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是歐盟內部不斷辯論的議題，不少政界和智庫人士呼籲對涉華政策進行評估和調整，這是正常的。實際上，如何應對不斷變化的中歐關係，需要雙方在全面互動中不斷通過客觀理性的評估和調整，制定出既符合現實又可引領未來的政策與措施，保持雙方關係沿着共商互惠的方向發展。
不過，歐盟的一些特性也決定了，打起交道來並不容易。
首先，歐盟缺乏政治中心，而這是對外發出同一個聲音的基礎。多年來，歐洲一體化進程步履維艱，英國“脱歐”更使歐盟遭受前所未有的創傷。這不僅僅是因為歐盟少了一個舉足輕重的成員國，歐洲統一的理想話語也隨之遠去，動搖了關於歐盟是超越民族國家利益衝突的價值聯盟的敍事。成員國之間發展程度和水平不同，導致歐盟整體結構不平衡，是引發各類內部糾紛的根源。隨着歐盟邊界在冷戰結束後不斷擴大，結構失衡引起的社會矛盾更加凸顯，“新”“老”歐洲隔閡在加深，民族國家意識和利益取向在上升，歐盟的價值追求面臨着“再民族化”“利益化”挑戰。
本質上，各國領導人的政治命運由各國選民而非布魯塞爾決定，領導人必須把本國選民置於所有議題之上，而且選舉的時限就是其政策的界限，這決定了各國政治和政策往往缺乏長遠謀劃，主要關心的是歐盟各項規劃中確定利益分配的預算，而不是道義和理想的表述。
此外，處於歐洲西部、經濟發達的“老歐洲”是戰後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核心力量，但隨着英國“脱歐”，英法德“平衡三角”失去了重心，考驗着法德兩國領導人的膽識和智慧，也檢驗着其他各國領導人的承受力，實際上，各成員國對某一個國家獨大始終保持着警覺。
其次，歐盟缺乏外交決策中心。外交決策過程分散在27個國家和代表各類不同利益的院外機構中，各個國家和利益集團往往有千差萬別的利益訴求，形成一致的聲音歷來是巨大挑戰，除非是一般性表態。法國和德國有着推行全球政策的經驗和願望，希望藉助歐盟統一的外交框架施展更大的全球影響，而盟內小國或地處東部的國家則更關注從歐盟政策中獲得直接利益，而不是塑造世界秩序的規劃。各國的利益取向不同，造成歐盟的外交政策辯論給人留下的印象常常是：歐盟在世界上最難打交道的是自己。
在大國的推動下，歐盟越來越強調自己是價值同盟，其首要目標應該是用道義的話語力量統一各國不同的利益訴求，形成合力，避免分裂，這是有道理的。歷史上，不斷分裂的歐洲把自己和世界多次帶入戰爭的災難，保持歐洲的統一與和平不僅對歐洲生死攸關，也是歐洲對世界的責任。問題是，旨在內部統一和身份認同的價值話語，是否能有效地運用到對外關係上，外交“價值化”是真誠的道德追求，還是獲取利益或是意志擴張的工具？
歐盟缺乏政治中心和外交決策中心，是由價值和利益雙重構成的綜合體系，這就意味着與歐盟打交道不僅僅是和某一國家交往，而同時也是在與一個體系往來。既要面對不同的利益，又要應對不同的“價值壓力”。涉及相互利益，易於協商解決，因為利益實實在在。價值壓力則不同，它旨在改變他人的生活方式，是超越正常關係的要求。借用德國外長馬斯的話，就是在歐洲以外也要實現歐洲的價值。這很難不讓歐洲以外的民族和國家聯想起曾遭受過的歐洲擴張歷史，這可能是歐盟推行價值外交時不曾想到的。但歐洲的歷史學家還是對此保持着專業的敏感，著名學者萊因哈特在其關於歐洲殖民擴張的鉅著中就寫道：“歐洲還一直具有擴張性，儘管其世界歷史意義的領導角色早已屬於過去。”（作者姜鋒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