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危機25週年的回顧與啓示”國際研討會現場。（資料圖片）
25年前，亞洲金融危機從泰國爆發，波及東亞多個國家，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這場危機暴露了相關國家金融體系的缺陷，促使亞洲國家對經濟政策、發展模式、金融體制及產業結構等進行調整。同時也促使國際社會對現行的世界經濟、金融體制進行反思與改革，影響深遠。
8月19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亞洲金融危機25週年的回顧與啓示”國際研討會在北京以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舉行。與會嘉賓一方面回顧了危機發生的內外部原因、主要受影響國家的應對措施和危機帶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中國在應對危機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圍繞當前全球經濟主要風險點和化解風險提出建議，呼籲以史為鑑，加強團結與合作，避免衝突與分裂，有效應對新形勢下的新挑戰。
構建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
回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亞洲部分國家長期經常項目存在逆差、過早實施資本項目自由化、實施盯住美元匯率制度、早期應對危機政策失誤，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救助措施不當等一系列內外部原因導致危機發生。同時，美元作為全球最主要貨幣的地位也是根本原因之一。與會嘉賓認為，推動構建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有助於降低下一場危機發生的風險。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戴相龍表示，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日益突出，美國重大貨幣政策出台，都會帶來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承受了美元外匯儲備投資風險和貶值風險，美國政府金融失信風險蔓延也增添了新的全球金融風險。
“與25年前相比，美國經濟總量在全球的佔比逐步下降，美國政府負債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幅上升。美國經濟實力很難支撐美元的地位，但美國重大貨幣政策出台仍會帶來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戴相龍認為，為了防範和化解風險，應繼續推進國際貨幣多元化。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多國意識到，僅靠自身力量很難防止危機的深化和蔓延。加強地區金融合作是防範危機的有效途徑。2000年，第9屆東盟—中日韓（10+3）財長會議上，各國簽署了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清邁協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認為，《清邁協議》標誌着亞洲貨幣合作新時代的開始，並在此後取得比較大的進展。然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亞洲金融合作逐漸失去動力。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東亞金融、貨幣合作似乎已經是一個被人遺忘的議題。
餘永定認為，當前亞洲的域內和域外經濟關係、金融問題同25年前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面對當下挑戰，亞洲國家應努力深化始於25年前的區域金融合作，例如通過亞洲貨幣單位（即“亞元”）等設想，形成貨幣間較為穩定的匯率，創建區域共同貨幣，減少過度依賴美元帶來的風險。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表示，理想的解決方案是要有一個超主權的貨幣，但現在條件還不成熟。退而求其次，需要有多個幣種在國際貿易投資中發揮作用，維持正常運轉。
大阪經濟大學教授、原日本銀行貨幣與經濟研究所所長高橋亙提出了建立亞洲數字共同貨幣的暢想。他認為，數字貨幣不需要真的印鈔，依託各成員經濟體的央行數字貨幣，建立亞洲數字共同貨幣相對比較容易。這一體系可以降低一攬子貨幣的外匯風險，也有助於各成員國應對外部風險和挑戰。此外，相關債券還可以擴大亞洲債券市場，融資也可以在亞洲國家之間作為國際公共財務使用，對未來亞洲金融合作有重要意義。
防範風險需要加強合作
當前，多國面臨經濟復甦乏力、通脹高企、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等風險。如果風險不斷疊加，不排除出現全球性經濟危機和長期經濟衰退的可能。與會嘉賓認為，各國應提高自身發展的可持續性，加強區域和國際合作，建立更加協調的國際金融體系。
馬來西亞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赫裏薩爾·阿茲裏表示，亞洲金融危機使東南亞國家認識到加強區域合作的重要性。危機出現後，中國、日本、韓國都加強了與馬來西亞的合作。在推動區域合作方面，東盟—中日韓（10+3）也設立了特別機制，加強各成員國在經濟、金融等方面的對話，這些都是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啓示和改變。
餘永定強調，東亞國家在地理上是近鄰，在經濟上是全球產業鏈的重要節點，儘管斗轉星移、滄海桑田，東盟—中日韓（10+3）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基礎依然存在。面對新的地緣政治現實，為了東亞地區的繁榮，東亞國家應該看得更加長遠。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表示，大國要帶頭提供更多好的國際公共產品。東盟—中日韓（10+3）合作、《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以及《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都體現了開放、包容的多邊主義精神。這種好的多邊主義與區域一體化、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表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人們就在反思為什麼沒有好好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們不能不斷地被同一塊石頭絆倒，一定要更好地開展國際合作，建立可靠的多邊體系，以應對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不穩定、不確定和脆弱性因素。他認為，亞投行就是很好的嘗試，為參與者提供了合作渠道和平台。
畢馬威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康勇表示，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的趨勢非常值得關注，“我們最近在對一些中國企業進行調研時發現，很多企業對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很有信心，包括服裝、鋼鐵等傳統行業，高科技企業，高端製造企業以及醫藥企業等，對在東南亞國家投資非常積極。這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的表現”。
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地區宏觀經濟、貿易與投資局副局長艾卡思表示，過去25年，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有所提升，亞洲地區也建立了更加強健的區域金融安全體系。當前，亞洲面臨新的風險，必須要更全面地提升經濟韌性，增強各國經濟轉型和應對風險的能力。這些挑戰是亞洲國家所共同面對的，因此需要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產業發展和環境治理中心執行理事、研究員德地立人表示，當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各國正面臨着全球經濟脱鈎、產業鏈脱鈎的危險。在大國博弈中，大國常使用經濟手段來遏制對方，其中包括將對方國家的銀行從環球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SWIFT）中排除。假如一個經濟大國被排除在SWIFT之外，就意味着大部分國際結算不能進行，就掐斷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往來，嚴重損害全球供應鏈。他認為，經濟要平衡發展，國際金融體系不能脱鈎，全世界尤其是東盟—中日韓（10+3）要加強溝通與合作。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戴相龍：
當前，主要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風險正在不斷擴大，主要表現在國際貨幣體系弊端日益突出、美國政府金融失信風險蔓延、美國推出“印太經濟框架”擴大亞洲地區金融風險等方面。
為防範和化解風險，應繼續推進國際貨幣多元化。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擴大發行特別提款權（SDR），允許其中一部分用於成員間的流動性支出。同時，加強中歐經貿合作，促進歐元穩定。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應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應加快中國現代金融體系建設，增強中國防範和化解金融危機的能力。抓緊建立和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現代融資制度、現代金融監管制度，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朱民：
從亞洲金融危機來看，經濟金融危機其實是6種不同根源的危機：一是實體經濟危機，主要是由通貨膨脹急劇上升和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等引發；二是金融危機，當流動性發生逆轉時，資金鍊斷裂，形成金融危機；三是政策危機，包括危機前的宏觀政策失誤以及危機開始時應對政策的失誤；四是外部攻擊導致的金融危機；五是外部資金變動引起的危機，大部分是因為美聯儲利率變化引起外部衝擊；六是全球危機，如次貸危機引發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當危機來臨時，判定危機的性質十分重要。目前從全球範圍來看，6種風險都在積累、都在高位。美國經濟已經出現技術性衰退，美國股市處在百年高位，全球政府債務也是如此。在高債務、高股價、高泡沫的情況下，金融體系非常脆弱，政策危機的風險也在加大。因此，各國之間的政策協調，特別是中美貨幣政策的協調，以及亞洲區域之間的協調，在今天這個時點仍有重要意義。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都源於恐慌，且具有傳染性。但是，當前全球範圍內沒有一個可靠的、類似“最後借款人”的國際機構，讓出現危機的國家可以尋求幫助。
很多國家都有通脹風險，歐洲央行正在縮緊信用，這可能是新一輪危機的開始。當前，已經出現一些違約行為，未來幾個月，可能有更多國家面臨違約風險。因此，有必要加強國際合作。
當前地緣政治形勢不容樂觀，希望二十國集團能夠發揮好渠道作用。構建一個系統性的長期多邊國際金融體系非常有必要。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人們就在反思為什麼沒有好好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們不能不斷地被同一塊石頭絆倒，一定要更好地開展國際合作，建立可靠的多邊體系，應對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不穩定、不確定和脆弱性因素。
（嘉賓觀點由記者 禹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