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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中紀委發佈了“暢談新變化 展望十九大”系列訪談。中紀委原常委祁培文出鏡接受專訪，從親身經歷講述黨風政風變化。
“紀檢監察機關不要等幹部犯錯誤了，再來查他。紀檢監察機關現在的工作量是大了，不是小了。人家有這個反映發現苗頭，你趕快去找他談，談了以後究竟是什麼問題，咱們再分別處理。這樣可以挽救很多幹部。”他在訪談中説。
據公開資料，祁培文出生於1936年12月，曾任中紀委辦公廳副主任、第五紀律檢查室主任、第八紀檢監察室主任、中央紀委常委等職。2010年1月退休。
“政事兒”（ID：gcxxjgzh）注意到，祁培文曾帶隊查辦了轟動全國的胡長清案、成克傑案、“9898”廣東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
胡長清是江西省原副省長，2000年2月，他因行賄罪、受賄罪和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3月被押赴南昌刑場槍決。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因貪污受賄被處以極刑的省部級高官。
1999年8月，時任江西副省長的胡長清到雲南開世博會期間，突然失蹤。通過調查，發現胡長清住在廣州某賓館，被找到時身上帶着一張假身份證、兩部新手機、兩萬元現金和一瓶已開封的“偉哥”。之後，他被帶到北京接受詢問、審查。
據《走向刑場的副省長——胡長清墮落史》一書記載，當時經中紀委和中組部有關領導研究決定，“由中紀委常委祁培文負責，組成聯合調查組對胡長清進行審查。中紀委聯合調查組將胡長清案代號定為‘807’。”
當月8日晚，祁培文與胡長清見面，代表中紀委宣佈了對其進行審查的決定，隨即與他進行了接觸性談話。
“你説要去深圳，為什麼人卻到了廣州？你為什麼要向省領導同志説謊話？你是省級領導幹部，為什麼還持有化名廣東陽西縣農民‘陳鳳齊’的身份證？”祁培文問道。
胡長清表面平靜，承認自己使用假身份證是錯誤的，向省領導同志説謊也是錯誤的。同時他又説：“我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央國家機關書法協會副會長，多少有點名氣，我到深圳去，用假名出行登記，辦假身份證都是為了躲避那些找我求字的人，減少一些麻煩，不然，怎麼得了噢？”
祁培文繞開話題，問道：“你的假身份證是怎麼辦的？手機是哪兒來的？”
胡長清交待，身份證是南昌一家公司董事長周雪華託人找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長給辦的，手機是該公司總經理熊海根為他買的。由此，撕開了胡長清案的一個口子。
“政事兒”注意到，審查期間，祁培文與胡長清的一次交鋒，最終讓胡徹底交代。
據《中華兒女》雜誌報道，當時胡長清一直堅稱自己肯定沒有問題，並用黨性保證。祁培文突然厲聲説道：“胡長清，你同某某是什麼關係，你存在某某地方的錢是哪裏來的？”
祁培文説道：“你的問題相當嚴重，你是‘五毒俱全’，無惡不作！你如果不老實交代，是沒有任何出路的！”
報道稱，胡長清當時心理防線崩潰，大汗淋漓，從椅子上滑下，痛哭流涕，交代了所有罪行。
成克傑案，是祁培文查辦的另一起大案。
成克傑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廣西壯族自治區原主席。其在1994年至1998年期間，受賄財物達4109萬元，於2000年7月被判死刑。當時，成克傑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官員受賄數額最大的案件，成克傑也成為因經濟犯罪被處以極刑的職位最高的領導幹部。
1999年春，中紀委對成克傑案立案調查，由祁培文直接指揮。他當時一邊查辦湛江走私案，一邊指揮中紀委第八紀檢監察室調查組，抓捕成克傑案的重要涉案人員——長期居住香港的成克傑的情婦李平。
李平被抓捕後，將她和成克傑收受30多人賄賂的過程和盤托出。成克傑本人曾多次説：“中央紀委辦案組做到了對黨負責，對歷史負責，也對我本人負責，我心服口服。”
2000年9月，成克傑被執行死刑。
該案宣判後，祁培文接受央視採訪時，分析了成克傑腐敗的深層原因：“成克傑入黨是在1984年，他在黨內經受鍛鍊和考驗的時間很短，所以這個人的理想和信念原本就沒有很好地樹立起來，政治素質很低，法制觀念淡漠，他手中的權力又很大，而且濫用。”
“再加上我們現在的監督制約機制還不夠健全，像這樣的人走向腐敗是完全可能的，也是不奇怪的。”祁培文説。
“政事兒”注意到，在查辦腐敗案件中，祁培文還曾對涉案人員“手下留情”。
1998年，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浮出水面。從1996年初至1998年9月，以李深、林春華、陳勵生為首的走私團伙大肆走私汽車、鋼材、成品油等貨物，案值達110億元，偷逃國家税收62億元。
此案共逮捕走私分子及涉案公職人員130餘人，湛江海關原關長曹秀康、原調查處處長朱向成被判處死刑，湛江市市委原書記陳同慶、原副市長楊衢青被判處死緩，200多名公職人員受到黨紀政紀處理。
在對涉案公職人員處理時，祁培文“冒了風險”，對100多人“特殊處理”。
2008年，他在接受採訪時，吐露了當時的考量。
“一些年輕幹部都是大學剛剛出來的，整個環境就是這麼個環境，送錢的人一來了就是一人一份，有些年輕人很怕，一大沓錢見都沒見過，裝在自己口袋裏怕得不行，所以年輕人一看有人來送錢，他就跑到衞生間藏兩個小時，人走了以後他再出來。對這樣的人，這樣的情況，這樣的環境，他收了這個錢，雖然是錯誤的，但是這個客觀環境要不要考慮一下？”他説。
“我們黨的政策，打擊少數，教育多數。這些人都是我們黨培養出來的。上有父母，下有兒女，這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是個社會問題。”他坦陳，“這種情況下我確實是費了心思。”
據《中華兒女》雜誌報道，最終祁培文冒險作出決定，讓這些年輕人把錢交出來，徹底交代清楚，接受教訓，就可先回原單位工作，如何處理放在後期。許多年輕人當時就痛哭流涕。
祁培文回憶，事後他提心吊膽向中央彙報，沒想到“領導聽了，一連説了我五個‘好！’，我一下子高興得，我那天晚上也沒睡着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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