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呂德文】
截止6月30日，北京確診病例降至3例，國內其他地區沒有確診病例。眼看這一波疫情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社會已逐漸恢復常態。但我想，對於那些曾奮不顧身地在一線抗疫，但未能收穫榮譽和激勵，反而被問責的基層幹部，怕是還久久不能恢復平靜。
我多少是理解他們的感受的。
疫情期間，我聽到不少受過處分，擔心受處分，卻還負重前行的基層幹部以及他們親屬的傾訴，他們有不甘、彷徨、無奈、落寞，卻唯獨沒有成就感。他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功勞薄上，也許還偶爾會出現在恥辱榜上。
然而，他們大概永遠不會為自己辯解。
被封閉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一
A君是武漢某街道的黨工委書記，二月二十三日被免職。和他一起搭班子的街道辦主任、兩個副主任，也一併受到了相關處分，可謂是一鍋端。
因此，A君和他的班子成員，可謂是經歷了武漢抗疫最艱難的時刻，他們看見了曙光，卻沒有資格迎接勝利。
有點諷刺的是，在被免職之前，A君已經連續在街道奮戰了二十五天，沒有回家吃過一頓飯。臨了，竟然是因為被免職才得以“回家休息”。
A君主政的街道，地處城鄉結合部，共25萬人，8萬户，是全區第一大街道，在全市也是排得上號的大型街道。街道共有27個社區，沒有一個單位社區，全是社會性小區。並且，轄區內還有三大經適房小區，住的全是廉租户和低保户。客觀上，轄區因為處於城鎮化進程中，各種社會矛盾還比較多。
因此，哪怕是在平常，街道的羣眾上訪和投訴也比較多。可想而知，突如其來的疫情，對街道工作無疑是雪上加霜。
A君説，這次疫情，對基層治理真的是一個巨大挑戰。A君和他的同事們，從一開始就疲於應對。
臘月二十七，衞建委高級別專家組已經判斷武漢疫情形勢嚴峻，但省市政府還沒啓動應急響應。在當天召開的全區大會上，區裏的會議精神還只是説，領導幹部過年期間儘量不離開武漢。
既然是“儘量”，而不是硬性規定，那就是隻要把工作安排好，還是可以回家過年的。有些老家不在武漢的街道書記向區裏請假，竟然批假了。A君的一個街道辦副主任也請假回家過年了，後因武漢封城而無法返回工作崗位。
形勢逼人強。
臘月二十八，湖北省啓動公共衞生應急二級響應，武漢市全面進入應急狀態。臘月二十九，武漢封城。
A君和同事們幾乎是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進入防疫戰的。A君回憶説，不像軍運會，大體做什麼工作，心理是有譜的。因此，軍運會期間，街道雖也是戰時狀態，但街道工作非常有章法。但公共衞生應急，他和同事們確實不知道怎麼搞，既沒有經驗，也沒有可供參考的操作指引，只能是上級要求做什麼就做什麼。
非常遺憾的是，實際上區裏也不太清楚怎麼弄。以至於，防疫工作容易陷入混亂之中。
街道和社區是一個治理共同體，疫情防控更是如此。社區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摸排、數據統計、分級分類診治等工作，都得依靠社區。但A君坦言，他擔任街道書記4年多時間，很清楚社區存在短板。A君所在的街道和區，人口眾多，轄區也大，但財政能力在市裏卻算是很一般。這直接影響了社區的治理能力。
A君轄區的絕大多數社區幹部，月收入只有2000多元，能到4000元的是極少數。客觀而言，社區幹部待遇不高，沒有職業前途，也就沒有吸引力。以至於，2018年社區兩委換屆時，有幾位社區書記/主任是A君做工作做上去的。
社區組織的帶頭人還可以通過組織工作配齊配強，勉強能夠完成上級要求。但因為條件限制，社區工作力量有限，負擔又重等問題，卻非街道一級可以解決的。A君轄區的某個社區，共8000多户，但社區工作人員只有十餘人。
疫情期間，A君轄區的一位社區工作者的叔叔被確診感染了，她是密切接觸者。於是，這位社區工作者向社區書記請假，説想在家休息兩天。當時，社區正是忙得昏天暗地的時刻，誰都顧不上危險，只顧工作。於是，社區書記不同意。A君當然要支持社區書記的決定。畢竟，大戰當前，最怕有人打退堂鼓。
這位工作人員就説，如果不批假，她就辭職。街道和社區還是沒批，這位社區工作者果真辭職不幹了。街道黨工委決定，給予其黨紀處分。
A君坦言，他轄區的社區，哪怕是日常治理，能夠維持就已經不錯了。在疫情期間，不崩潰已經是奇蹟！
二
疫情防控期間，基層確實沒有時間和空間來調整部署，保持自己的工作節奏。A君和同事們在疫情期間只能疲於應付。
市疫情防控指揮部每出台一項命令，基層就得耗盡全力去努力完成任務——但在大多數時候，哪怕是不吃不喝不睡，所有幹部把一天當作兩天用，也沒辦法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
日後，幾乎每一個工作上的疏忽，都成了A君和他的同事們受處分的“證據”。
臘月二十九，A君從區裏開會回來，緊接着就召集班子成員召開了一次會議，研究疫情防控和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
開會前兩天，轄區有100多名農民工到省政府上訪，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刻不容緩。疫情防控也是十萬火急的事情，也必須及時落實。由於開會的成員都一樣，且也沒有時間分開開，這兩個會就一起開了。
後來，紀委來調查A君時以疫情防控的會沒有單獨開為由，説A君不重視疫情防控。
另一個説明A君不重視的“證據”是，在街道疫情防控指揮部的領導分工裏，那位已經回家卻因封城而無法返回武漢的街道辦副主任，一直沒有調整。街道的工作並未受到影響，這位副主任也一直在線上辦公。
但從書面上看，這的確是個瑕疵。A君忙於具體事務，沒注意到這個細節，結果還是被紀委拿來説事。
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的每一道命令，落到基層就是一個巨大負擔。
通常情況下，市一級層面着重於規劃，其政策是“未來時”。但對於基層而言，則注重落實，是“進行時”。A君其實也理解，從疫情防控目標來説，這些直接關涉到阻隔效果的措施，都是必須的。基層其實責無旁貸。
只是，心有力而力不足，這是一線幹部的最大感受。
市裏面要求應收盡收，但醫院根本就沒那麼多牀位，所有問題就只能擠壓在街道和社區。
街道和社區能怎麼辦呢？
政府向市民傳遞的公開政策是三級診療、應收盡收。但在方艙建立起來之前，從區、街道再到社區，每天的收治“指標”是有限的。於是，A君和他的同事們只能反覆向羣眾解釋政策。
只是，人命關天，這些解釋真的是蒼白無力。
一些情緒激烈的疑似患者想入院而不得，就到社區裏鬧，鬧着鬧着就把口罩摘了。社區實在沒辦法，就被逼關門。有三四個社區書記，每次給A君打電話都哭。
2月8日，一位疑似患者檢查出了肺部感染症狀，但又沒確診，醫院不收。街道只能送隔離點。結果，在溝通過程中，患者把話説穿了，説書記不管，讓下面的社區管他。後來，這又成了A君違反羣眾紀律的一個“鐵證”。
2月9日晚，武漢開展應收盡收大決戰，A君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點才歇息。
但緊接而來的24小時社區管控，又帶來了羣眾生活物資保障問題。市裏也是做好事，早早就把愛心蔬菜的計劃宣傳了出去。這對一般市民而言，或許不算什麼。但A君轄區數量龐大的低收入居民，卻看得非常重，不斷打市長熱線。
愛心蔬菜看似是“小事”，其實非常不好弄。A君轄區有8萬户居民，如果每户配一條魚，也要8萬條魚。疫情期間，要準備這8萬條魚，並把這些魚分發下去，也不是件容易事啊。A君所在的區的分管副區長，親自聯繫企業，聯繫各種社會資源，調配車輛等，克服重重困難為全區每户人家爭取到了愛心肉。結果，因基層工作不細緻，出了“垃圾車運肉”事件，被火速免職了。
輿論都批評地方官員沒有同情心。但A君和所有基層幹部都為之惋惜，這位副區長真的是盡職盡責。
工作中的社區志願者
三
A君所在的轄區本來就大，人口多且結構特殊，社區治理能力又相對薄弱，平常就是全市著名的投訴和上訪比較厲害的街道。2015年，該街道的社區連換屆都困難，出動了300多名特警才算過去了。疫情期間擠壓了這麼多問題，自然也就反映到了市長熱線多數據中去。
紀委的同志很是好奇，覺得羣眾投訴怎麼這麼多，且還持續升高？於是就到街道來督察。
督察期間，紀委的同志反覆詢問相關數據。A君實話實説，稱數據沒意義，解釋説只要解決了結構性的矛盾，投訴自然就少了。
督察組的同志問：你知道黃岡的黃主任麼？A君説，知道。
和督察組的交流並不愉快，A君已經意識到，受處分已是大概率事件。只是，A君有點錯愕的是，對他的處分的理由是如此“充分”，對他和同事們的處分竟然如此之重。
應收盡收工作中出現的瑕疵，成了A君違反羣眾紀律的證據。疫情防控指揮長會議沒有單獨召開，班子分工沒有及時調整，則成了違反工作紀律的證據。
甚至於，街道黨工委處分了那位臨陣脱逃的社區幹部，也被拿來説事。督察組質疑，A君平時是怎麼抓黨員教育的？
這些理由，A君無從反駁，因為都是事實。
但A君總覺得心裏堵得慌，他和同事們在疫情期間可謂是盡職盡責，沒有瀆職，甚至也沒有“社會影響惡劣”的事件，但就因為客觀上難以避免的工作不到位而受處分了。
紀委對A君的處分決定是：留黨察看，免職，降級為三級調研員。此外，他的同事也受到了“牽連”，街道辦主任也被免職了，其他班子成員也有被免職或降級的。
A君覺得，處分他一個也就夠了，為什麼還要一鍋端？最讓A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竟然給了他一個留黨察看的處分。
A君是一個老黨員，也擔任多年的領導幹部，免職或行政降級都無所謂，但知道黨紀處分的份量。A君感嘆，他是違紀到多大程度啊，獲得了一個堪稱為“恥辱”的留黨察看。
四
可是，從紀委工作的角度上看，A君的感嘆也許是無解的。
疫情期間，省紀委出了五條嚴肅疫情防控責任的規定，這是壓實責任的需要，也是戰時紀律的保證。為了防止執紀行為傷害到幹部的積極性，省紀委又出台了六條精準執紀和容錯糾錯的規定。
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前五條具有可操作性，後六條卻是很難用上。
紀委執紀，其實也受很多因素的制約。比方説，執紀必須回應社會訴求。從事實本身看，或許很多情況都情有可原。但從社會影響看，卻造成了惡劣影響。
紀委如果不及時處理，輿論怕是很難平息下去。
這時候，處不處分，處分到什麼程度，就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有些事，放在平時或許無所謂，但既然是戰時狀態，那可能就得零容忍。
弔詭的是，越是在戰時狀態，基層的壓力就越大，犯錯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時，越是在戰時狀態，社會敏感性也越高，人們的容忍度也越小。
戰時執紀，是以嚴肅紀律回應社會需求為主，還是容錯糾錯激發士氣為主，其實並不好平衡。
就我所調查的情況，和A君一樣遭遇的人實在是不少。
他們受處分，都有事實依據。但當事人都可以提出合理解釋。
問題是，執紀機關能夠接受，或願意接受這些解釋麼？
哪怕是執紀機關願意接受這些解釋，社會輿論會同情麼？
其實，大多數受處分幹部都有替組織着想的大局觀。
疫情期間，我收到甘肅一位因一起家庭聚集性感染疫情而被免職的社區書記妻子的來信。她在信中講述了丈夫在受處分前後的表現。
疫情期間，這位社區書記連續十八天吃住在社區。在受處分的前一天，因一位同事突發心臟病，該名社區書記還忙前忙後終於把同事搶救過來。
當接到免職決定時，社區書記回了一趟家。妻子感到不平，説要向組織反映。
這名社區書記卻説：“出了這麼大的事情，總要有人承擔責任，給社會一個交代，拿我們的處分維護政府公信力和黨的形象，這點意識我還是有的”。
免職後，很多熟悉、不熟悉的羣眾打電話來安慰這位社區書記，為之惋惜。其實，這位社區書記也才剛剛到社區工作。抗疫十八天，卻和社區幹部羣眾建立了深厚感情。
妻子本以為他免職後可以休息一段時間。沒想到，他卻説，雖然自己不是書記了，但還是一名黨員和幹部，還得回去工作。
這位普通的社區幹部，我不想匿名，想要實名。他的妻子在信中沒透露他的名字，但我查到了。
他叫王璟澤，原甘肅華亭市西大街社區黨委書記、社區服務中心主任。
五
這段時間，我時不時都會想起A君極力壓制自己內心情緒的述説。
A君擔任街道黨工委書記四年多，政績頗佳。經過多年的耕耘，街道的一些老大難問題已經解決。以至於，2018年社區的換屆非常順利。2019年軍運會，街道是重點區域，重要保障路線，也都圓滿完成了任務。也因此，A君的工作是受到了組織認可的。2019年底被提拔為區政協副主席。
只不過，因為新書記還未到位，A君就暫時兼着。
哪成想，A君在來不及卸任的職位上，捱了處分，黯然離場。
在疫情期間，因疲於應對，再加上問責壓力，不少基層幹部心理焦慮。曾有不少認識或不認識的基層幹部跟我聯繫，説説他們的狀況。
A君找上我，或許也是差不多的情況，就是想找一個素未謀面、毫不相關的人傾訴一下而已。他看過我寫的“同情”基層幹部的文章，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聽眾。
但他也都知道，學者的工作是需要實事求是，儘量不代入情緒的。
因此，他自始至終未表達任何個人情緒和訴求。他説，他想把自己當作一個案例提供給我。
幾個月過去了，A君未再聯繫過我。他和我的交流，似乎也就從未發生過。
我不知道那些在疫情期間受過心理創傷的基層幹部是否走出了陰影。但作為一個體制中人，受過黨的多年教育，這點委屈怕是可以擔受得起的。
只不過，我以為，幹部受了委屈的可以不給組織添麻煩。但組織不能裝作不知道。
他們受到了委屈，卻還隱忍。僅憑這一點，他們更值得受到尊敬，也更值得信任。
疫情過後，各級黨委可以為這些揹負屈辱的受了委屈的基層幹部，來一次真正的容錯糾錯。
致敬那些黯然離場的抗疫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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