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五”到“六五” 我們這樣走過】
“一五”計劃：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投資舉動
從1951年開始制定。草案數易其稿，終於在1955年得到確定。但是，“一五”計劃的建設任務實際上從1953年便開始執行實施了。
“一五”計劃規定，5年內國家用於經濟建設的投資總額達766億元。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投資舉動。經過5年的艱苦奮鬥，至1957年年底，“一五”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超額完成，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一五”時期，中國所取得的工業生產成就，遠遠超過此前的100年。這一時期，也是1978年以前中國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
“二五”計劃：經歷大起大落
1955年8月，“一五”計劃正式頒佈不到一個月，中共中央便已經開始考慮制定“二五”計劃。意想不到的是，“一五”計劃取得的巨大成果，也使得黨內開始出現忽視研究、把握經濟發展規律的現象，進而在經濟建設上表現出“左”傾冒進。在此背景下，“二五”計劃從制定到實施，經歷了許多波瀾和坎坷，最終也未能正式頒佈。更嚴重的是，“二五”時期，中國還出現重大挫折和巨大的經濟困難。
“三五” 計劃：從關注“吃穿用”到以備戰為中心
1962年到1965年進行了為期3年的經濟調整，未納入五年規劃。
從1963年起，中國便開始考慮“三五”計劃的編制問題。原定目標是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後根據毛澤東要求，迅速開展三線建設，加強戰備。
1966年本應是“三五”計劃的開局之年，然而，整個社會動盪不安，經濟的運行更是十分艱難。1967年、1968年工業生產連續下降，不僅使國家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也使“三五”計劃有完全落空的危險。中共中央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整頓生產秩序，恢復和加強各地的領導班子及經濟計劃部門，甚至派出軍隊參與接管，嚴令限期完成一批被停頓的“三五”計劃重點工程，經濟領域的困難局面得到緩解。隨後，一批重點項目便重新上馬。
1969年起，國民經濟開始緩慢復甦，扭轉了工業生產連續下降的不利局面。由於1969年、1970年國民經濟的較快發展，“三五”計劃規定的各項指標大部分得以完成。
“四五” 計劃：“三個突破”與兩次調整
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奮鬥，完成了“三五”計劃。很多人誤以為，只要“抓革命”，就能“促生產”，在這樣的國內外背景下，“四五”計劃在編制、實施過程中，又出現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標的現象。職工人數、工資支出、糧食銷售量均大大突破預定計劃，導致國家財力、物力的高度緊張，農業勞動力減少，引發糧食供應的緊張。周恩來嚴肅地指出：“票子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
經過周恩來1972年和鄧小平1975年主導的兩次調整，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
“五五”計劃：經歷偉大歷史轉折
“五五”計劃的制定始於1974年。1975年，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討論修改，形成《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 （簡稱“十年綱要”）。“五五”計劃沒有獨立文本，全部內容都包含在“十年綱要”之中。然而，由於各種原因，“十年綱要”和“五五”計劃均未能正式下達及執行。
1977年形成了《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十年規劃綱要（草案）》，指標過高，超過國家財力和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經濟學家薛暮橋聽完這些指標後，回到家裏失聲痛哭。
在經歷1979、1980年的兩年調整後，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一些重大的比例關係開始向着合理方向發展，經濟生活開始活躍起來，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1979年財政赤字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到1980年年底，貨幣發行量132億元，貨幣流通量接近引起經濟危機的臨界點。
“六五”計劃：公佈時已運行兩年
從1975年開始，“六五”計劃前後編制了3次，經過多輪調整、修訂，於1982年12月10日經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此時，“六五”時期已過去兩年。然而，這畢竟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編制、公佈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表明中國經濟建設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因此，當《人民日報》上公開發布“六五”計劃的內容時，引起強烈關注。這是繼“一五”計劃後又一個比較完備的五年計劃。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經過充分調整後，開始迅速增長：農村首先出現承包權改革，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極高，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的温飽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六五”時期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
【當“中國式規劃”遇到黑天鵝】
對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這一極其複雜的系統，再高明的規劃或規劃機構都難以在較長的時間尺度上做到精準掌控，尤其是一些“黑天鵝”事件更是難以預測。
因此，根據情況對規劃進行調整是十分必要的，這是中國式規劃的重要經驗之一。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五年規劃來看，這些規劃幾乎都經歷了明顯的“中期變盤”。例如，“七五”計劃實施中後期，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隨即開展了未曾預設的治理整頓；“八五”計劃實施中期，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帶來了新一輪思想大解放，再加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的確立，極大地激發了經濟活力，於是在1993年大幅度調高了原來制定的增長速度。
1996年，“九五”計劃開局良好——通貨膨脹大為緩解，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都表現良好。出乎意料的是，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一些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很快便波及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盪，嚴重衝擊了世界經濟。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呈下降趨勢，經濟發展遇到嚴重挑戰。外貿出口增幅從1996年的20%急劇下跌至0.5%，利用外資額也跌至20年來的最低點；1998年上半年，國內消費品零售市場已經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產能過剩態勢逐漸加劇，呈現出通貨緊縮的趨勢；企業開工不足，工業經濟下滑，投資減速，消費乏力，失業增加。
為此，中共中央當機立斷，對“九五”計劃進行重要調整，以拉動經濟增長：果斷擴大國內需求，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出口退税率、打擊走私，千方百計增加出口；降低存貸款利率，對教育、醫療和住房進行市場化改革，設置節假日“黃金週”，使這些措施形成合力，刺激消費；增發國債和貸款，主要用於農村電網改造、高速公路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大學招生、國家糧庫建設、長江干堤加固等基礎設施建設。
調整決策下發之後，全國各地的建設行動迅速開展起來，取得了明顯成效。“九五”時期，中國國民經濟總量躍上新的台階。五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3％，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萬億元，居世界第七位。隨着“九五”計劃的完成，中國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為實施“十五”計劃，開始邁向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世界規劃興衰簡史】
德國曆史學派奠基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倡導國家規劃的先驅者之一，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1841年出版）認為：“風力會把種子從這個地方帶到那個地方，因此荒蕪原野會變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靜等着風力作用，讓它在若干世紀的過程中來完成這樣的轉變，世上豈有這樣愚蠢的辦法？如果一個植林者選擇樹秧，主動栽培，在幾十年內達到了同樣目的，這倒不算是一個可取的辦法嗎？歷史告訴我們，有許多國家，就是由於採取了那個植林者的辦法，勝利實現了它們的目的。”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國家規劃理論的重要奠基者。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不足是其盲目性，因此社會主義需要有組織的方式。列寧首次提出國家規劃的概念。
最早的國家層面規劃的雛形出現在一戰期間，主要服務於各個國家在戰爭期間迅速管理和配置非常稀缺的戰略物資資源，比如德國當時成立了一系列戰時機構，管理全國300多種原材料，統籌規劃和管理全國的生產、消費需求。
1929年4月舉行的聯共（布）十六大制定並通過了1928—1932年國民經濟計劃，標誌着五年規劃制度的誕生。蘇聯通過兩個五年規劃就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工業總產值迅速躍升至歐洲第一、世界第二。
20世紀30年代後，世界上出現了席捲全球的計劃化浪潮。美國於1934年成立了國家規劃委員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部分國家面臨物資和資源的緊缺，許多市場經濟體制國家探索性地引入中央計劃體系，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法國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日本成立了經濟企劃廳，荷蘭、挪威、比利時、英國、意大利和丹麥等國也紛紛效仿。此外，大部分非洲國家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以後都選擇了發展規劃制度。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規劃制度開始出現危機，中央用行政命令指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地方沒有積極性；此外，客觀現實總是充滿未知的，規劃經常出現不符合實際或不能適應發展趨勢的情況，且不能及時調整。
20世紀70年代，非洲的發展規劃總體上宣告失敗，世界逐漸出現了去計劃化的浪潮。隨後蘇聯和東歐開始了規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以“滾動”年度計劃的方式增強規劃的靈活性。
1991年4月，已存在70年的蘇聯國家計委被撤銷，宣告了五年規劃制度在蘇聯的終結。
從世界各個國家的實踐來看，世界銀行總結的13個持續高增長的經濟體中有12個實行過規劃制度，這其中還包括中國台灣，台灣從1953年到1993年制定和實施了十個“四年規劃”。唯一沒有采用過規劃制度的高增長經濟體則是中國香港。
（長江日報記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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