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伊案”,一場政治惡鬥

    當地時間24日,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多布斯訴傑克遜女性健康組織案”判決,推翻了著名的“羅伊訴韋德案”的歷史性判決,將墮胎權下放到各州。據《紐約時報》25日的統計,至少已有9個州禁止墮胎,12個州將陸續跟進。

  英國《衞報》26日發文感嘆:“美國社會在基礎性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大。”一邊是抗議者焚燒美國國旗、包圍議會大廈,美國總統拜登譴責最高法院的決定“讓美國倒退150年”;另一邊,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裁決大加讚賞,並將功勞歸於自己。

  “‘羅伊’的倒下,是對美國最高法院聲望和權威的一記重錘,間接衝擊了美國標榜的‘民主精神’。”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沈雅梅在接受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專訪時表示,美國現在出現的主要問題都觸及到了憲法的根本,立法、行政、司法之間的“三權分立與制衡”,演變為“三方鬥爭與勾連”,地方和聯邦兩級分權體制也被捲入越來越多的黨爭。

  派別傾向與法律角力

  知事:“羅伊案”判決被推翻的原因是什麼?美國女性的墮胎權被剝奪了嗎?

  沈雅梅:導致該結果的直接原因是擁有最終決定權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派別傾向。目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共9名,共和黨總統提名的6名大法官全部投了支持票,民主黨總統提名的3名大法官全部投了反對票,最終以6:3推翻“羅伊案”裁決。

  導致該結果的主要原因則是墮胎權背後的法律角力。我們知道,羅伊案判例以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關於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解讀為基礎,創設出受憲法保護的隱私權進而提出墮胎權。而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在他主筆的裁決書中指出,“羅伊案”的判決從一開始就是錯的,因為憲法和美國曆史都沒有提及墮胎權,所以聯邦政府無權干涉,應歸還州權。

  需要指出的是,“羅伊案”判決被推翻不意味美國沒有墮胎權了,只是最高法院、聯邦政府將該權利下放到各州。各州有自己的法律,情況不一。

  

“羅伊案”,一場政治惡鬥

  “羅伊案”被推翻後,美國新墨西哥州婦產醫院或將迎來大量墮胎女性。圖源:視覺中國

  實際上,自1973年正式承認墮胎權受美國憲法保護以來,保護的形式就被施加了諸多限制和附加條件,民眾權利相對有限。如今推翻“羅伊案”的判決更加激化了地方為阻礙墮胎權而設置各種障礙。

  預計美國將有20多個共和黨主政的州會不同程度地限制墮胎權,近期部分州已迅速跟進,提前埋置好的禁止墮胎的“觸發法”立即生效。同時也有20多個民主黨主政的州認為判決不合理。總檢察長已宣誓不會起訴墮胎女性,有的州也允許女性旅行到支持墮胎的州去手術。

  接下來,會出現更多基於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不同解讀,對什麼是符合“歷史和傳統的權利”的不同解讀,而引起的鬥爭。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會重新發起更多行動,不斷地衝擊美國的司法體系。

  “民主精神”遭一記重錘

  知事:聯合國在回應中重申,生殖權利是婦女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被推翻,對美國婦女權利和人權造成了怎樣的傷害?這是否有悖於美國自詡的“人權燈塔”“民主領袖”?

  沈雅梅:“羅伊案”判例被推翻可被視作美國近50年來民權運動、女權運動的一個重大挫折,可以説,當年有多成功,現在就有多挫敗。

  值得注意的是,本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組成其實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有四名女性同時在最高法院任職,儘管三位自由派女性大法官都投了反對推翻票,但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女性大法官巴雷特卻成為了終結“羅伊案”判決的關鍵。

  

“羅伊案”,一場政治惡鬥

  5月14日,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捍衞保護女性墮胎權法案的遊行活動。圖源:視覺中國

  “羅伊”的倒下,也是對美國最高法院聲望和權威的一記重錘,間接衝擊了美國標榜的“民主精神”。

  首先,裁決結果與民意相悖。根據最高法院四月底的民調顯示:約62%的受訪者反對推翻羅伊案,其中民主黨人佔到了78%;約37%的受訪者支持推翻,其中共和黨人佔59%。儘管反對者佔多數,但最高法院仍然成功推翻了判例。很難説黨派政治沒有對大法官的判決施加影響,也讓人不得不懷疑最高法院存在政治化傾向。

  其次,法律判例的不穩定性正在危及美國民主的基石。理論上,美國最高法院作為一個非民選機構,能夠正常運作且判決具備強制力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民眾信任判決的結果。然而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

  美國現在出現的主要問題都觸及到了憲法的根本,立法、行政、司法之間的“三權分立與制衡”,演變為“三方鬥爭與勾連”,地方和聯邦兩級分權體制也被捲入越來越多的黨爭。多地爆發示威遊行,民眾對法院的信任度不斷降低,必然會影響到美國基本法律制度和法治秩序。

  包括托馬斯在內的幾位保守派大法官還提出,下一步可能會審理其他性別議題,包括避孕、同性婚姻等,這意味着法律判例的穩定性將遭到更大的挑戰。當法律判例一個又一個地被推翻,作為美國民主基石的法制秩序也會隨之動搖。

  

“羅伊案”,一場政治惡鬥

  24日,抗議者擠滿了最高法院前的街道。圖源:視覺中國

  “美國受傷了”

  知事:約翰·米克爾思韋特在《右派國家》一書中提到,自1973年的裁決以來,已經有約75個國家放寬了對墮胎法律的限制。為何美國的爭論至今未平息,暴露出美國社會的什麼問題和特點?

  沈雅梅:雖然美國在墮胎權問題上的爭議涉及宗教、醫療等方方面面,但究其實質,這其實是一場政治鬥爭。

  在美國政治極化的趨勢下,每一個政黨、每一屆政府都只能代表一部分選民,對一些人來説或是雲淡風輕的話題,對另一些人來説就關乎生死存亡。比如説,對於部分經濟窘迫的少數族裔,如果意外懷孕,選擇去黑診所非法墮胎,她們的生命安全將受到更大的威脅。

  正如法國曆史學家和政治家托克維爾所言,在美國,一切政治問題都是法律問題。通過法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實際上免除政府本應承擔的政治責任,同時讓有錢僱傭律師的人更佔優勢。

  

“羅伊案”,一場政治惡鬥

  美國洛杉磯數千人蔘加關於墮胎權利的集會。圖源:視覺中國

  在圍繞墮胎權的法律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兩股力量的對抗,即保守派的“生命權”和自由派的“選擇權”。前者強調“對包括胚胎在內的普遍性生命的保護”,後者強調“女性對自我身體的主張和自由”,兩者的矛盾基本上難以調和,各説各有理。

  不僅如此,美國的人口結構也發生了鉅變:在美國政治體制內掌握權威的白人羣體可能成為這個國家的少數族裔。雖然禁止墮胎解決不了美國生育率低的問題,但它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它代表着以保守派為主的共和黨白人為繼續在人口和文化上擁有絕對優勢而強烈掙扎。

  可以説,當前圍繞墮胎權的爭議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美國政府的治理失靈:法律難以調和派別對立,社會層面出現分裂趨勢,政治極化、兩黨惡鬥,自1973年以來,墮胎權的問題非但沒有得到解決,還更加激化了。

  

“羅伊案”,一場政治惡鬥

  24日,洛杉磯警察用警棍推搡拍攝抗議畫面的攝影記者。圖源:法新社

  我認為,美國或已意識到民主制度出現了問題,所以才會更加張揚地在外交政策中把民主作為一個旗幟打出來。一方面提振信心,並強化對盟友的號召力,另一方面在面對中國時,還想彰顯自我創設的所謂“道德優越感”。但恰恰是這種做法,反而凸顯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創傷。

  我自己也深有感觸,以前我們跟美國人座談的時候,他們經常強調自身制度的修復力和活力,對此信心滿滿,現在他們中一些人會強調“我們受傷了”,“在中國人面前丟臉了”。

  政治生活不應只有選舉

  知事:中期選舉將至,該裁決是否會成為兩黨中期選舉的關鍵議題?是否會影響中期選舉的結果?

  沈雅梅:這個議題確實在迅速升温,但綜合近幾個月的民調來看,60%的美國選民更關心的還是經濟問題,其次是控槍問題、外交議題。所以,墮胎權問題對選舉的影響有限。

  但不可否認,在這個中期選舉即將到來的節骨眼上,兩黨都想利用該判決進行政治動員。

  民主黨非常希望把墮胎權塑造為核心議題之一,以此來轉移民眾對其經濟治理不力的注意力,收割更多女性、年輕人、少數族裔的選票。但如今結果既定,對民主黨和自由派的士氣打擊很大。

  共和黨做得顯然“更得章法”。在反墮胎權議題上,共和黨逐個州、逐個席位地穩步建構權力,最終打通了通往最高法院的道路。特朗普在任內任命了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重塑了最高法院保守化的格局,使得保守派人士藉助他們籌備多年、重金投入的“多布斯訴傑克遜女性健康中心案”,推翻了羅伊案判例。

  共和黨藉此證明了,通過聚焦文化戰爭,用社會、文化議題激發白人的恐懼感,同時打經濟牌,強化對民主黨政府的追責的策略是相對有效的。但如果“羅伊案”繼續升温,對於想主打經濟牌的共和黨也不一定有利。

  

“羅伊案”,一場政治惡鬥

  拜登、特朗普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總體來看,在選舉季,美國會有一些迫於選票需要而採取類似於通過控槍法案的行動,但是也會出現類似於“羅伊案”這樣大規模倒退的現象。

  問題就在於,政治生活不應只有選舉,更重要的應該是選舉之後。選舉之後,美國這一切又將歸於一潭死水,或者説歸於癱瘓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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