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王思聰與其父王健林一同成立了萬達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有猜測稱，這或是王思聰回萬達接班的信號。很快便有人想到，王思聰前些年投資成立了多家公司，卻都深陷經營不善的局面，這些公司現在怎麼樣了？日前，上海破產法庭召開發佈會，透露了一些端倪。王思聰名下的熊貓互娛公司已經進入破產清算程序，近9000件庫存貨品通過網拍以3100萬元成交。
2020年，上海破產法庭受理破產、強制清算、衍生訴訟等各類案件共計1567件，同比增長32.7%；審結1250件，同比增長102.3%。今天是上海破產法庭成立兩週年，這家專門法庭為何會被人們寄予厚望？
“長生不死”的困局
在普通人眼中，破產或許是一個“不吉利”的詞彙。但對於企業家來説，破產製度在挽救企業、整體性化解債務危機、保護債權人權益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破產法庭庭長俞秋瑋介紹，我國法律很早就規定了破產製度，但因種種原因，這一制度長期處於沉睡狀態。
市場經濟環境下，總有一些企業會因為經營不善而瀕臨倒閉。破產製度的缺位，讓這些企業難以註銷，陷入了“長生不死”的困局。對於背後的企業家來説，這意味着他們要一直揹負着上一次失敗產生的鉅額債務，深陷各種債務官司中，難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甚至有企業家因此自殺。同樣，債權人也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權益受損，就算打贏了官司，也可能拿不回錢款。
“一家企業破產，可能會產生幾千個債權人。先起訴的拿到了執行的財產，後起訴的就啥也沒有，這也不太公平。”俞秋瑋説，被起訴的企業家因為無法履行法院生效判決，受到限制購買高鐵機票等等處罰，給他們的工作造成巨大不便，進一步影響償還能力，陷入惡性循環中。
前幾年，“破產”這一概念隨着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估指數再次進入公眾的視野，上海多位人大代表呼籲，及時喚醒破產製度。2019年上海兩會上，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劉曉雲在回答人大代表提問時明確，上海將於2019年2月1日正式成立破產法庭。
打通“死亡”這條路
破產法庭成立了，但打通這條通往“死亡”的道路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一組數據可以看出端倪：去年，上海法官人均辦案307件，換算下來每個工作日不止一件。但是，破產案件的平均辦理天數卻達到了200多天。漫長的時間背後，是數不盡的繁瑣。
“我們的破產法官都是多面手。”俞秋瑋説，破產法官不僅要精通破產法、公司法等多部法律法規，還要有非常強大的協調能力。這與破產案件的特點有關。一般案件中，法官是主導者，但在破產案件中，由律師擔綱的破產管理人才是主要推進者，法官更多扮演的是監督者和協調者。
在上海破產法庭辦理過的案件中，最多的曾出現數萬名債權人。要制定一個破產方案，讓這數萬人大部分接受，就已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更重要的是，如何確保這數萬人都能拿到方案，能同時進行表決？有法官告訴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過去破產案件難辦，與傳統線下會議高昂的會務、場地租賃、現場秩序安保維護等費用支出也有很大關係，“幾萬人參會，難道要去租個足球場？”
因此，上海破產法庭研發了在線申報債權系統，實行網絡債權人會議運行常態化。全年共召開網債會465場，佔全部債會89.8%；會議材料以電子版上傳網絡，1.6萬餘户債權人線上閲讀、通過網絡參會。
“和執行案件相比，破產製度可以更公平地保護所有債權人的利益。對於那些主觀上沒有惡意，只是因經營不善導致欠債的企業家，也是一次重頭再來的機會。”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韓長印説。
除了清算，亦可重生
據稱，當上海市破產管理人協會正式掛牌時，引來了周邊企業的抗議，認為“太不吉利了”。在俞秋瑋看來，這是對破產製度的狹隘理解，除了如熊貓互娛這般拍賣固定資產進行破產清算外，破產製度還包含了破產重整和破產和解兩大塊內容。如果説破產清算是“入殮師”，後兩者則更像救死扶傷的醫生，給企業一次“重生”的機會。
去年，上海破產法庭辦理的破產案件中，有20件實現了重整或和解。明虹投資、天海防務、祥發危險品、中電電氣等4家企業重整成功，500餘户債權人逾38億餘元債權及時得到清理；保住職工就業359人，逾5萬平方米的房產、上千套機械設備、價值2000萬餘元的專利和商標權等生產要素得以繼續發揮營運價值。和興玻璃、延華高科等16件破產清算案件成功和解，清理債務金額6.08億餘元，盤活了價值2.35億餘元的資產，保住了70名職工就業，幫助債務人擺脱困境，重回正常經營。
當然，破產不是企業家逃避責任的手段。去年，上海破產法庭在審理某房地產公司自行申請破產一案中，發現該公司提交了虛假財務資料，有惡意逃債之嫌，遂依法裁定不予受理並將該線索移送公安機關調查。
欄目主編：王海燕 文字編輯：王閒樂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項建英
來源：作者：王閒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