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美國將“迴歸”全球化或是個錯覺

美國政府將在一週後進行權力交接。有關拜登政府未來內外政策的討論和預期將會逐步得到驗證。在這些討論中,一種説法認為拜登將對特朗普政府諸多舉措“清零”,甚至將美國內政外交政策“恢復”至特朗普執政前的狀態,這在相當程度上意味着迴歸以往的全球主義和多邊主義。

美能否“重啓”全球化備受關注

很多人對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操作備感失望,認為這不僅惡化國際關係、加劇世界政治緊張,也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強化政治紛爭。現在拜登有可能重啓全球化和多邊主義,這重新點燃了他們的希望。

下屆美國政府真能迴歸以往美國所領導的多邊主義和“全球化大潮”嗎?這或許是個錯覺。無論拜登曾經多麼認同奧巴馬時期美國的內外政策,經歷過去四年,今天他所面對的也已是新現實。雖然特朗普即將卸任,但“特朗普主義”仍廣泛存在於美國社會並將繼續作用於美國政治,這不是拜登想回避就能迴避的,因為“特朗普主義”折射了當今美國需要面對的不少真實問題和挑戰。

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客觀上已將一個關鍵性問題帶入美國話語場,那就是全球化和多邊主義對美國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相反?這就需要對什麼是“全球化”重新做出理解。

全球化有其政治限度

全球化以往多被認為是中性的,主要是一種經濟過程。但近年來,對全球化的不滿出人意料地很大一部分來自發達國家,這在提醒人們,以往對全球化的一些美好想象,可能是對全球化的性質缺乏足夠了解,而它主要又緣於對全球化從何起始及其本原體認不足。

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在20世紀下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裏,冷戰及其聯盟結構提供了世界經濟在其中運作的框架,即國際市場(經濟)的背後是國際權力(政治),全球化不是“自生自發”的,而是權力建構的結果。這一輪全球化的起始條件是“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啓程於冷戰期間、服務於霸權競爭目標的全球化,在展開過程中也受到強勢政治力量的塑造,構建了資本與國家的有機互動和回饋,即霸權國家為資本的跨境流動提供政治支持,而資本在帶動技術擴散、獲取利潤的同時,也為霸權國家鞏固優勢地位、化解國內問題創造更好的物質與技術條件。

美國在二戰結束後主動幫助歐洲原殖民國家重建工業基礎,向冷戰前沿戰略要地的盟友單方面開放市場,以及後來接受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都是同一邏輯在不同時期的類似演繹,這也是過去一些年間“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這一話語的由來,以及全球化、多邊主義和戰後國際秩序的實質所在。

全球化在起始時很大程度上是霸權國家的一種投資品,它的“出身”就已包含政治上的選擇性,這決定了它的擴展有兩個基本政治限度,一是從全球化的主導型國家與跟隨型國家、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來説,存在着國際政治的平等限度;另一個是從廣義的政商關係來説,存在着資本與政治的互進限度。

就前者來説,這意味着戰後以來所謂平等的國家間關係,只是形式上或某些局部的平等,實質上卻是以不言自明的不平等為前提,強勢國家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被視為二戰的勝利果實之一,是不能允許別人拿走的。就後者來説,對資本建立起一定的約束機制,是對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前期國際國內政治失敗的應對,資本的自由要以能夠促進國家內部的共同福利為前提。

以往的全球化路徑無法延續

但隨着冷戰結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及其背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動力弱化,資本與國家的關係在20世紀晚期以來的演變中,出現一些與以往大為不同的新現實,它們開始突破曾經有過的政治對資本的規制,使上述兩個限度均被打破。

資本與政治的互進關係被打破,使得資本運動不再如以往那樣有益於美國內部問題的化解。國際政治的平等限度被打破,相當程度上是在不平等的國際權力結構的保障下,全球化破解了資本與政治互進限度的結果,也即資本在突破政治的規制、獲得前所未見的行動自由後,反過來瓦解了曾在國際體系中擁有主導權國家的權力優勢,這一過程可謂是反噬。本是政治權力延伸手臂的全球化,反過來卻成為斷其臂膀的砍刀,這是全球化的動力提供者始料不及的。

戰後一段時期內資本與政治在美國的協力共進關係,正是在過去一些年的全球化進程中被侵蝕的,簡單回到以往的全球化和多邊主義,意味着政治進一步被資本所駕馭,這對美國內政外交來説幾乎是不可承受之重。全球化有其成本,在不少美國人看來,在這一輪全球化的初始和展開中,美國曾為實現冷戰的政治目標和“規制”中國,主動出讓市場和放鬆對資本的管制,但損失是美國自身實體產業的衰敗和競爭力的弱化。這個成本,美國今天還願意或能夠承受嗎?

全球化不再可能沿原有軌道繼續下去。拜登政府在進行政策選擇時的限度,很大部分就來自全球化的限度。他或許還會重拾“全球化”“多邊主義”這些概念,但非常可能的是,這些舊詞語將被添加進新的內涵或被“基因改寫”。與四年前相比,拜登在今天看到的美國和構想的美國未來,都應該已發生些許變化,這決定了他雖然會部分承繼奧巴馬政府時期的政策,但又不得不因應新的形勢有所改變。(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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