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0月14日刊載題為《新冠沒有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卻成了美國的滑鐵盧》的文章，作者系該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文章稱，美國今天患上的病，用新冠肺炎疫苗是治不好的。人們已經失去對彼此、制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觀的信任——這些都是應對一場衞生危機所必需的。全文摘編如下：
觀看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場辯論時，看到的場面聞所未聞——一個語無倫次的美國總統失控的滑稽行為，顯然不顧一切想要留任，因為一旦失敗，他將面臨起訴、羞辱和破產。
亞洲將會再現昔日輝煌
一場目前已在中國得到控制的大流行，卻仍在摧殘美國的經濟和國民——儘管這一切早在我們意料之中。唉，我們並不是我們自以為的那樣。
新冠病毒曾被視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結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鐵盧。這就是彭博新聞社主編約翰·米克爾思韋特和《經濟學人》政治編輯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提出的觀點。
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新冠病毒跟蹤調查，美國每10萬人中有65.74人死於新冠病毒，總人數約為21.6萬人。中國每10萬人中有0.34人死於新冠病毒，總人數約4750人。
▲10月6日，一名女子在美國紐約昆斯區一處增設的新冠病毒檢測點接受檢測。（新華社）
事實上，本月初，就在特朗普的白宮成為超級傳播地點、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不敢把孩子送到學校幾天之後，在本地傳播接近於零的中國，可以看到數以百萬計的國民湧向汽車站、火車站和機場，在國慶假日前往全國各地旅行。據彭博社10月1日報道，“人民幣在經歷了12年來最好的一個季度後，作為躲開波動的避風港備受關注”。中國9月的進出口均大幅增長。
這樣的成績曾經屬於我們！
“我們認為，至少相對而言，西方政府的鼎盛時期是上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正忙着把人送上月球，而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掙扎於温飽，”米克爾思韋特告訴我，“那是最後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信任他們的政府。”
伍爾德里奇還説，今天我們正走向“始於500年前的歷史大逆轉，當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同樣遙遙領先——佔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那時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們忘記了這些事情。中國卻沒有。如果亞洲能重獲500年前的領先地位，今年可能是關鍵的一年——除非西方國家醒過來”。
面對挑戰缺乏共識
美國想要恢復過來，首先需要制訂一項應對新冠病毒的國家計劃。中國就有這樣的計劃：動用工具來追蹤和定位新冠病毒感染者並控制其傳播。中國的一些面部識別技術好到你不必摘掉口罩，只靠眼睛和鼻子就能識別。
美國不能採用這樣的策略。我們目前還未能產生一個共識來進行同樣的工作。
這就是令人沮喪的地方。
迄今為止，這一次我們根本沒有團結起來迎接新冠病毒的挑戰。
▲資料圖片：7月21日，在美國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準備出席新冠疫情記者會。（新華社/美聯）
3月28日，特朗普宣佈，“我們的國家正在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他發誓要召喚“美國的全部力量”來擊敗它。但這一切根本就沒有發生。除了急救和醫務人員之外，公眾團結一致的行動和戰時的犧牲意願微乎其微，或者説是曇花一現。
為什麼？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我們獨特的個人主義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聯邦分權系統、脆弱的公共衞生系統和分裂的政治體，還有商業模式一直在削弱華盛頓的共和黨，以及那麼多從放大陰謀論並破壞真相及信任的社交網絡中瞭解新聞的人。
新冠疫苗治不好分歧病
但最不一樣的是，我們現在有一位總統，他謀求連任的政治策略就是分化我們，摧毀信任、摧毀真相併宣稱任何與他目標敵對的都是“假新聞”。而在疫情之中，如果沒有真相和信任，你就會迷失方向。
1918年我們面對上一次大流行時，很多美國人並不介意戴口罩——看看那些照片——因為他們的領導人要求他們這樣做，並且以身作則。但這一次，總統從不將真相交給美國人，並且做出無視病毒和嘲笑戴口罩的榜樣。因此，很多美國人再也不會以信任回報他了。
這樣一來，我們可能再也無法理性地討論，像我們這樣的制度，在我們這樣的文化之下，需要做出什麼樣的權衡。
美國公共衞生專家戴維·卡茨博士提出，我們需要一個國家計劃，要在拯救儘可能多的生命和儘可能多的生計之間找到平衡。如果我們只盯着拯救生命，就會有很多人因為失去工作、積蓄和生意而陷入絕境。如果我們只盯着拯救就業，就會讓無數理應能活下去的同胞面臨殘酷的死亡。
卡茨提出了一個“總體損害最小化”策略，能保護老年人和最易受影響的人羣，同時讓年輕、健康的勞動力逐步回到工作崗位，這些人一旦感染病毒，很有可能會是無症狀或輕微症狀——讓他們去保持經濟運轉，在我們等待疫苗的同時自然形成羣體免疫。
不幸的是，我們始終沒有進行這樣一場理智、清醒的討論，以促成這樣一種策略。卡茨説，我們的右派對最簡單的應對都心存“鄙夷”，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他認為左派要負責任得多，但也免不了認為，在大流行中進行任何經濟上的折中權衡都是有違道德的，“視一切允許死亡的政策為反社會舉措”。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患上的病，用新冠肺炎疫苗是治不好的。我們已經失去對彼此、制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觀的信任——這些都是應對一場衞生危機所必需的。我們在此前的戰爭中有這些，但現在沒有。
我相信喬·拜登之所以得到民主黨提名，而且贏面頗大，是因為有足夠多的美國人直覺上明白，我們患上了分歧之症，而拜登也許能開啓一個治癒的過程。拜登的勝利並不足以讓美國康復——無論是政治上還是身體上——但這是必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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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