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王妃無疑是《王冠》第四季的亮點。與吉莉安·安德森(Gillian Anderson)對撒切爾的刻畫不同，艾瑪·科林(Emma Corrin)完美地捕捉了戴安娜的活力、脆弱和魅力。
但是《王冠》想要講述的戴安娜王妃的故事是否都正確呢?只能説有正確的地方，也有錯誤的地方。
查爾斯真的和戴安娜的姐姐約會過嗎?
查爾斯和戴安娜的第一次見面——16歲的戴安娜裝扮成一個森林仙女，而查爾斯王子則是一個成年男子——把查爾斯和戴安娜的初次見面描繪成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怖”，而不是迷人的浪漫喜劇邂逅的可愛。但是，當時查爾斯確實在和戴安娜的姐姐約會。
對安迪•麥克史密斯(Andy McSmith)的《社會不存在》(No Thing of Society)——一部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史——表示不滿的是，戴安娜的姐姐“向詹姆斯•惠特克(James Whitaker)一位王室記者和另一位小報記者，不假思索地講述了她的一生，毀掉了她作為查爾斯女友之一在聚光燈下的時刻”。
如果看看戴安娜王妃的婚姻最後是如何結束的，這可能是一次幸運的逃脱。
當記者問查爾斯是否愛上了他的未婚妻時，他的回答是:“‘戀愛’是什麼意思?”
是的。古怪的行為。在《王冠》中，戴安娜對此感到震驚，並在事後焦慮地與她的朋友討論此事。但據報道，查爾斯在私下向她求婚時也用了同樣的措辭。這應該是一個危險信號
查爾斯和戴安娜的婚禮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是的。這場皇室婚禮發生在一個政治動盪的時期，它被視為一個讓國家團結起來的機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1981年7月29日，全球有7.5億人通過電視觀看了這一慶典，100萬人站在倫敦的街道兩旁，只為一睹皇家馬車的盛況。
戴安娜很快成為了一個國際美麗的象徵。據報道，1984年，美國重金屬音樂明星泰德·紐金特在漢默史密斯音樂廳的一場演出中説，“我甚至拖着我的老二穿過一英里的碎玻璃，只是為了在她的陰影下跳起來。”然而，美國的總統卻沒有這種魅力。據《麥克史密斯報》報道，當這對夫婦第一次訪問白宮時，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無意中向“查爾斯王子和戴安娜”敬酒。
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對這對夫婦的蜜月途經有爭議的直布羅陀感到憤怒，並拒絕了參加婚禮的邀請——伊恩·佩斯利牧師也拒絕了，理由是太過異想天開。“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不是特別喜歡盛典和儀式，”他當時説。
王室真的對戴安娜那麼無情嗎?
《王冠》對女王的描繪可謂是大有可為。當她面對撒切爾的時候，她是一個“好人”，一個擁護福利國家和深切關心被剝奪者的崇高主義者。但在與戴安娜的互動中，她是冰冷的，甚至到了殘忍的地步。是的，人可以是多方面的，但肯定不能極端嗎?
好吧，共識似乎是戴安娜被皇室冷淡對待，正如《王冠》所描述的那樣。根據社會這一説法，“她缺少的不是專業的建議，而是情感上的支持。”十九歲時，她被拋棄了一切熟悉的事物，被遺棄在白金漢宮的走廊裏，那裏沒有任何情感接觸。”
這當然是戴安娜本人認同的敍述。她曾經説:“我不敢相信每個人都是如此的冷漠。他們告訴我一件事，但實際上是另一件事，謊言和欺騙。”
戴安娜真的像《王冠》中描述的那樣煩惱嗎?
如果有的話，甚至更多。《王冠》毫不畏懼地詳細描述了戴安娜與暴食症的鬥爭，但這僅僅是開始。懷威廉的時候，她從樓梯上跳下來，後來她説覺得自己被忽視了，這是為了引起丈夫的注意。
她對自己的傳記作者安德魯·莫頓説:“我告訴查爾斯我感到非常絕望，我哭得眼睛都出來了。”他説我在喊狼來了。他説，我不會聽的。“你總是這樣對我。我現在要騎馬了。’”
除了暴食症，戴安娜還患有產後抑鬱症和自殘。
戴安娜真的像《王冠》裏説的那樣“愚蠢”嗎?
《王冠》將文化利益上的差異描述為導致威爾士婚姻緊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個令人難堪的場景中，戴安娜走上舞台，伴着《窈窕淑女》(Uptown Girl)跳起舞來，出乎他的意料，無意中破壞了為向查爾斯王子致敬而舉行的一場歌劇之夜(這是真的)。當她送給查爾斯王子的生日禮物是她演唱《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中的一首歌曲時，這首歌給人的感覺再好不過了——平心而論，這是這個系列中我對查爾斯王子感到一絲同情的一部分。但這種動態準確嗎?
根據一些消息來源，戴安娜曾形容自己“厚得像一塊木板”，所以顯然沒有任何自命不凡的才智。在嫁給查爾斯之前，她曾是一名清潔工和幼兒園助理(儘管戴安娜出生在桑德靈漢姆宮(Sandringham Estate)，屬於英國貴族，但英國王室還是煞費苦心地把她塑造成一個工薪階層的英雄)。
記者兼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説:“她認為自己一無所知，非常愚蠢……她不可能去批評她，因為她會説，‘我很笨，沒受過教育。不過，不管她怎麼看待自己，她明顯擁有的同理心是一種智慧。在與媒體打交道方面，她也比皇室中任何其他人都要熟練得多，這表明她相當精明。
戴安娜的艾滋病工作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戴安娜在艾滋病危機期間所做的工作是她在LGBTQ羣體中仍然廣受歡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她既性感又極度不快樂，這對男同性戀來説是一個有力的組合)。在那個對艾滋病患者歧視極其嚴重的時代，戴安娜所做的干預確實起到了作用。
正如歷史學家Alwyn Turner在節目所説的：“她參與艾滋病慈善事業，在短期內幫助扭轉了公眾對艾滋病的看法，她與患者的面對面見面也幫助打破了通過正常社會接觸傳播的關於艾滋病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