在對蠶絲進行整經。如今，一名生絲生產工人的年產絲量為850公斤，比2000年的人均550公斤提升了不到一倍。但這些年來，絲廠的員工工資及福利翻了兩番，工廠的產出和用人成本差距越來越大，國內生絲生產企業面臨着生存困境。
2014年9月，蘇州市滸墅關鎮京杭大運河旁，蘇州蠶桑專科學校舊址被草木覆蓋。該校前身是史量才先生創始辦於1904年的私立上海女子蠶業學堂。100多年來，作為全國蠶桑科研教育事業的發祥地，它培養了大量人才。1995年蘇州蠶桑專科學校併入蘇州大學，老校區就此荒蕪。
江蘇無錫西漳蠶種場，一株雛菊在路縫中怒放。1994年，江蘇省蠶桑高峯時期的桑田面積為370萬畝，目前已減至80萬畝。2014年5月，隨着無錫最大也是最後一家，有着90年曆史的西漳蠶種場的關閉，曾經在產量、產值、質量一直位居全省前列的無錫市從此告別蠶桑養殖。
考慮到蠶桑產業的現實，2006年，商務部啓動“東桑西移”工程。在東部蠶桑衰落的同時，西部地區蠶桑逐漸興起。2015年4月，雲南昌寧縣，楊映旭正在和愛人一起搭建新蠶房。曾經在縣裏工地上打工的楊映旭因為胃穿孔回到村裏。去年他們種下的8畝桑地成了一家人未來的希望。
2015年4月，雲南昌寧縣明華村青樹村民徐相逵正在打理去年剪下的桑枝。眼下，家中16畝梯田全部種上桑樹，他和老伴加上女兒、女婿4人，一年養蠶收入可達8萬元。而在此之前，種水稻的年純收入只有5000元。徐相逵希望明年能將家裏住了30多年的土坯房換成新洋樓。
在中西部地區，蠶種都要通過小蠶共育進行早期統一飼養後再發放至蠶農。而在江浙一帶，因為村民大多熟知養蠶，蠶種直接發放到蠶農家中。相比後者，前者的養殖模式更為科學。
廣西的一傢俬人繭站，一名婦女正將打包的幹繭背進倉庫。 2014年廣西全區桑園面積285萬畝，蠶繭產量32萬噸，分別是2000年的9.5倍和10.6倍。目前廣西蠶繭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50%左右
“東桑西移”帶來的是“東綢西移”。西部相對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以及較低的人力成本，吸引了一眾東部絲綢產業向西轉移，將更先進的蠶絲生產設備投向中西部地區。2014年，重慶一家絲綢企業建成投產。
在“東桑西移”政策實施後的近幾年，招工難又一次成為絲綢企業面臨的難題。雲南省保山市，全省規模最大的繅絲企業內，一名新進的員工正在繅絲機上練習。與10多年前企業剛成立時廠區門口擠滿了應聘人羣的場面相比，眼下因為招工難，車間兩組繅絲機只能關停。
中西部蠶桑產區也在發生變化，先富起來的地方開始出現毀桑棄桑，導致蠶桑基地只能向更為偏遠的貧困區域轉移。中西部蠶桑產區面臨着和東部一樣的挑戰。四川武勝，一羣老人正在一處工地等待工作。他們做一天短工，收入最少也有100元。
重慶市黔江工業園，一位來自浙江嘉興桐鄉的絲綢企業主正和生絲供應商檢驗原料。眾多東部絲綢企業抱團前來這裏落腳的，除了同當地企業的相互磨合外，還要適應不同的風土人情，對於剛剛遷移來的企業來説，需要不少時間來適應。
因為“東桑西移”的實施，東部和西面臨着或悲或喜的選擇。2015年4月，浙江湖州，村民沈小英正將砍下的桑樹搬回家，這裏將成為一個現代農業園區。東部地區，農民將土地出租後，往往會變身為現代農場工人，收入增多而且更加穩定，許多人不再留戀種了大半輩子的蠶桑。
2014年5月，重慶市黔江區石會鎮武陵村，繭站技術員肖建懷和妻子侯章瓊在自家的蠶室合影，他們養蠶已有20年。這幾年，肖建懷加大了飼養量，並且將桑地種植擴大到了60畝。一家人收入的增加不僅讓孩子讀完了大學，同時還為家裏添置了一輛小車。
2014年6月，無錫中國絲業博物館，每到週末，已經退休的徐惠芬會就回到這個由絲織廠改建而成的博物館，為參觀者表演她曾經的工作。55歲的徐惠芬在這裏工作了34年。
2014年7月，廣西象州縣一家絲綢企業，2007年進廠的羅靜華已升為工長，分管3組繅絲機組。2007年以前，當地很多年輕人離開學校後，唯一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隨着“東桑西移”政策的實施，遷來的絲綢企業留住了不少即將外出的年輕人。
這兩年，經營一家苗木場的顧明琪已經不再養蠶。週末時，顧明琪會到鎮上的輯裏湖絲博物館表演手工繅絲。1851年，產自浙江湖州南潯的輯裏湖絲在英國舉辦的第一屆世博上榮獲金獎，輯裏湖絲製作技藝入選國家級第三批非遺名錄。從業50多年的顧明琪是輯裏湖絲製作技藝的傳承人。
2015年，雲南昌寧縣明華村，村裏桑樹種植面積已超過3000畝，村支書徐喜浩希望接下來桑樹種植能達到5000畝，徐喜浩説：“這樣下去，兩年後村裏就能摘掉貧困村’帽子’。”
江蘇一家絲綢公司的董事長吳建華一邊和愛人吃午飯，一邊接聽客户的電話。憑藉着研製出的第一台符合傳統宋錦織造工藝和參數的電子提花機，吳建華成為2014年APEC會議上各國領導人“中裝”的面料供應商，公司由此迎來新的轉機。
雲南保山市昌寧縣，來自山東日照的王善祿，是一家繭絲公司的蠶桑技術經理。1986年從蠶學專業畢業後，王善祿進入山東省絲綢總公司下屬單位工作，企業改制後離職來到雲南。和他一同屆畢業的10多名同學中，還在從事本行業的，剩下3到4人。
隨着市場上紡織面料的多元化，傳統絲綢的市場被大幅壓縮。加上一直以來，國內絲綢產品設計落後，缺乏時尚元素，品牌缺位等因素，導致大量低端絲綢製品在市場中滯銷。2014年10月，浙江湖州絲綢城，一位經營户在市場的二樓平台鍛鍊身體。
2015年4月，江蘇蘇州一家絲綢企業展示館內，顧客正在挑選絲綢產品。市場低迷以及同質化競爭的加劇，迫使絲綢行業醖釀轉型，一些企業從單一面料生產，轉向成品服裝、家紡、提包、時裝等產品拓展。不少企業的內心，都在醖釀中國絲綢的“愛馬仕”和“LV”。
浙江嘉興桐鄉一家絲綢市場內，絲綢歷史被單獨做成了一個展廳。歷史上，中國被譽為“絲國”。上世紀70年代後，我國繭絲產量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生產國和出口國，但由於在紡織、印染、設計、品牌建立等環節和歐美有不小差距。當下，中國還只是個絲綢大國，離絲綢強國還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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