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近現代歷史上的中東地區，獨立建國的事情似乎並不少見，但是他們成功的概率也異常之低，作為歐亞非三大洲的交匯的十字路口，中東地區一直倍受複雜交織的民族、宗教文化等矛盾的困擾。在這樣一種微妙的區域環境中，追求獨立的主權，幾乎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而中東庫爾德人的命運浮沉，便是最鮮明的例子。
庫爾德人的歷史，據説可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紀的米底王國。但是，兩千多年過去後，中東體量龐大的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人都紛紛建立起自己的主權國家，唯獨緊隨其後的庫爾德人仍在原地踏步，他們沒有組成自己的單一民族國家（或者以其為主體），而是主要分散居住於土耳其、伊朗、伊拉克與敍利亞四個中東大國內，所面臨境遇不同。
先説土耳其方面，今天土耳其共和國內部的庫爾德人中，很多家庭都曾參與過現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領導下的民族革命鬥爭，但是，土耳其擺脱英國和希臘人干預後，卻沒有向庫爾德人兑現允許其自治的諾言，而是強制要求他們放棄自己的語言文字與風俗習慣，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庫爾德人都必須把自己定位為土耳其民族國家的一員。
於是，大部分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人選擇擁抱安卡拉政府賦予自己的新的政治身份，他們很多人也被吸收到政府和軍隊高層，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庫爾德人心懷不滿，認為土耳其方面欺騙自己，於是一直策劃獨立，為了打壓這種分離傾向，據説土耳其政府派出軍隊鎮壓後的傷亡要超出獨立戰爭時期的損失。直到今天，土耳其東南部平原丘陵地帶，依然活躍着庫爾德人自己的政治組織——庫爾德工人黨。他們穿梭於土耳其和敍利亞等國的邊境地點，天高皇帝遠，倒也維持了一定的獨立性。
（庫爾德工人黨，讓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如芒在背）
伊朗和伊拉克內部的庫爾德人，也曾有過爭取政治權利的運動。例如伊朗的庫爾德人曾在俄國人支持下獨立建國，結果二戰結束不久就被伊朗國王派出的軍隊攻滅，伊朗境內的庫爾德人信奉伊斯蘭教中遜尼派教義，與伊朗社會的主流教派什葉派格格不入，所以更受排斥。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兩伊戰爭中，伊拉克為了推翻伊朗新興的霍梅尼政權，曾暗中資助伊朗境內的庫爾德武裝，牽制伊朗方面政府軍的攻勢，而伊朗不甘示弱，也給予伊拉克西部山區庫爾德人大量武器和資金援助，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顯然，兩伊地區的庫爾德人的獨立鬥爭，已經在大國意志的干預下走調，變成了伊朗和伊拉克算計對方的政治工具。
（兩伊戰爭中的戰俘）
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十分痛恨幫助伊朗對付自己的庫爾德人，所以派出裝備有實彈的直升機和大批武裝到牙齒的警察，對庫爾德人聚居村鎮進行監視，針對庫爾德民兵的游擊戰，伊拉克政府軍甚至使用芥子氣與神經毒劑，給當地居民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後來，薩達姆政權被推倒後，伊拉克重組的新政權決定賦予偏遠地區庫爾德民族自治權，在當地庫爾德民主黨領導下，伊拉克社會終於與國內的庫爾德民族達成了暫時的妥協。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
至於伊朗的庫爾德人，直到今天仍在與德黑蘭當局周旋。當然，也有一部分庫爾德人通過在宗教信仰上親近什葉派等方式來換取對方的接納。而雙方同樣深受波斯文明影響的歷史傳統，更為二者的溝通與和解提供了更多可能，所以庫爾德人也在不斷地接近融入伊朗社會，近幾年的反伊朗政府鬥爭相對和緩。
最後，就是敍利亞的庫爾德人了。在過去兩年的抗擊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戰爭中，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下的民兵部隊，可以説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美國空軍的支持下，庫爾德工人黨勢力不斷壯大，即便他們的締造者阿卜杜拉·奧賈蘭還被關在土耳其的監獄裏，但這並不影響庫爾德工人黨內的激進派招兵買馬，去擴大在敍利亞北部與土耳其東南部的活動範圍。
（庫爾德女兵在警戒）
不過，隨着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外交局勢的轉變，中東地區美軍不斷撤離，原先承擔着協調庫爾德工人黨與土耳其軍隊關係之責的美軍，盡數撤退，產生了不小的政治真空。土軍看到美國人抽身而出，迅速推進，試圖藉助這個當口把庫爾德政治勢力一網打盡，所以中東地區直到現在，依然是處在一種極其不安定的狀態當中。
此時，庫爾德工人黨孤軍奮戰，為什麼與其相距咫尺的伊拉克庫爾德人不表態呢？其實，伊拉克的庫爾德人之所以對此作壁上觀，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身份為伊拉克公民，一旦自己摻和到庫爾德工人黨與土耳其邊境軍隊作戰中來，那就是國際糾紛，所以伊拉克庫爾德人的政治組織庫爾德民主黨對此反應冷淡。
另一方面，此時伊拉克地區的庫爾德人已經獲得了自治權利，又同時肩負着戰後重建的任務，所以對鄰國內部與自己"同根同源"的兄弟民族，就更談不上支持了。因此，我們會發現，庫爾德人遍佈中東，但實則是一盤散沙。在短期內，庫爾德工人黨所力爭的獨立建國尚難以實現。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制約着土耳其、敍利亞等地區庫爾德人的獨立鬥爭開展，那就是庫爾德工人黨與民主黨方面雖然名義上是現代政黨，但本質上部族色彩極為濃郁，在一些大問題上，他們的最終目的，都是服務於自己家族或部落的利益。由於各部族或多或少都會裝備自己的自衞部隊，庫爾德人的武裝組織也是五花八門，成分不一，其中有與土耳其、俄國、敍利亞巴沙爾政權等為敵者，但也不乏政治態度完全相反者，而這也是庫爾德人武裝勢力龐大，卻難以擰成一股繩的關鍵原因。在當下，由於外部環境的多變與家長制傳統的束縛，庫爾德人要想建立起超越部族、區域的主權國家，恐怕還得先過氏族血緣關係解體這一關，但這容易嗎？
我們都知道，古代的血緣氏族在向文明國家邁進的過程中，都曾經採取過強制措施來加速氏族部落解體。例如古羅馬的塞爾維烏斯改革、北魏初期拓跋珪的"離散部族"等等，都是以一種超越血緣關係束縛的政治集體來取代軍事民主制的落後模式，凝聚更多背景不同的力量。
歷史上的庫爾德人也曾有過這方面的努力，但是，拜占庭、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與後來奧斯曼土耳其人"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地緣角逐，讓庫爾德人向文明邁進的步伐一次次被打斷，直到奧斯曼帝國統治晚期，庫爾德人內部依然是四分五裂。
因此我們會發現，一戰結束後，土耳其、伊朗等國家迅速走上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道路，而庫爾德人仍然遊離於民族國家的邊緣，不斷充當各大政治勢力角力的棋子，這種做法固然讓他們在國際上知名度倍增，可是也進一步撕裂了整個部族。庫爾德人龐大的體量與無法獨立建國的現實會形成鮮明反差，也就不難解釋了。而在經歷敍利亞內戰衝擊後重構的中東新秩序中，庫爾德人是否能夠佔有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這將依然是個未知數。
參考文獻：
（英）卡羅琳·芬克爾《奧斯曼帝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加）葉禮庭《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中央編譯出版社
【來源：科技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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