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陝西鎮安縣建豪華中學一事被媒體曝光後，有關部門介入調查。作為回應，當地政府迅速拆除了已經建好的“鯉魚躍門”等景觀，當地羣眾直呼浪費、可惜。
事實上，鎮安縣的這一做法，是很多地方的普遍做法。基層犯了錯，被媒體曝光，或被上級發現，要求限期整改。基層為了迅速消除影響，往往會採取決絕的措施。這種不折不扣整改的做法，當然是向上級顯示壯士斷腕的“有錯就改”的態度。然而，整改的結果，往往和常識相違背，反而造成了“錯上加錯”的後果。為什麼會出這樣的結果？
基層政府犯錯在先，在上級和公眾面前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空間，唯有認錯而已。但是，基層犯錯如何定性，卻和基層的認錯態度有很大關係。
在當前的監督環境下，基層政府明目張膽不顧有關政策規定、知法犯法的行為，已經比較少見。但是，通過政策變通，打着公益的旗號謀取私利的行為卻不少見。甚至於，一些打擦邊球的做法，已經成了各地的通行做法。
鎮安縣建豪華校園的做法，當然有錯。地方領導也應該心知肚明，如此不顧實際，哪怕是沒有違法違規，也有故意製造資金“流量”、搞政績工程的嫌疑。面對輿論的質疑和上級的介入調查，基層的認錯態度很可能影響事件的定性。
概言之，只要沒有違法違規，對政績工程的處理是有彈性空間的。這個空間，既是上級賦予的，也是自己爭取來的。
一些地方在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無法敷衍過去的時候，採取斷然措施改正錯誤，且改正的效果還廣受好評，説不定會把壞事變好事。在各類輿情事件上，這種案例數不勝數。一些地方領導因為勇於承認錯誤，並積極整改，接受輿論監督，反而被認為是有擔當。
退而求其次，哪怕是無法挽回錯誤，但認錯態度誠懇，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出改正，甚至於，借這個錯誤發動政府內部的自我批評、自我審查，人們一般也會原諒。
鎮安縣豪華校園事件，首先是一個輿情，其次才是可能的問責事件。但對於地方政府而言，輿情的影響，往往是通過上級問責來產生的。鎮安縣顯然是希望以拆除豪華建築的斷然措施來減輕可能的問責，這些舉措其實是對上不對下、對內不對外的。這也就註定了，其整改是做給上面看的，而不是做給公眾看的。
長期以來，基層整改已經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邏輯。這個邏輯，本質上是政府間上下級關係塑造的，而不是在回應羣眾需求和輿論質疑過程中形成的。因此，基層整改邏輯具有鮮明的封閉特徵。
絕大多數整改源於上級的督查檢查考核問責。近些年來，地方治理體系發生了一個極大的變化，就是上級職能部門幾乎演變成了專業督查部門，而基層則成了部門職責的真正落實者。這造成了一個突出的現象：在基層治理重心不斷下移的同時，上級控制權在不斷加強。
客觀上，一級黨委政府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是有比較大的制度空間的。這也是這些年來，各地普遍存在“流量”的政治經濟學現象的原因。無論條件是否具備，規劃是否科學，一些地方官員總是要想方設法搞項目、做工程，製造資金“流量”。只要有“流量”，地方上的各類利益羣體總會獲益，比如，老闆有了生意可做，老百姓有了就業，官員也有了政績。
過去，政府樓堂館所建設是“流量”的主要來源。現在，一些民生領域則成了製造“流量”的絕佳領域。比如，貧困地區修公園、修學校、修公路，既符合大的政策方向，又可以獲取民心，還可以標榜政績，何樂而不為呢？
問題是，只要做事，哪怕是做好事，都有極大的可能被各部門的督查檢查考核發現問題，如果問題嚴重，就要啓動問責程序。因此，絕大多數一級黨委政府，在面對上級黨委政府和強勢部門的監督的時候，都會認真對待。久而久之，整改也有了一套成熟的業務流程。
第一步是：態度端正。無論上級提出的整改意見是否合理，最好不要辯解，首先要端正態度，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的錯誤。很多基層幹部在總結這一經驗時，其實是頗為無奈的。畢竟，幾乎所有規則都是上級制定的，且上級還有更上級——如果基層“問題”不解決，直接上級也可能受牽連。與其使勁去和上級辯解，還不如坦然接受。反正，辯解了，大概率也會自討沒趣。
第二步，制定整改清單。上級也許只是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但對於基層而言，則可能意味着一攬子的整改意見。比如，鎮安縣的豪華校園問題，如果要認真整改起來，可能要從項目的論證、立項、實施、驗收等每一個環節查起，教育、建設、國土、規劃、招投標中心等每一個部門都要自查。並且，查的可能還不僅僅是具體的項目實施，還可能查各項紀律執行情況。整改清單裏列的每一個問題，都有責任單位和責任人，也有明確的整改期限。
第三步，銷號。對照整改清單，每個問題都要落實到位。如果沒辦法按期完成，得有充分理由。
第四步，寫整改報告。典型如鎮安縣豪華校園這樣的事件，一級黨委政府肯定是要出具整改報告的。報告既要呈現整改的過程，主要是要突出主要領導的重視，也要客觀呈現整改的成效，當然也還要表決心，杜絕類似問題再次發生。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處理一些責任人，以儆效尤。
實際上，如果僅僅為了給上級有個交代，這個流程是非常有效的。甚至於，一些整改措施，明顯有走過場的意思，只要上下級之間溝通到位，上級也會理解基層的複雜性，作出合理的判斷。
只不過，類似鎮安縣這種事件，整改其實源於輿情事件。這就意味着，封閉式、對上級交代的整改邏輯，還不夠。簡單説來，這些事件的整改措施，不能馬虎，因為輿論監督的聲音更加多元。一些簡單粗暴的整改，或許是給上級交代了，也達到了整改目的，甚至還可能被認為是措施積極。但是，在羣眾看來，這類措施很可能在製造次生災害，錯上加錯。
弔詭的是，只要是輿情事件，上級的容忍度其實也比較低。這種感覺傳遞到基層，基層的壓力就會陡然增加。在重壓之下，如果基層黨委政府缺乏應變能力，也會自亂陣腳，導致錯上加錯。在這個意義上，基層犯錯了，上級不能簡單地要求整改、問責了之，而是要積極幫助基層，讓其有更大的糾錯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