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失靈”如何使美國變成“衝動的社會”？

特朗普任期雖然結束，但“特朗普現象”和社會撕裂依然存在。美國知名記者保羅·羅伯茨將美國兩黨衝突所造成的混亂現象歸結為美國人“衝動”。隨着社會撕裂，美國社會變成了一個“衝動的社會”。為何美國社會變得如此“衝動”？

美國國會大廈遭暴力示威者衝擊是美國現代史上權力移交過程中的“第一次”。那天，無數個衝動的美國人越過警戒線，翻越國會大廈圍牆，打碎窗户，與警察混戰……這個場面震撼了許多美國知識分子的心靈。

特朗普時代雖然已經結束，但“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成因依然存在。“特朗普現象”讓許多美國知識分子掀起了反思美國社會的潮流。美國知名記者保羅·羅伯茨將美國兩黨的衝突所造成的混亂現象歸結為美國人的“衝動”。隨着社會撕裂，美國社會變成了一個“衝動的社會”。為何美國社會變得如此“衝動”？

保羅·羅伯茨認為，“衝動”只是一個表象，“衝動的社會”源自美國人對全社會的不滿，這種不滿源自於美國的金融危機、醫療體系崩潰、環境惡化、政治癱瘓等問題。許多美國人已經開始反思並翻盤這個“衝動的社會”，但由於個人力量無法與強大的社會機器相抗衡，個體的反叛顯得停滯不前。因此，美國社會需要從根本上進行變革，尤其在美國社會的經濟模式上。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衝動的美國》，有刪減。

原作者 | [美]保羅·羅伯茨

摘編 | 徐悦東

1

對“衝動的社會”的反叛一直停滯不前

在某些層面，對沖動的社會的反叛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在某些社區中，不管是一週中的哪一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些人正在努力地（甚至經常是拼命地）試圖在自己和將效率與高速回報凌駕於其他價值之上的社會經濟體系之間尋求一點空間。這可以表現為在街上散步的一家人，他們決定能有一天遠離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站的控制，重新獲得一些家庭的親密氛圍。或者超負荷工作的軟件工程師向上司請假，為的是能與上幼兒園的孩子共度温馨的親子時光。對沖動的社會的反叛還可以表現為某位女士決定停止網購和使用信用卡，因為她再也不希望自己的個人信息被第三方營銷公司或來自俄羅斯的黑客所竊取。

對沖動的社會的反叛可以表現為熱衷政治新聞的網民最終決定戒掉福克斯新聞頻道或者 Daily Kos 網站，因為這些媒體發出的聲音正在摧毀他對民主制度的信念。當然，對沖動的社會的反叛還可以表現為下定決心讓自己脱離數字世界的控制。這些反叛者也許從未對沖動的社會正式宣戰，但這些反叛行為隨處都在發生，因為人們已經意識到，美國社會的經濟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台無人駕駛的巨型跑步機一樣，如果不能讓自我與這台機器的慣性、預期和價值觀保持適當距離的話，我們會失去某些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東西。

我們對美國社會的這些反叛行為源自內心的絕望與憤怒，同時也來自信仰的喪失。在金融危機和政治危機發生以後，很多美國人已經不再信任衝動的美國的基本結構及其隱含的一些假設。不但我們對美國政治體系的信心達到了歷史最低點，而且我們中的很多人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美國的經濟體系正在以極高的效率摧毀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經濟體系早已被追求高速回報、贏家通吃的短視思維徹底腐蝕，因此收入的不平等、商業界的冷酷與野蠻以及週期性的市場崩潰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新現實。

事實上，我們還看到其他各種市場失靈現象。我們看到，公司對成本壓縮的狂熱追求已經達到了一種非常荒謬甚至極具破壞性的境地——由於施工方在構築混凝土結構時偷工減料，孟加拉國的血汗工廠發生了垮塌事故；石油公司為了節省運輸成本而導致1億加侖的原油泄入海灣之中。

我們看到，大數據和其他數字技術的發展為大公司提供了一種新工具，有了這種新工具，它們便可以利用國家安全技術來悄悄追蹤並操縱我們。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僅看到了效率市場的垮塌，甚至見證了整個“市場社會”的崩潰。這樣的“市場社會”號稱可以通過鼓勵個人追求自身利益而增加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但“市場社會”過度鼓勵對即時滿足的追求，並因此掏空了我們所有的傳統價值和生存意義，把我們的主流文化變成了一種支離破碎的文化。消費者經濟不斷向我們提供我們想要的東西，卻無法真正產出我們需要的東西，這種深刻的鴻溝正變得越來越寬。面對這樣的現實，很多政治立場中立、對極端思想懷有高度警惕的美國公民已經覺醒。

然而，面對衝動的社會這台強大的鋼鐵機器，我們的各種反叛努力一直停滯不前。我們可能已經意識到重建更人性化的價值觀的必要性，然而，那些孕育了衝動的社會的結構性推動因素目前仍然大行其道，完全未被我們的不滿所撼動。全球化的經濟現實以及高速運轉的科技創新機器繼續粉碎着各種形式的低效率元素，世界各地的投資者仍把快速高額的回報當作最高追求，季度利潤和股價哲學仍然控制着管理者的薪酬系統和公司戰略的制定過程，美國的政客和政治機器繼續靠追求極端主義和快速勝利獲取豐厚的回報。與此同時，我們的消費者文化繼續向我們灌輸這樣的信念：只為自己而活和活在當下的理念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任何想要脱離這種人生哲學的努力都只會增加失敗和落後風險。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樣的消費者文化也許是正確的。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我們中的很多人早已對沖動的社會提供的種種便利與滿足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因此任何遠離衝動的社會的可能性都會使我們產生被流放般的痛苦。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也擔心脱離衝動的社會意味着極為嚴厲的經濟懲罰，而這樣的恐懼顯然並不是我們的妄想。現在的社會已不再是我們的祖輩所處的社會：當時的美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實現了空前的物質繁榮；當時的社會文化是寬容和激勵性的，因為前幾代人創造的繁榮允許個人和社會進行適度的冒險。然而，今天美國社會的風氣遠比那時更加謹慎且充滿限制，甚至是充滿恐懼。在目前的就業市場上，甚至對沖動的社會的短暫背離（比如拒絕7×24小時待命，或者成為那種“多嘴”的員工）也可能導致我們永遠被就業市場所拋棄，這樣的風險絕對是真實存在的。

因此，即使我們希望在衝動的社會和自我之間創造一些空間，這樣的反叛也常常是温和而隱秘的——我們更傾向於悄悄進行某種日常的“自我保存”活動，而不會奢望某種根本性的社會變革。這種小心翼翼的態度存在於我們的整個文化中，勞動者不敢離開那份每日殺死他們靈魂的工作，公司的CEO以及華盛頓的政客不願承擔他們應負的責任。

從某種程度上説，這樣的行為是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但這也反映出我們對沖動的社會的全面屈服和投降：在這些可悲的行為中，彷彿每個人都相信，今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從短視行為到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從個人的過度消費到極度的自我中心主義，以及使個人凌駕於集體之上的文化氛圍——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些元素都是社會經濟體系進化的必然邏輯結果，顧名思義，這種高效率的社會經濟體系應該產出最優的結果。簡言之，衝動的社會是社會進步的成果。

但是，我們可以清晰地論證出，這樣的邏輯顯然是錯誤的。顯然還存在其他可能的經濟後果以及隨之產生的社會和文化後果。我們可以看看西歐的經濟模式，以及亞洲部分地區的經濟模式，比如德國和新加坡的情況。在那些社會中，人們對經濟體系的預期與美國顯著不同，那裏的人們對過剩現象及不道德現象的容忍程度顯著低於美國，而今天的美國人卻把這些負面的東西當作不可避免的。在這方面，我們甚至不需要借鑑別國的經驗，只要回頭看看美國自己的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完全有能力選擇一種更好的經濟模式，讓我們的經濟產出對個人和整個社會來説真正必要的東西。

美國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拒絕承認其他經濟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不管這些例子來自國外還是來自美國自身的歷史，他們常常將這些情況歸納為自由主義的過度擴張或定性為政府對市場的不正當入侵——當然，他們的這種説法並非全無道理。然而，即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可能造成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的基本結論——我們完全有可能也應該採取行動，讓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可持續、更平等、更人性化——仍然成立，而且這一結論未必就是一種“自由派”的主張。

2

碎片化的文化腐蝕了“整個社會的安全”

早在工業革命開始時，人們就已經認識到，“商業社會”（“商業社會”是亞當·斯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稱呼方式）必須不斷接受敲打和管理，才能保證它的高效率讓儘可能廣泛的公眾受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這樣寫道：“有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説是繁榮幸福的社會。”今天，美國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搬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來論證不受任何管制的自由市場才是最優的經濟形式。然而事實上，亞當·斯密本人早已認識到，市場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和限制。

在亞當·斯密所認可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中，他尤其支持對富人徵收累進税，並對金融板塊實施比較嚴厲的管制手段，以防止經濟權力被一小部分富裕階層的人士所壟斷。亞當·斯密認為，這些管理性的干預手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銀行家和其他擁有經濟權力的人的天賦自由權”，但如果一個國家確實希望保護“整個社會的安全”，那麼這種對少部分人自由的限制是一項我們必須採取的手段。正像荷蘭經濟評論家托馬斯·韋爾斯所指出的：“對亞當·斯密來説，商業社會是一項道德工程，要想取得最大的潛在收益，我們就必須付出艱辛的努力。”韋爾斯寫道：這項道德工程的成功“絕不是事先註定的，必須經過努力才能實現。”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定義這一工程的成功與否？在衝動的社會的經濟環境中，我們希望取得怎樣的“產出”？為此我們該如何邁出第一步呢？

非常幸運的是，亞當·斯密關於“整個社會的安全”的論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衝動的社會中，由於效率市場的價值觀已被充分內化和制度化，美國的文化彷彿一團由無數相互分離的個體組成的電子雲。這些個體既包括消費者，也包括美國的公司，甚至包括美國的政黨。這些相互分離的個體都在追求自身的個體利益。這種碎片化的文化形式對個人（至少對某些個人）來説是一種巨大的成功，因為這種文化鼓勵並促成了更多的個人發展：更多的個人財富、更多的個人消費、更多的個人滿足以及自我表達的機會。

然而，這種碎片化的文化卻逐漸腐蝕了“整個社會的安全”，因為這種文化重塑了個人存在的意義。曾經，每個人都是以“整個社會”一員的身份而存在的，如今，個人之間的關係從合作變成了競爭，為了獲得個人的滿足，我們需要隨時與社會其他成員為敵。如今，在這種達爾文式的、贏家通吃的競爭環境中，社會目標，甚至共同財富的概念都已經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因為這種共同財富已不再是一種全社會成員可以分享的財富了。

因此，我們的社會陷入了一種極度不可持續的狀態，最能精確體現這種不可持續性的現象便是我們把經濟增長率當作衡量社會健康程度的唯一標準。只要我們的經濟能以更低的成本創造出更多的產出——更多的工廠、更多的商品、更多的回報，我們便告訴自己：一切都在向着正確的方向前進。當然，這樣的信念具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因為從歷史上看，更大的蛋糕確實意味着每個人都可以分到更多。尤其是在美國戰後的經濟繁榮時期，迅速、高效的經濟增長不僅帶來了更多的財富，還帶來了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高的工資，帶來了更多新穎、實用的產品，以及更高的社會理想，這提升了整個美國社會的物質和精神水平。

然而，自衝動的社會誕生以來，更多與更好之間的聯繫逐漸斷裂了。最近幾十年來，我們看到，雖然美國的GDP在高速增長，整個社會卻在不斷沉淪。這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成果越來越多地被一小部分精英階層通過高效的金融板塊和裙帶資本主義所壟斷，還因為我們的市場已經重塑了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價值觀。於是，經濟的成功不再必然意味着社會的成功。

事實上，由於我們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具有一些相當奇怪的特點，社會的失敗常常是GDP高速增長的源泉。在我們的商業環境中，公司文化日益偏向對快速回報、季度利潤以及股價的追求，因此公司（及其管理者）的成功（以及GDP的飛速增長）可能意味着一些嚴重傷害員工和整個社會的商業策略。

正因如此，雖然美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僱主對勞動者技能培訓的投資不斷下降，公司在長期基礎研發方面的支出也自由落體般地飛速下跌，美國的公司卻可以每年花費5000億美元的巨資用於回購本公司股票，並以此獲取鉅額利潤。在衝動的社會的經濟模式下，真正有意義的生產活動和僅僅能為資本提供高效回報的活動沒什麼區別，因此，雖然每年勞動者在馬斯洛的需求層級上逐年下滑，股東卻繼續享受着人為創造的虛假利潤，然而沒有人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張力。

這種經濟增長與社會沉淪之間的矛盾關係並不僅僅存在於商業世界。事實上，在衝動的社會的各個方面，這都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在衝動的社會中，一位重病患者比一個健康人更有價值，因為前者能為醫療系統創造更多的利潤。小鎮凋敝的商業區比繁榮、富有活力的商業區更有價值，因為前者意味着全球化的零售供應鏈又成功消除了一處低效的商業區。

森林的過度砍伐、過度的信用卡消費、不斷上升的碳排放量、處方藥濫用現象的盛行，這些都被算作經濟淨增長的一部分，因為在一個只關注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成本的系統中，這些活動都意味着更多的產出。同樣不合理的是，這種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和效率提高的經濟模式不僅不能正確計算各種活動的社會成本，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很多在正常經濟渠道之外創造出來的真正財富。只要不涉及商業交易的活動，一概不被計入GDP的增長，這些活動包括在老年中心的志願者活動，在家教孩子們烹飪而不是外出就餐的家庭活動，晚餐後陪孩子們玩耍而不是讓他們一直抱着電子設備——雖然這些活動對經濟的健康同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於這些活動不是可以被購買的商品，它們便不能被計入GDP的增長。

記者兼政策專家喬納森·羅曾這樣諷刺道：按照目前衡量經濟成功的標準，“美國最差的家庭反而是那些真正以家庭的方式運行的家庭，他們自己烹飪餐食，在晚餐後外出散步，他們進行真正的交談，而不是在商業文化中放養自己的孩子。在家就餐、與孩子交談、用散步取代開車，這些活動都不需要花錢，因此這些家庭會比其他更為商業化的家庭支出更少。良好的婚姻關係意味着在婚姻諮詢及離婚官司方面的支出更少。因此，按照目前的GDP標準，這些良好的家庭關係都威脅着經濟的健康。”

3

應該放棄目前以經濟增長

為唯一指標的評價標準

幾十年來，各領域的積極分子不斷呼籲放棄目前以經濟增長為唯一指標的評價標準，而代之以新的經濟度量指標，這種指標應該能夠反映被效率市場所忽視的各項成本與收益。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經濟學家曾建議以一套更復雜的度量系統取代GDP指標，這種更復雜的度量系統將各種非金融化的社會成本和收益列入考慮。這些經濟學家希望，這種新的度量系統能夠逐漸鼓勵國家和公司以更寬廣的視野審視經濟成功的定義。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參與過這方面的研究，他在事後曾這樣解釋道：“你的衡量標準會影響你的行為。如果你的衡量標準不對，你就不可能做正確的事。”然而，這些學術上的早期努力並沒有獲得什麼政治方面的支持。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當某聯邦機構試圖研究一套新的GDP衡量標準時，國會甚至以取消給該機構的資金支持相威脅。然而，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關於新的經濟度量標準的觀點已經獲得了一定程度的關注。我們的經濟究竟應該以什麼類型的產出為目標？這種新的、生產力更高的經濟究竟應該以怎樣的形式存在？關於這些問題，目前已經展開了非常廣泛和必要的討論。雖然這些討論尚未完全切中問題的關鍵，但是，在這場我們重新掌握自己命運的鬥爭中，這一討論的展開無疑標誌着我們已經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在這場討論中，已經湧現出一些很有價值的提議，而這些提議顯然不是為那些膽小怕事的人準備的。另一位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目前是環境經濟學領域的教父級人物。戴利提出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穩態經濟模式”，在穩態經濟模式下，整個社會積極而細緻地使用管理、税收和其他政策槓桿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目標是將經濟活動“限制在生態系統能夠承受的可再生、可降解的範圍之內”。將經濟增長控制在自然極限的範圍之內，這一概念在環保主義者的努力下繼續發展。

在這批環保主義者中，比爾·麥吉本提出了深度經濟的概念，在這種深度經濟模式下，經濟活動的目標是將目前GDP度量指標沒有考慮的三種產出最大化：一是生態的長期可持續性，二是收入的平等，三是人類的幸福。幾年前，麥吉本在接受《沙龍》雜誌採訪時曾這樣表示：“這樣的經濟更關注質量而不是數量。這樣的經濟將人類的滿足看得與物質富足一樣重要。這樣的經濟除了重視規模的增長，也非常重視經濟的持久性。”

還有很多類似提議，這些提議的共同特點是它們或多或少地要求我們必須徹底重組目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甚至完全拒絕資本主義制度的繼續存在。因此，這樣的提議很難得到主流文化的支持。我們的文化之所以拒絕這類提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從未真正嘗試，甚至從未考慮過市場經濟以外的任何經濟模式。我們目前的文化雖對經濟模式的現狀越來越悲觀，卻仍然認為可以通過小打小鬧的修補而改善。我們更願意接受那些貼着自由派和漸進式標籤的改革提議。我們希望能夠通過一些規模較小、政治上較為可行的修補性措施來修正經濟體系的前提假設和目標，從而把現存的社會經濟體系推向一種更可持續的、更人性化的軌道。

比如，很多關心環境問題的經濟學家（以及比較有經濟頭腦的環保主義者）都希望在現有的為了限制對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的盲目追求，戴利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項：一是對原材料課以重税，以限制經濟活動過度耗能的問題；二是通過税收和補貼的方式降低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在戴利看來，最富裕階層的收入與中位數勞動者的收入之比永遠不應該超過100∶1。戴利認為，在這樣的理念下，我們才可能創造出一種合理的經濟模型，這種經濟模型“能夠對真正的創造和貢獻進行獎勵，而非不斷擴大特權階級的特權”。

GDP指標中加入一個度量碳排放量的指標——這一指標度量的是美國經濟每產生一美元的經濟產出會造成多少二氧化碳排放。很多人希望，在引入這一碳排放度量標準後，可以對碳排放進行徵税。從理論上説，通過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市場就會自動尋找碳排放量低甚至無碳排放的新技術。

當然，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對碳排放税的構想仍然處於初始階段。很多經濟政策方面的專家，包括一些著名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如里根政府的顧問阿瑟·拉弗和羅姆尼的顧問格里高利·曼昆）都表示，他們認為碳排放税最終會成為控制碳排放最切實可行的方法，而且他們相信這樣的政策可以促進下一代能源技術的發展和突破。

除了碳排放税，經濟學家們還提出了其他一些漸進式的改革方針，例如在考慮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考慮這些經濟增長為人類帶來的福祉，並引入一些具體的指標來度量這種福利效應。比如，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及其同事阿馬蒂亞·森提議，我們應將那些直接影響人們真實生活水平的指標作為經濟活動的目標，這些指標不僅包括個人收入，還包括人們能夠獲得的醫療服務水平以及教育的質量和普及程度。

4

度量標準應該與新的、

更具社會進步意義的目標相適應

另一些人則認為，我們應該對目前的政府度量標準（比如美聯儲的通脹目標）進行調整，使得這些目標能與新的、更具社會進步意義的目標相適應。比如，迪安·貝克和保羅·克魯格曼等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目前央行過度強調保持低通貨膨脹率，並因此對政府開支進行了很多不必要的緊縮性削減，這正是目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迪安·貝克説：“自然失業率並沒有上升，目前失業率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為我們的財政政策有問題。”

在這裏，我想強調的重點是，我們完全有能力影響很多經濟產出（比如失業率，比如人們能獲得怎樣的醫療服務），而不是像很多自由市場支持者及媒體所宣稱的那樣對這些情況無能為力。政府手中握有各種槓桿（比如税收、補貼、管理措施等），通過調節這些槓桿，完全可以改變經濟的社會“產出”，使其更符合民眾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偏好。

然而在過去40年的大部分時間中，美國政府選擇性地使用了這些槓桿，錯誤地讓市場決定社會產出的最優組合以及各種互相競爭的社會目標的最優平衡點。然而，在目前的情況下，把一切交給市場的哲學已經行不通了：如果我們任由市場自由發展和選擇，市場就會變得越來越腐敗，也會越來越傾向短期的、不公平的、不可持續的產出模式。如果我們希望獲得不同的結果，就必須將經濟從自動駕駛的模式中解救出來，重新掌握經濟活動的方向盤。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真討論我們的經濟究竟該走向何方，以及經濟的重點和價值何在。在目前的經濟模式下，經濟產出的成果日益偏向資本一方，我們對這樣的現狀滿意嗎？我們是否覺得應該重新向勞動者一方傾斜？我們是希望技術創新的永動機致力於漸進式創新以及高速的回報，還是想投資於風險更高的技術研究，以催生新的產業，並解決一些嚴重的資源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容忍現存的經濟模式，繼續讓越來越多的人無法保護那些我們真正珍視的東西，還是使勞動者享有與他們的父輩、祖輩同樣的機會、安全感以及對美國經濟的信心？這些問題顯然不容易回答。這些問題非常複雜，要想給出合理的答案，我們必須做出實質性的取捨。要處理好這些取捨，我們不僅需要足夠的耐心，還需要有思考和妥協的意願。但美國目前的政治文化（甚至整個衝動的社會）不僅不能對這些行為予以獎勵，還將它們視為低效率的元素，想方設法迴避甚至淘汰這些元素。

但不管怎麼説，設計出一套新的度量標準可能成為我們遠離衝動的社會控制的第一步。因為有了這些新的度量標準，我們才可以不僅僅着眼於GDP，不僅僅計算公司的淨利潤或淨虧損，轉而更全面地評價整個社會的健康程度。這套新的度量標準將迫使我們展開一場更廣泛、更社會化的討論，探討我們將採取怎樣的價值觀，以及為了支持這套價值觀我們必須做出何種取捨。

更重要的是，有了這套新的度量標準，我們才能採取追求這些價值的實際行動。而這樣的實際行動是極為關鍵的。可能會有人認為，因為這樣的行動最終必然要依賴我們的政治體系以及民主過程中的各種妥協讓步，因此我們應該在政治領域中邁出第一步。然而，由於衝動的社會的主要驅動因素是經濟方面的，更具體地説是公司方面的，因此我認為從邏輯上説，我們遠離衝動的社會的第一步甚至最初幾步應該在商業領域進行。（事實上，這一點目前已經在討論了。）面對整個社會的總體問題，我們應該首先從商業領域入手，改變商業機器的前進方向。

本文為獨家內容。原作者：[美]保羅·羅伯茨；摘編：徐悦東；編輯：羅東；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