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現代中國 蔣介石為什麼放棄“簡體字”？
蔣介石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者，所以他在執政期間出台了許多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政策，“繁簡之爭”就是當時的一件大事。當時漢字簡化，致使繁體字走向了消亡的邊緣。但是，蔣介石卻放棄追隨潮流，沒有使用簡體字，這是為什麼呢？
縱觀歷史，不管是1949年前的國共兩黨，還是此後的海峽兩岸，政府、民間都有關於漢字簡化的動議。大陸時期，戴季陶等政要名流請命下跪，迫使蔣暫停推行簡體字。今年兩會上，馮小剛聯合張國立上交提案，呼籲恢復部分有文化含義的繁體字，引發媒體熱議。着名文字專家黨懷興回應稱，目前簡化字已深入人心，恢復繁體字，需要投入的人力、財力不可估量，恢復繁體字不可能也沒必要。
揆諸史料，有關漢字繁簡的討論由來已久，錢玄同在“五四”運動時期，就為此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數千年來，漢字的字體是時時刻刻在那兒被減省的。從殷周之古篆變到宋元之簡體，時時刻刻向着簡易的方面進行。”胡適、蔡元培、周作人、林語堂等都是漢字簡化的支持者。
蔣介石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者，所以他在執政期間出台了許多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政策，“繁簡之爭”就是當時的一件大事。當時漢字簡化，致使繁體字走向了消亡的邊緣。但是，蔣介石卻放棄追隨潮流，沒有使用簡體字，這是為什麼呢？
1934年1月，漢字簡化運動步入實踐，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搜採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指出：“(1)現在通行的俗體字;(2)宋元以來小説等書中俗字;(3)章草;(4)行書與今草;(5)《説文》中筆畫減少的異體;(6)碑碣上的別字”，都是固有簡體字。有這些字做標準，“便可用其偏旁而為新的配合”“用減省筆畫的方法而造新的簡體字”。現行簡體字所遵循的原則，也大致如此。
此後，國民政府教育部預備推行簡體字，遂委託錢玄同主持選字工作。歷時半年，錢玄同選定簡體字2400多個，編為《簡體字譜》。教育部又約集專家審核，確定了324字的《第一批簡體字表》。教育部通令全國，“凡小學，短期小學，民眾學校各課本，兒童及民眾讀物，均應採用部頒簡體字”。以上各種教材，如不採用簡體字，則“不予審定”。
推行簡體字的命令頒佈後，一批政要、名流羣起反對，在各地組織“存文會”。其中最極端的戴季陶，據説向蔣介石下跪，“為漢字請命”。迫於壓力，國民政府在1936年1月發佈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官方推動的漢字簡化至此夭折，但民間出版了《簡體字典》(4445字)、《常用簡字表》(3150字)等資料。
蔣介石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者，所以他在執政期間出台了許多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政策，“繁簡之爭”就是當時的一件大事。當時漢字簡化，致使繁體字走向了消亡的邊緣。但是，蔣介石卻放棄追隨潮流，沒有使用簡體字，這是為什麼呢？
與之相反，中共在蘇區、抗日根據地、解放區推行簡體字，取得了成功。這些簡體字主要包括“擁、護、幹、產、奮、紅、黨、蘇、勞”等，被稱為“解放字”。隨着中共革命的勝利，“解放字”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沿用至今。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學者倡導漢字簡化的同時，還大力推動“國語羅馬化運動”與“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希望一勞永逸地將漢字變為拼音文字。當時有一種説法是，“漢文好比是獨輪車，國語羅馬字好比是火輪船，新文字好比是飛機。”這裏説的“新文字”，指的是“拉丁化新文字”。有關漢字拼音化的問題，現在學界還有諸多討論，只是因其太過超前，未能得到推廣。去台後，因大陸率先推行簡體字，蔣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轉倡繁體。
蔣介石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者，所以他在執政期間出台了許多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政策，“繁簡之爭”就是當時的一件大事。當時漢字簡化，致使繁體字走向了消亡的邊緣。但是，蔣介石卻放棄追隨潮流，沒有使用簡體字，這是為什麼呢？
對於漢字簡化，蔣介石在1952年時舊事重提。他説：“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民國二十四年，我們在政治委員會上通過了一個漢字簡化方案，因戴無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對而未施行，很遺憾。沒有想到，只過十幾年，他就不在了，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很快，台灣成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
時任“考試院副院長”的羅家倫盛讚“總裁此舉極其英明”，並公開説“中國文字必須保存，但要保存中國文字，則必須簡化它，使民眾便於學習和運用”。廖維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員”對羅家倫的言論極為不滿，提交議案：“為制止毀滅中國文字，破壞中國文化，危及國家命脈，特提議設立文字制定程序法……”。
學者潘重規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脈，是千萬世人的公共遺產，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專橫獨斷。”隨即引發了一場漢字繁簡之爭。其間，《聯合報》做過一次民意測驗，參與者中，贊成漢字簡化者7315人，反對者4807人。
蔣介石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者，所以他在執政期間出台了許多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政策，“繁簡之爭”就是當時的一件大事。當時漢字簡化，致使繁體字走向了消亡的邊緣。但是，蔣介石卻放棄追隨潮流，沒有使用簡體字，這是為什麼呢？
在這場爭論膠着不下時，因大陸率先推行漢字簡化，使這一問題政治化。如學者林安梧所説，“因政治鬥爭的對方推行簡體，我們就倡導繁體，依哲學角度而言，我們是作為對立面的另一邊，居於‘客’位，淪為強勢‘主方’的奴隸，結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調。”蔣介石不再倡言漢字簡化，誰再談論這個問題，就很可能會被扣上“溝通匪幫”或“隔海唱和”的“紅帽子”。
直至1969年，才由何應欽再次提出“整理簡筆字案”。教育部門會同專家，訂立三點原則：“當局應研究公佈常用字，不宜提倡簡筆字;積極研製標準字模，以劃一印刷體;致力研究中文打字機之改良，以求結構簡化，運用輕便。”這意味着台灣當局最終決定繞過漢字簡化，通過技術革新與標準化，實現文字普及。
但在兩岸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簡化字還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台灣。如台灣餐廳、旅館，很多都推出簡體字菜單;至2011年，簡體字書籍佔到台灣新書的20%。這種狀況引起很多台灣人的擔憂，以至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吳敦義要聲明，“推廣正體字是‘行政院’一貫立場政策，也是傳承中華文化，未來不會改變。”可見漢字繁簡，在台灣依舊被視為一個政治問題。
其實從過去到現在，書寫難已經不再成為繁轉簡的絕對理由。因為計算機的普及，又有多少人願意再提起筆呢?而兩岸識字率已在95%以上，我們只要倡導“識繁書簡”或“識簡書正”就可以了。既無需誇大繁體對文化的傳承，也毋需頻頻重申簡體的便利，只要隨兩岸同胞的習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