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新加坡民主是為新加坡人民服務，而非滿足美國標準

【環球時報-環球網報道 記者李艾鑫】由拜登政府牽頭的“民主峯會”9日在美國登場，圍繞“什麼是真民主”的爭論正在不斷升温。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日前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表示，美國前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談到民主時，提出“民有、民治、民享”，按照這個定義，中國就是民主國家。那麼，仍舊按照這個定義，該如何評價美國的民主？如何看待新加坡等國被美國排除在“民主峯會”之外？楊榮文與《環球時報》分享了自己的視角。他表示，新加坡民主的目標是為新加坡人民服務，而不是滿足美國的標準。

環球時報：按照林肯對民主的定義，您會如何描述美國？

楊榮文：我們需要區分作為目的的民主和作為手段的民主。

民主的含義源自希臘語“demos”（人民）和“kratos”（規則）。今天大多數國家都接受這樣的理念，即國家應由全體人民治理，而不是由專制君主或特定階級、家族統治。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即代表了這一理念。在理論上，美國和中國都認同這一理念；但在實踐中，每個國家做得都有不足。因此，民主是一場鬥爭，它永遠處在不完美的狀態，可以向前進步，也可以向後倒退。

作為手段的民主指的是實際的治理體系。中國領導人毛澤東1940年1月發表《論新民主主義》，提到中國的民主應該立足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實際。我把中國的民主描述為“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與歐洲許多國家一樣，美國的民主源於羅馬共和國和古希臘。今天美國參議院的辯論與兩千多年前羅馬共和國元老院的辯論非常相似。當然，美國民主今天面臨着問題，但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經歷過反覆的鬥爭時期。

這種西方民主通常被描述為以議會實踐為標誌的自由民主主義（Liberal Democracy）。我不認為自由民主主義在中國行得通。孫中山先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改進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除了西方的三權分立以外，他還增加了兩個反映中國傳統的權力，考試權和監察權。但孫先生的五權分立在中國沒有成功。

我不相信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可以在許多非西方國家良好運作，因為它們有着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現實。

環球時報：一些觀察人士認為，“民主峯會”給世界傳遞了這樣一種印象：民主是在大國博弈中選邊站隊，而不是追求善治。您怎麼看？

楊榮文：這個峯會改叫“自由民主制峯會”可能更合適。美國自行決定哪些國家符合條件，並擬定邀請名單，這份名單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制定的。

這份名單還有（其他）問題：比如在歐盟成員國中，匈牙利不在被邀請之列。美國這樣做，就是認為自己比歐盟更有資格評價匈牙利的制度；在東盟成員國中，美國認為只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有資格參會，但我認為，美國對我們的評價根本不會影響東盟的運作方式；在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和馬爾代夫都受到了邀請，其他國家則沒有，這反映了其中的地緣政治算計。

此次“民主峯會”一個隱晦而重要的目標是降低中國在世界上的道德地位。美國把所有參會方都置於在道德上比中國更高的地位。我對峯會本身會產生多大影響表示懷疑，此次峯會的組織是美國多方面打擊中國行動的一部分。這是一場覆蓋全球輿論的信息戰，中國不得不應戰。這不是一場肉體戰爭，而是一場心靈和頭腦的戰爭。

邀請台灣也是美國行動的一部分。大陸方面堅決反對蔡英文參會，這無關乎民主，而關乎於美國對兩岸關係的介入。我注意到台灣方面“自願”決定蔡英文不參加，而是負責數字經濟的“政務委員”及其“駐美代表”參加。這或許與拜登不久前剛與中國領導人舉行過會晤有關。

環球時報：您如何看待新加坡被美國排除在邀請名單之外？

楊榮文：現任美國政府不認為新加坡是一個自由民主制國家，因此沒有邀請新加坡。我對新加坡民主的描述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自由民主。它適應了新加坡的條件。當西方朋友批評新加坡不民主時，我提醒他們，我的團隊在 2011年大選中以明顯的差距輸給了反對派。在那之後，我不能再擔任部長。新加坡的政治候選人也不需要很多錢來競選，這在許多自由民主制國家是一個大問題。

美國和新加坡的合作基於共同的戰略利益。這一聯盟之所以穩固，不是因為新加坡和美國之間有共同的民主價值觀，恰恰是因為我們可以保留彼此間在政治上的分歧。

我不認為新加坡領導人對我們沒有被邀請參加峯會感到驚訝或失望。新加坡民主的目標是為新加坡人民服務，而不是滿足美國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