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困境:那些被大人禍害的孩子們

在偏遠山區的小學裏,我曾教會孩子們一首叫《黑豬》的歌。希望他們未來能發現其中的秘密。

九月份第一次看到這班孩子,是在一個晚自習課上。

寄宿學校座落在山坡上,日光燈管邊飛滿了各種小蟲,被燈管燙傷翅膀還會執着地撲騰。孩子們好似早已習慣,只有我在擔心蟲子會不會突然在我説話時向我衝過來。窗外蛐蛐的鳴叫聲此起彼伏,而教室裏頭的這羣孩子,一點不比外頭安靜,或許是新開學的興奮,也或許是沒把我這位新來的支教老師放在眼裏。

在來之前,我像很多支教老師一樣,想當然地以為山裏孩子都應該是淳樸的,渴望知識,會在我的關愛和教育下成長。我期待着去改變他們,也渴望看到自己的改變。然而事實並非這麼理想化,不愛學習的孩子大有人在。

初一的學生正處於躁動叛逆的青春期,又保有小孩子調皮搗蛋的天性,遠比我想象的更難對付。他們整天勾肩搭背,拉幫結派,説着“你若動我兄弟一雙翅膀,我便廢你一座天堂”這般令我汗顏的團伙口號,也會在課堂上偷偷把粉筆頭塞進板擦,等我擦出一條長長白線時鬨然大笑。

這樣的小麻煩不勝枚舉,倒也為我的支教生活增添了鬥智鬥勇的樂趣。我知道他們可能不是好學生,但一定會是好孩子。為了贏得他們的好感,我決定採取一些與眾不同的教學方式。

傍晚時分,我帶着他們跑到後山念單詞,深秋的樹葉落在我們頭上,總有幾個孩子注意力會被吸引過去。有一次週末,本該用來上課的時間被我悄悄拿來給孩子們看電影,我帶着他們溜進會議室,用全校唯一一台投影儀放《海底總動員》,他們在黑黑的房間裏笑成一團。

晚自習的時間也被我拿來教他們唱英文歌。我以為我可以教很多首,但他們學得很慢,每一句話都得用中文標註發音才能跟着唱。

我教他們的第一首歌,也是唯一一首歌,是甲殼蟲的Hey Jude。他們戲稱其為黑豬,每每唱到“黑豬,Don’t be 阿肥”時,他們就笑得前仰後合。就這麼一首歌,我教了整整一個月。

這所寄宿學校的學生大多家在山裏,週末也不回家,出校得老師批准。學校每個月有一次小長假,那時候學校才會空空的安靜下來。我每天和他們吃住在一起,除了對他們的性格有所瞭解之外,還知道了不少他們家庭的故事。

班裏有個文靜的小姑娘叫小麗,稚氣未脱的臉上有種隱忍倔強的神情。她的成績一直不錯,上課也很認真。第二個學期開始時,她個頭忽然躥高了,明顯進入了青春期。除此之外,我發現她的神態有了一絲異樣。我妄自猜測,她一定是早戀了。

我對班裏的早戀現象打壓不多,因為我也是年輕人,覺得只要她能把握住自己就好。但是漸漸地,她的成績下降了,週末經常要求出校,上課也昏昏欲睡。我找她談過幾次,她都矢口否認談戀愛,一口咬定我冤枉了她,我只好作罷,叮囑她多把心思放在學習上。

有一回課堂上,她低着頭不知在寫些什麼,我斷定那不是做筆記,心中一惱,直直地走向她。她下意識地撕下那頁紙揉成一團,但還是被我手快給奪走了,紙上密密麻麻地寫着“小三去死”和其他一些污言穢語。

我驚住了,我還沒有見過如此偏激的情感,而這竟出自一個文靜又堅忍的女孩子。

我狠狠地責罵她、警告她,也苦口婆心地勸解。她緊閉着嘴,眼裏滿是淚花,皺巴巴的紙被她侷促地撫平,上面的字眼已如爛泥般不可辨認。但她沒有做出丁點改變,成績直線下滑,還交了一羣最讓老師頭疼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節日小長假,家長來學校接孩子,我見到了小麗的父親。他高高瘦瘦的,皮膚曬得黝黑。小麗站在父親身邊,面無表情。他遞來一根煙,我看了一眼,那包煙應該是50塊的貴煙,而他自己抽的是幾塊錢的雜牌。

“老師對不住了,最近家裏有些事,沒來操心孩子的事,勞煩你多管教管教。”

“家裏出什麼事?”

他父親神色略有尷尬,但還是如實地告訴我:“和孩子她媽離婚,我又找了個伴。”聽完我久久沉默不語,我知道小麗的母親長年在外做保姆,父親則在山裏種田,長久的分居和這個新出現的伴,想必就是離婚的原因。我這才反應過來那些憤恨的“小三去死”意味着什麼。

支教困境:那些被大人禍害的孩子們

在這個封閉的學校裏,家庭的矛盾像團飄散不去的積雨雲,長時間的分離阻隔了陽光,所有的孤獨和恐懼都留給孩子們自己來承受。

坐在第一排那個小個子的男孩叫小登,上課時他總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下課雖然活潑,但不胡鬧,碰到別人總會大大方方地道歉。他長得像小時候的我,因此我總是格外關照他,每次遇見我,他都會笑着説老師好。

小登在我看來就是個簡單快樂的小男孩,但我發現他從來不回家,即使是小長假大家都走光了他也留在學校。沒人了他就自己在山坡上看看書,或是在坑窪不平的球場上扔扔籃球,孤零零的。直到第一個學期結束時,我發現他還是沒有回過家。我看了他的檔案覺得很奇怪,他並不是孤兒啊。

直到過年後開學的第一天,小登的父親送他來學校,我才第一次見到他的家長。辦完入學手續,我的工作也忙完了,發現這位父親在等我,執意要請我吃飯。我不好推脱,便和他們一起去縣城飯館吃飯。

飯桌上,一向眉眼笑盈的小登卻一聲不吭,我以為是因為跟老師吃飯會緊張,一直給他夾菜,讓他多吃點,他也很聽話埋頭吃。他父親給我遞煙,我不抽煙,但還是收下了。

“老師啊,吃完飯我就要走了,孩子還麻煩你帶回學校。”他還説了一大堆讓我多關照多監督多教育的客套話。

“您在哪工作?”我問。

他説在一個北方大城市。

“那多久回來一次?”我又問。

“一年就回來這麼一個禮拜,短短地過個年,看一眼孩子,在老師這給孩子存點生活費。”他説着往我手裏塞了一把鈔票。

“您在外工作,那孩子母親總在家吧,或者爺爺奶奶之類的老人?為什麼小登放假了都不回家呢?”剛問出口,我就後悔了。

小登父親像被我審問的學生一般如實講述了家裏的情況。他在外打工,和別的女人好了,小登母親知道後扔下家走了,不知下落,三年了。簡單的幾句話,讓我噎得説不出話。

吃完飯,他去趕最後一班開出縣城的大巴車。小登站在我身邊,看着他父親的背影在漸暗的夜色裏模糊。一年,就回來七天,留下一筆錢,然後再等下一個一年。

小登的個頭才及我腰,我摸了摸他的髮旋,卻發現他在微微發抖。我俯身去看他,他的眼睛裏全是淚水,正一聲不響地往下掉。我拉起他的手,走回學校。

初一的孩子已經開始封閉自己的內心,小登雖然沉默,但乖巧懂事,不至於讓人太操心。而小晨卻讓我無比頭疼,至今都不敢多回憶。

小晨從來不把心思放在學習上,老師們對他的要求就是守規矩就好。快到清明節時,他偷了初三學生的手機,翻牆出去,賣了二十塊錢,事發後被初三學生抓住,鬧到了校長辦公室。

我電話通知了家長來學校處理,説話時我已經儘量語氣和緩,但似乎所有家長都懼怕接到來自學校的電話。聽到我説請來一趟學校之後,電話那頭便立刻附和:“好好好,馬上就來,老師你別生氣。”即使是從電話裏聽到,我也有些不忍,一個比我年長的男人在向我表示歉意。

我等了三個小時,小晨父親終於滿頭大汗地跑進來。

“怎麼這麼久?”我問。

“這個點沒有大巴車了,我是跑着過來的。”他説。我瞥了一眼他的鞋,薄薄的底,三個小時的山路,踩到那些石子鐵定鑽心的疼。我心裏一陣苦澀,早知道來一趟這麼不容易,我就不叫他了。

最後的結果,是讓小晨賠200塊錢。小晨父親一邊低眉順眼地向我賠罪道歉,一邊從口袋裏掏出一隻塑料袋,五元,十元地往外湊錢,很不放心地數了好幾遍,才顫抖抖地將錢遞給校長。他轉向小晨,氣憤地斥責了他。

小晨只站在旁邊一動不動,神思恍惚的樣子,好像什麼也沒聽見。對他父親來説,這一天不僅沒有收入,反將血汗錢往外掏,還要在山路上來回奔波六個小時。等他回到家時想必天早就黑了,而小晨卻連他説的幾句話都聽不進去。

哪知第二天,小晨又偷了一個手機。當他父親再次趕來的時候,已經快哭了。

“你到底想幹什麼!”這是他父親對他唯一的質問,小晨沒有給出回答。沉默似乎是這個少年唯一的武器,緊密地防守着自己,讓大人無所適從。父親用略帶顫抖的聲音問他:“你還讀書嗎?”

小晨非常堅定地説,不讀了。他父親眼中閃過失落的神色,還是不甘心地又問了一遍:“真的不讀了嗎?”這次小晨看了眼父親,有些猶豫,最後還是點了點頭説:“不讀了,我回去幹活吧。”

我給他辦理了離校手續,並幫着他父親一起去寢室收拾他的鋪蓋。在送他走到校門的時候,我忍不住問了一句:“小晨,成績不好沒關係,可是你一再偷手機賣錢,是為了什麼?”

“清明要到了,我想給我媽買束花。”他撇了撇嘴,小聲地嘀咕了一句。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而這樣的故事越多,我越發現,我來支教,能改變的非常有限。他們和我相處的這一年時光,不過是漫長生命長河裏的一滴水,將在他們進入荒蠻社會後瞬間蒸發不見。

轉眼到了第二年的六月份,我就要完成支教任務離開他們了。和來時一樣,又是一個涼爽的夏夜,幽幽蟲鳴從外面傳來。我們正上着晚自習,忽然停電了。我從辦公室拿來幾根蠟燭,在教室的角落裏點亮。停電了上不了課,我便放歌給他們聽,把手機開最大音量,切換到隨機播放模式。

不知是不是巧合,歌曲跳到了那首Hey Jude,音樂一響起,所有孩子都輕輕地跟着拍子唱了起來。要知道,這首歌是我剛開學的時候教的,現在已經過去快大半年了。平時記一個單詞都困難的他們,竟然還記得。

也許很多很多年以後,只有少數幾個唸了高中或是念了大學的孩子,才會在某一天突然發現黑豬的秘密——“Hey Jude,Don’t be afraid.”

有個支教老師告訴過他們,在這個滿是艱辛與磨難的世界裏,請不要害怕。

作者胡曉斌,現為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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