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車站史：作為公共空間的近代鐵路》
[日]原田勝正著
葉曉瑤譯
方寸 | 社科文獻出版社
鐵路是近代文明的重要象徵，它為人們帶來了不受限制的、平等的移動自由。作為鐵路與城市的“接口”，鐵路車站也成為近代社會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間。
明治初年，響徹新橋站的一聲汽笛，拉開了日本近代化的帷幕。以橫濱站和東京新橋站的出現為開端，車站進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往來車站的每一天”成為新時代的象徵之一。同時，作為城市樞紐和住宅區中的重要公共空間，車站不僅影響着城市的面貌，還控制着人羣和信息的集散。正是在這種集散中，近代社會的“公共意識”得以逐步確立。
本書從選址、城市規劃、建設等多個角度，佐以文學著作、紀實作品和調查報告，追溯日本近代關於鐵路車站的共同記憶。
>>精彩試讀
漱石的困惑
他們見到的車站，尤其是大城市的終點站，其規模之大，發車之多，集散人流之紛至沓來，無論哪一點都可以被看作近代文明的象徵。想來，多年之後夏目漱石去往英國留學時應該也有相同的經歷吧。漱石乘船抵達意大利那不勒斯，隨後再次坐船至熱那亞，從這裏乘火車去往巴黎。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10月20日，圍繞自己在車站及列車上張皇失措的經歷，漱石寫下了日記：
早上八點半，乘坐火車從 Genoa（熱那亞）出發。乘坐旅館馬車到達停車場，場內很氣派，完全不辨方位，急得團團轉，委實可笑。火車終於進站，上車時到處都 occupied（滿座），實在無計可施。最後終於找到了Cook（庫克）的agent（負責人），可以用英語求助……（《漱石全集》第十三卷）
當時，英國的托馬斯·庫克（Thomas Cook）旅行社在意大利的熱那亞開了辦事處。我們彷彿可以看到漱石在困惑中找到庫克的辦事處，因為好不容易可以用英語便一個勁兒拜託旅行社的身影。由於這時候乘客很多，所以最終他被安排上了臨時列車。但是，坐那趟列車必須在都靈換乘，所以漱石有些“一言難盡”。
雖然在都靈換乘了，但是因為位子上還是擠滿了人，同行的5個人就分開入座了。“在這些人中我是到最後都被紅帽子牽引着的那一個，多數時候都茫然若失，左右彷徨。” 穿過弗雷瑞斯鐵路隧道後，進入法國，在莫達訥要檢查行李。漱石與外面正在檢查的一個人點頭致意後，取了行李下車，他不知道其實是在車內檢查，張皇失措。等他折回的時候，座位已經被“不認識的人”佔了，他只有站在走廊裏。車長見狀給他指了隔壁車廂的一個空座位。入座後，他覺得“同座的六個傢伙好像總是在説我的什麼壞話”。於是“我也不甘示弱，權當耳旁風”。到達都靈是下午四點半，在車上過了不愉快的一晚後，於翌日早八點左右“總算到達‘PARIS’（巴黎）”。
第一次“入洋”的夏目漱石描寫了令人感到困惑的車站、車站的諮詢處及國境車站的海關檢查處等。即便是5個人同行的時候，也是“不習慣火車雜沓紛亂的我們‘慌慌張張’，只覺得是窮途末路”（《給鏡子夫人的信》，《漱石全集》第十四卷）的模樣。
夏目漱石
另一個“文明開化”
在倫敦安定下來之後，漱石在給夫人的信中提到了歐洲民眾行為處事的方式：“火車上如果沒有座位，即便是看上去下等的勞力也會給你勻出個位置。在日本，卻還有一人佔據兩個位子而揚揚自得的蠢貨。（中略）火車上的行李之類是直接扔到‘PLATFORM’（站台）上各自拿取的，很隨意。”
對漱石來説，從站台之類的地方拿取行李時的規矩與行為作風也是可以看出“文明”水準的。後來向人們講述“由內而外的開化”必要性的漱石，想來是剛到倫敦的時候，就從在列車和站台上看到的各種行為舉止中注意到日本人不講禮儀了。到底是漱石，從這些地方就能看出文明的“落差”。我們也可以從中得知，當時作為公共設施的鐵路車站及列車，已然成為人們可以互相確認各自權利的場所。
漱石在檢查行李時慌忙下車之後，有人坐上了那個空位，對這個人來説“拿着行李出去，就代表先前的人放棄了擁有這個座位的權利”，這讓漱石明白自己沒有任何申辯的餘地。與之相應的，是當座位上還有餘地的時候，縮小自己佔據的空間讓無座的人坐下。這些都是圍繞權利產生的行為。漱石明確地意識到，這些權利觀念已經通過車站及火車在人們之中建立起來。
在幕府末年明治初年的三四十年間，多位像夏目漱石這樣，帶着驚訝與困惑，從車站與列車、人們的社會性行動中審視近代社會的人際關係，進而思考文明形態的人物誕生了。以這樣的視角來看，車站作為出行所需的公共空間，成為人們相遇、分別，有時相互親近，有時相互對立的場所。在那裏，人們不會因為人格、財富、身份或性別而遭遇歧視。
Public Space 的含義
日本從很早之前就開始單獨講述某個車站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光是鐵道部內部，許多其他機構也出版發行了各種各樣的車站史讀物。隨後，基於社會背景對車站歷史進行定位的觀點日益突出。
尤其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出現了站在社會學等立場，以新的視角凝視車站的嘗試。其中，共同體議論開始興盛，將車站及站前廣場重新定位為“公共場所”的看法佔據了主流。日本交通文化協會主辦的定期刊物《公共空間》（Public Space）於1982年創刊，創刊之際，以《明日車站》為題，出版了有獎論文大賽的入選作品。
就像夏目漱石所説，近代日本的public意識非常薄弱，這個説法很確切，直到今天也是。想來，將public翻譯為“公”的時候，或許已經偏離了它原有的意思。“公”的字義當中一開始就包含着古代父權君主制國家的社會意識。所以，把車站重新看作public space，就可以再度審視現代社會里社會意識的樣態與社會性行動、人際關係的樣態，這是一項對現代日本社會來説特別有意義的工作。
此外，在鐵道史領域，去除經濟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這些學科間的藩籬，建立綜合性視角的勢頭愈發明顯。1986年出版發行的《鐵道與文化》是以談話形式將鐵道史學會成員感興趣的話題與視角集結起來的著作，可以説是一本提出問題的書。我曾經以交通史研究會的學會報告為基礎，總結過一篇題為《鐵路的發展與車站》（交通史研究會，《交通史研究》第12號，1984年12月）的論文，隨後又得到了以車站為主題寫一篇文章的機會。之後，我就在瞭解上述國內外成果的基礎上，開始考慮以新的視角把握鐵道史。雖説如此，對於近代史專業的我來説，這個工作就是將車站置於日本近代化過程這一背景下來考量。
從車站中，久米邦武看出了近代文明的象徵，夏目漱石對近代社會人際關係有了感悟，將這樣的車站放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重新審視，會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就不能把視角僅僅停留在將近代化看作工業革命的成果上了，夏目漱石所在意的建立近代市民社會的近代化視角也是不可或缺的。我想從這樣兩種視角出發，來構建車站作為公共空間的“車站的社會史”。
>>作者簡介
原田勝正（1930-2008）
1930年生於東京。195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專業為日本近代政治史、鐵路史。1961年起受日本國有鐵道總裁室修史課之託，編纂《日本國有鐵道百年史》。曾任和光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和光大學名譽教授，並擔任鐵道史學會首任會長。著有《鐵道講述的日本近代》《日本的國鐵》《蒸汽車與電車的社會史》等。
作者：原田勝正
摘編：金久超
責任編輯：朱自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