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給吳謝宇辯護？”
國慶假期剛一結束，知名刑辯律師徐昕就向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郵寄了自己將擔任“弒母案”被告人吳謝宇二審辯護律師的手續。徐昕認為，選擇為吳謝宇辯護，無關生死善惡。“死有餘辜”者，更應感受到“程序正義”。
曾與同行進行多次討論
徐昕律師雖然個子不高，但給人的感覺充滿能量，他講話的語速極快，在法庭上的辯護言辭犀利。對於為吳謝宇辯護這件事情，徐昕考慮了良久，其間還與同行討論過。
同行們建議他不要“蹚這個渾水”，原因是吳謝宇“弒母案”有悖人倫，輿論對其評價已經呈現一邊倒的傾向，徐昕為吳謝宇辯護，肯定會捱罵。
前些年，徐昕頻繁出現在媒體視野，他參與了很多知名案例，如2017年的“天津擺射擊攤老太持槍案”，徐昕和斯偉江律師一起，為“天津老太”趙春華辯護。最終，一審被判犯非法持有槍支罪，獲刑三年六個月的趙春華，二審改判三年有期徒刑，緩刑三年，“天津老太”被當庭釋放。
2018年，徐昕又為深圳“鸚鵡案”辯護。將自己人工繁育的鸚鵡賣給朋友的王鵬，一審時被以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在徐昕的辯護下，法院二審改判王鵬有期徒刑兩年。隨後，已經被羈押近兩年的王鵬回家與妻兒團聚。
在這兩起案件中，徐昕都為被告人做了無罪辯護。
吳謝宇主動聯繫徐昕
徐昕將近些年來辦理的諸多大案整理出來，書寫了《無罪辯護》、《詩性正義》、《為企業家辯護》等書籍。而《無罪辯護》這本書，將他與“惡魔”吳謝宇聯繫了起來。
徐昕介紹，吳謝宇在關押時，從同監室獄友手裏拿到了這本《無罪辯護》，於是寫信請求徐昕為他辯護。在信中，吳謝宇還結合書中的案件談了自己的體會，並表達了想活下來用餘生懺悔的願望。
徐昕接到吳謝宇案後，正如他擔心的那樣，質疑聲開始顯現出來。畢竟，吳謝宇不僅僅是個“壞人”，而且其行為有悖人倫常理，按照中國傳統的觀點，這樣的人“千刀萬剮不足以平民憤”。
對此，徐昕也有心理準備，他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有很多網友想揭開弒母悲劇的成因，同時希望吳謝宇在為這起悲劇承擔最終的責任前，其程序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障。這也是徐昕決定為吳謝宇辯護的主因。他個人認為，吳謝宇案有一定的意義。吳謝宇案不僅涉及生死，也有助於思考人性，反思教育和社會問題。
徐昕向北青報記者表示，吳謝宇本人撰寫了一些自述材料，以及給律師和相關人員的信函，後續他會按照其本人意願和案件進展適時公開。他認為，這些反思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不限於案件當事人及辯護律師。
徐昕認為吳謝宇案除了控辯審三方一道來促進公眾反思悲劇原因外，還應該注意到，無論輿論認為有多大罪惡的人，都有權獲得律師的辯護，獲得公正的審判。“我希望通過為吳謝宇辯護再次向社會重申這一人權保障的法治基本理念。”
在回答為何為“壞人”辯護的問題時，徐昕提到了“程序正義”的説法。他説，程序正義是實體公正的保障，只有做到為“壞人”辯護，才能更好地為“好人”伸冤，法律工作者不應該區分“好人”和“壞人”。終審判決必須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即使吳謝宇沒有精神病，即使他真的罪大惡極，也有獲得律師辯護、保障其訴訟權利的必要。”
同行聲音
重大疑難案件的研究具有一定社會意義
對於“程序正義”的説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知名刑辯律師吳丹紅在接受北青報記者採訪時也提到過。
吳丹紅曾是“殺人女魔頭”勞榮枝案的辯護律師，他告訴北青報記者，勞榮枝落網後，勞榮枝的二哥就找到他，希望他能夠為妹妹辯護。他也像徐昕一樣，考慮了好幾天，最後還是決定接受。
吳丹紅解釋道，從個人來説，自己作為刑辯律師對於這種重大案件有關注的熱情，這種熱情不是普通民眾的獵奇心理，而是希望能夠了解更多案件背後的真相。因為自己還兼任中國政法大學疑難證據研究中心的主任職務，勞榮枝案是一個很好的重大疑難案件的研究課題，同時這個案件對於法制的發展也有一定的示範作用和社會意義。
不過，簽署委託協議之後的吳丹紅至今沒有見到勞榮枝本人，其前往江西會見勞榮枝時，起初沒有得到答覆，一天後又被告知，勞榮枝已經接受了法律援助律師的辯護委託。
本組文/本報記者 張子淵 統籌/白龍
供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