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上街執勤究竟該不該？今天關注的這則新聞很有意思，並且極為少見。江蘇徐州最近在申辦文明城市，要求102家單位上街協助交警執勤，一直持續到2017年年底。讓人想不到的是，徐州檢察院公開反對，表示自己的檢察官不會去做和本職工作無關的事。在許多法官、檢察官需要承擔拆遷、招商等匪夷所思的工作時，徐州檢察院的拒絕顯得難能可貴。
要點速讀1檢察官、法官承擔的非本職工作大多讓人無法理解，比如執勤、招商、拆遷。從本質上看，是因為他們被基層政府當作了普通公務員。2呼籲讓檢察官、法官更純粹，對他們這個羣體既是利好，也是挑戰。徐州檢察院拒絕“文明城市”的號召，不讓檢察官上街值勤
“全國文明城市”，幾乎是地方政府最翹首以盼、寤寐思服的榮譽稱號。自2003年中央文明委正式下發評選通知開始，這場自上而下的爭奪“文明城市”的戰役，在基層燃燒10多年，往往要拿出最大的決心最強的動員，去全力爭取。
沒有比“全國文明城市”更吸引地方政府的榮譽
徐州也不例外。他們無數次召開“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推進會”，力爭2017年心想事成。這一次，徐州市政府要求全市102家單位上街協助交警執勤，一直持續到2017年底。這102家，幾乎囊括了徐州市所有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其中就包括了徐州法院和檢察院。
徐州市法院、檢察院人員也被要求上街值勤
對於這樣的安排，徐州市檢察院是徐州唯一一家、甚至是全國唯一一家公開表示反對意見的部門。他們公開表示，拒絕安排檢察官從事超出法定職責範圍的事務，不組織任何檢察機關人員上街協助執勤。
可能有人會奇怪，怎麼需要這麼多人輔助交警?這裏給大家介紹一下文明城市評選的方法，自然就懂了：
“180多位調查隊員分成12個組進行實地考察。他們以普通旅遊者身份進入一個城市，抵達當地後，打開一個保密大信封，裏面羅列着在這個城市要實地考察的汽車站、建制村、文明社區、醫院、集貿市場、主要商業大街等20個電腦隨機指定的申報地點，以及出租車、飯店、街巷、交通路口等50個隨機選取的非申報地點。”
檢察官、法官承擔莫名其妙的非本職工作，不在少數
“一會兒座談會開完了，我們還要上街開展創建全國衞生城市的宣傳。”這是一個基層法官在開完司法體制改革的會議後，對記者説的話。
安徽臨泉組織法官上街打掃衞生
除疏導交通、打掃衞生外，檢察官、法官經常承擔的非職務性工作讓人大跌眼鏡，主要是兩項：招商和拆遷。2015年底，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就曾指出，有的地方仍視法院為政府的工作部門，要求法院承擔司法職權之外的強制拆遷、城管執法、招商引資等工作。
為什麼一些法官要承擔拆遷和招商等工作呢?這裏面除了有攤派任務這個意思外，還另有深意。
2013年，河南省項城市法院招商引資了一個“10萬平方米標準化廠房”。“項城法院院長趙振勇深入工地進行調研指導”的新聞標題讓人很有錯亂感。既然是10萬平米的廠房，肯定要涉及到拆遷的問題，涉及到拆遷，肯定有“釘子户”，這個時候趙院長的優勢就發揮出來了，法院官網介紹“針對個別村民影響施工的問題，趙院長與派出所共同研究，做好溝通協調關係，如不聽勸阻，與公安等部門配合予以打擊。”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劉素華曾表示，法院參與招商引資，會在情感上產生偏愛，當投資人和其他社會主體產生爭議時，有可能做出有爭議的判決。
今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其中明確指出，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要求法官、檢察官從事超出法定職責範圍的事務。所以，兩辦(中辦、國辦)發了文，徐州市委市政府不便發作。
本質：越往基層，法官、檢察官越被視作附庸，必須指哪打哪
不管是被叫去執勤還是招商拆遷，法官、檢查官之所以如此容易被驅使，還是因為基層政府把法院、檢察院視作一個由他們管轄的部門，地方行政長官成了院長、檢察長的上司，上司讓下屬幹活，哪有不幹的道理。
這幾年司法改革方案接連出台，有一些亮點，比如法官的人事任免權統一到了省高院，不再受制於地方政府。但有兩個問題尚未解決。
第一，人事權雖然被省高院收走，但財權沒有獨立。長期以來，中基層法院經費主要依賴地方本級財政。雖然有統一標準，但畢竟不是由人大直接撥款的，而是政府根據財政收支狀況進行把握。這樣，地方政府就能利用其手中掌握的財權，方便地挾制法院的經費使用。
第二，基層法院的人事權被省高院收走，但省法院並未被“統”到最高院，還得聽命於省政府。
從現實情況看，越往基層，法官和其他公務人員的區別就越小，都是組織的人，把你指到哪裏，就要打到哪裏。複雜的是，不僅地方政府已經習慣了把法院、檢察院當“自家人”使喚，就連暢想自由的法官、檢察官，也對脱離地方政府後持狐疑態度。
據《南方週末》報道，重慶某區法院一位副院長打了個比方：法院以前有兩個婆婆，一個是地方黨政，一個是上級法院。改革之前地方這個婆婆它一方面可以干預你，面對難題的時候它也會調動力量來幫助你。改革以後這個婆婆沒有了，剩下的上級法院這個婆婆，它能不能很好地支持你?
讓法官、檢察官更純粹，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好處，因為獨立的身份是和獨立的責任聯繫在一起的
其實，單純從消耗法官、檢察官精力的角度看，徐州檢察院被要求上街執勤，都是利用下班、空閒時間，而不是讓大家曠工。説“一定會影響他們的本職工作”倒也未必。國外有不少優秀法官也一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那為什麼要對這樣安排如此敏感呢?因為必須要逐步剝離司法的行政管理職能，淡化和消除行政層級影響。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當然可以，但不能來自基層政府的命令。
這背後有慢慢長路要走。在一個司法去行政化的會議上，最高法司改辦的官員曾自嘲：“這是自己參加的比較尷尬的一個會，因為自己就是典型的一個行政化的官員。”
看起來，賦予法官、檢察官説不的權力，對他們似乎完全是好事。其實不然，獨立的身份一定是和獨立的責任聯繫在一起的。對國內的一些司法人員來説，“獨立的責任”不一定是他們所樂見的。
舉個例子，在中國的各級法院，都存在一個審判委員會，這裏面有不少人根本不是專業法官，在司法改革的呼聲中，不少學者都呼籲廢除審判委員會。但南方某中級法院副院長表示：“實際上，如果要廢除審判委員會，法官會反對的，因為審判委員會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責任分擔，取消了法官壓力反而更大了。”理由很簡單，集體承擔責任往往意味着沒有人承擔責任。佘祥林、趙作海等冤案的背後，哪一個不是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最後又處分了誰呢?
徐州檢察院公開反對基層政府的錯誤做法，為全國基層司法系統做了一個有勇氣的表率，或許可以期待這會成為一個示範，讓基層檢察院、法院不再任人擺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