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人生的時空，也是生命的砥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路雖遠，行則必至。”然而，為了抗疫，宅家的我們對路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禁足一月多後，疫情開始得到控制，我與居委會經過協商後，開出了出門行車證，可開車到位於北京東路上的上海口腔總院裝牙。
家鄰天山公園，從小區出來後即馳上延安西路。車由太太駕駛，我可以盡情放眼窗外。一路上車輛稀少，陽光燦爛，景色明秀，夏意盈然，花木扶蘇。我叫太太放慢了車速，盡情地觀賞這一路上的風景線。
劉海粟美術館
首先進入眼簾的是雄偉壯觀、造型取意於黃山的劉海粟美術館，一代大師畫翁與長寧結緣，在這綠樹芳草之地展示着他的丹青翰墨、壯麗人生。我在做海派書畫家系列研究中，海老是一個重點課題。前不久，廣東的海老文獻收藏專家梁兄給我發來了他新發現的海老《遊歐日記》的殘頁，內有他與馬蒂斯會面的記錄等，這使我很高興，這個懸而未決的疑題終於有了實證，從而為海老的國際化研究打開了局面。我也乘疫情宅家，寫出了長篇考證文章。
從延安西路上高架後，視野更加開闊明晰而一覽無餘。車過華山路，一座金碧輝煌、佛塔映日、飛檐翹角的寺廟矗立在樓宇之中，這就是建於三國時期赤烏年間的千年古剎靜安寺。記得年少時，隨父親到這座城市山林拜瞻，父親介紹寺中的名勝古蹟“赤烏碑”“陳朝檜”“湧泉”等。後來，我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而寫長篇歷史小説《上海·1912》時，曾專程到此拜訪考察。
下一站便是市中心的標誌性建築——上海展覽中心。中央主樓正中高聳着鎦金寶塔，塔尖上的紅五星金光熠熠，輝映着左右兩邊的長廊，顯得巍峨氣派而華麗莊嚴。我曾數次在這裏籌辦展覽，特別是上個世紀的1980年，我曾與木心在這裏籌辦上海工藝美術展銷會一年多。木心當時正在裝牙，拔得僅剩門牙兩顆，為此他自嘲為“無齒之徒”，那真是一段真情相應、坦誠相待的日子。我們時常在工餘談談文學、説説藝術、聊聊人生等，使我領略了一位未來的大師級人物的原生態。最近木心故鄉浙江桐鄉的夏春錦、唐方兄主編了《我之為我，只在異人處——眾説木心》一書，我寫的《風啊、水啊、一頂橋》放在了首篇，就是對這段歲月全面的追憶。
天圓地方、以青銅器造型的上海博物館，是上海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從小到大，我曾無數次來到這座文博的殿堂。更難忘的是1990年初我開始撰寫《中國藝術通史》時，就商周青銅器項目請教馬承源館長，馬老不僅就青銅器的育成期、鼎盛期、衰變期為我作了很專業的講解，而且親自領着我到青銅器館就實物陳列介紹青銅器的圓雕、高浮雕及紋飾等工藝。後來《中國藝術通史》再版修訂時，陳燮君館長也為我提供了不少幫助。2021年10月，上海博物館主辦了《萬年長春——海上千年書畫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在會上作了《海派書畫論》的主題演講，這是在疫情期間所舉辦的一次國際性學術會議，反映了上博的歷史擔當與使命精神。
上海博物館
位於延安東路、西藏南路交叉處的上海大世界，是海派文化的經典，也是城市人文的符號。那奶黃色的整體建築壯重雅緻，由圓柱支撐的六角形尖塔風雲際會。孩提時代，母親帶着我來此遊玩，看京劇、觀滬劇、聽評彈等，成了我的戲劇啓蒙。後來這裏有段時間成為了青年宮，我也在這裏籌辦過幾次展覽，還登上過那高聳的寶塔，臨風觀賞了市中心最美的景色，放飛了青春的憧憬。
與大世界同在西藏中路上的還有一幢歐羅巴建築風格的大樓，即上海市工人文化宮，1949年前是高檔的東方飯店。1950年10月1日成為“市宮”（當年大家都這樣親切地稱之），上海第一任市長陳毅親筆題贈“工人的學校和樂園”。對於市宮，我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她是我社會大學中最重要的課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剛二十出頭，是個文青，借在市宮一年多，籌辦上海市工人書法篆刻展，先後相識了書法家、篆刻家胡問遂、任政、趙冷月、冷寒青、韓天衡，相識了畫家董連寶、方向明、武國強，相識了詩人蘆芒、居有松、王森、陳晏，相識了文學評論家周介人，攝影家高保鑫等，從而為我打開了學藝之門，提供了多項的師資及多方的幫助。市宮，可以講是我文學及書畫篆刻創作的初心之地。
一路之緣，維繫了我從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的生活歷程和人生軌跡，而今又是在這抗疫的特殊時期重新上路，演繹了難忘的記憶，邂逅了曾經的韶光，詮釋了歲月的底藴。這是命運的相守、理想的相約，還是塵緣的相戀？
是呵，只要路在，人生就需要不斷地再出發。（王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