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中國人口出生率4年下降2.47‰,專家一語道破: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由 俎巧玲 發佈於 綜合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比上年減少58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

如果以2019年全國平均出生率10.48‰為標準,在內地31省市中,沒有跑贏平均線的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內蒙古、山西、江蘇、湖南、重慶,其中,東北三省出生率墊底,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出生率分別為6.45‰、6.05‰、 5.73‰。

趙鵬(化名)抱着剛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婦產醫院,當被問及是否還想要二孩時,趙鵬決絕地回答:“不想了!壓力太大了。”趙鵬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壓力就不小,一個孩子的撫養問題足夠讓他們傷腦筋了。

2月18日,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就全國人大代表《關於解決東北地區人口減少問題的建議》作出答覆:東北地區“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開生育限制。

健康時報記者梳理了各省市統計年鑑發現,2014年,黑龍江年末常住總人口為3833萬人,比上年減少2萬人,在東北率先出現下降趨勢。其後,2015年,遼寧也出現下降,比2014年減少9萬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淨減少20.29萬人,三省均出現下降態勢。

截至2019年末,東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計減少人口182.55萬人。伴隨着常住人口的減少,東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國大部地區生育率持續下降,東北三省墊底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比上年減少58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

如果以2019年全國平均出生率10.48‰為標準,在內地31省市中,沒有跑贏平均線的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內蒙古、山西、江蘇、湖南、重慶,其中,東北三省出生率墊底,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出生率分別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寧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別為13.72‰、13.66‰。貴州、廣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別為8.12‰、7.00‰、6.73‰。

健康時報記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國各地區人口出生率發現,2014年我國開放“單獨二孩”政策後,我國人口出生率迎來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達到12.95‰,為近年來最高。而隨着2016年開放“全面二孩”以來,全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從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個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省),除了廣東省、四川省、貴州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浙江省這5個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現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國空巢》作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系研究員易富賢認為,一般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生育率會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自發下降,從地域分佈情況來看,經濟更為發達的地區生育率下降會快於其他地區。“從目前的數據來看,我國東北地區生育率下降已經超前全國十多年,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逼近日本、德國、意大利、葡萄牙、希臘等老齡化嚴重的國家,導致的結果就是東北經濟的衰退,這已經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根據去年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0》,東三省勞動力平均年齡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龍江達到40.19歲,成為全國唯一一個勞動力平均年齡超過40歲的省份。遼寧和吉林都超過了39.7歲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東北不僅是我國的老工業基地,而且是中國商品糧基地,無論是工業還是商品糧,都必須依靠勞動力來完成。東北勞動力大幅減少,老工業基地和商品糧基地就缺乏保障。

“無論是東北還是全國,鼓勵生育勢在必行,這對東北和全國未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會立竿見影,但也是不得不為之的事。”易富賢告訴健康時報記者。

人口專家盤點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結: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歲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標準的都市白領,健身、旅遊、美食是她人生三大樂趣,雖然已經結婚多年,生孩子這件事卻從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現過,“我可能太愛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掙錢自己花不好嗎?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過現在這樣的生活。”

浙江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經濟快速發展之後會促進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無論我國此前是否宣傳計劃生育政策,伴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育率都會降低。從國內看,目前全國各省份生育率差異已其經濟發展水平呈負相關,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出生率相對較低,附合世界人口發展的一般規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從山上慢慢滾下的石頭一樣,是必然的,但是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這一過程,現在這塊石頭已經滾到山腳下了,想將它往上搬就很難了。”易富賢説。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內地的初婚人數從2013 年的2386萬減到2018年1599萬、2019年1380萬人,20-24 歲結婚數從2011年953萬人鋭減到2018 年436 萬、2019年365萬人。

“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數與初婚人數、尤其是與20-24歲結婚人數極強正相關。”易富賢告訴健康時報記者。

“長期以來“晚婚、晚育”的觀念早已深植於中國人的心中,加上國內人口遷移的增多,背井離鄉的年輕人離開了族譜文化的影響,漸漸遠離了傳統的生育觀念,加之離婚率的日漸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難避免。”易富賢在接受健康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此外,易富賢還指出,現如今高昂的房價和高額的養育支出,讓許多處於育齡年紀的年輕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時,各項經濟、社會政策都是圍繞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進行的, 產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體制等方面都難以為多胎家庭提供現實支持,導致二孩、多孩難以實現。”

根據中國人口協會、原國家計生委此前聯名發佈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中國已婚夫婦中不孕不育率達12.5%-15%左右。也就是説每8對夫婦中就有1對存在不孕不育的問題。

易富賢告訴健康時報記者,隨着初婚年齡不斷推遲,中國內地的婚育年齡有相比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中國台灣、香港等地區都有“後來居上”的勢頭,上述國家和地區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都超過了30歲。這導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時就喪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現了生殖障礙。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達預期,開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鮮”

2月20日,國家衞健委再次對18日發佈答覆做出解釋稱,關於互聯網上“東北地區將試點放開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將全面放開”等推測,不是答覆的本意。東北地區人口長期減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簡單放開生育政策就能解決的。對“懇請國家全面放開東北地區生育政策限制”的觀點,還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論證。

在易富賢看來,想要短期內改變國人的生育觀念和生於現狀並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變人口政策,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這個是慢性病,幾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劑藥治好。”

《中國人口政策應另闢蹊徑》一文曾指出,要解決現階段的人口問題,應成立國家人口安全委員會,針對人口政策進行規範化討論,在國家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基礎上,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同時要引導提升家庭價值,轉變家庭的生育觀念,提升適齡家庭的生育意願;還要提高女性勞動的社會參與度,提升社會對女性價值的認可,間接提升婦女的生育意願;此外,給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進而提高養育能力,同時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價和交通帶給年輕人的壓力;最後,可適當降低開放婚育年齡,保護生育能力,減少那些因為法律問題選擇"墮胎"等傷及健康和社會關係帶來的個體問題。

易富賢還建議,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會發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兒童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兒園或普惠型民營幼兒園,降低甚至免除幼兒園的收費,並對其安全情況進行有效監管,免去人們生育的後顧之憂。此外,免費的兒童醫療政策也應該儘快落地。

其次,要進一步保障婦女權益。女性產假及產假期間的收入,應由政府來承擔,同時用人單位在女性產假期間應保留其崗位,避免女性因為懷孕生子而失業,改善女性在職場中被歧視的問題。同時,可以以夫妻為“共同納税人”,即便一方沒有工作,雙方都可領取退休金,這樣夫妻既努力生產人口,也努力提高養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養育問題上政府應該補位,給予生育補貼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領取42萬日元,此後還能領取每個月的補貼,一直持續到孩子上初中。

“鼓勵生育、改變生育率低的現狀是一個很難的問題,而且沒有任何辦法能夠一蹴而就,2014年我國開放“單獨二孩”,2016年開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數量並沒有達到我們的預期,這就説明開放人口政策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招鮮”,幾十年來,在人口問題方面我們積累了許多短板和問題,甚至有的問題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這就需要更多的專家、學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羣策羣力,一起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只有補齊了每一塊短板後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賢説。

參考文獻:

① 2014-2019年《中國統計年鑑》,國家統計局;

② 《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衞計委,2016.8;

③ 《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0》,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賢,《中國人口政策應另闢蹊徑》,財經雜誌,2018.




責任編輯:林好男_0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