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學習時報
十月革命勝利後，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條件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蘇維埃俄國面臨的最根本的任務。1921年3月列寧主持召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正式宣佈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改行新經濟政策，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創造性探索。用列寧的話來説，這一探索，意味着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後果
1918年春天，美、英、法、日、德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進行武裝干涉，俄國國內的反革命勢力也趁機發動叛亂，在這種極端危急的情況下，列寧宣佈“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提出“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的口號，把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轉入戰時軌道，動員國內一切人力、物力、財力保證戰爭需要，實施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施，對於粉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保衞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不僅是戰爭時期採取的臨時措施，而且是蘇維埃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制度構想。十月革命勝利後，當時世界上還沒有可供借鑑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包括列寧在內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並不是很清楚，他們能夠參考的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對未來社會的一些基本設想，例如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等。之所以將這項具有“戰時性”特點的政策冠名以“共產主義”，是因為它也是蘇維埃政權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種嘗試和具體措施。因此，到戰爭基本結束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仍在繼續實施。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觸犯了農民的經濟利益，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21年春，全國普遍發生了饑荒，農民自發組織了暴亂，把目標指向蘇維埃政權。此外，在十月革命中非常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舉行了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增發糧食。可以看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引發了全面危機，嚴重威脅到俄共(布)的執政地位。
轉向新經濟政策
蘇維埃俄國面臨的嚴峻形勢説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損害了工農羣眾利益。面對這種情況，列寧開始進行反思，他説，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説明我們錯了。因此，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準備停止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用糧食税代替餘糧收集制。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過了《關於以糧食税代替餘糧收集制》等一系列重要決議，作出了向新經濟政策過渡的決定。根據新規定，糧食税的數額比餘糧收集制的數額要低很多。這樣，農民在交完税以後就可以自己支配餘糧和其他農產品，進行自由買賣，用來交換生活必需品和其他農產品。
政府允許農民將餘糧和其他農產品或者手工業品拿到市場上自由交換和買賣，就相當於恢復了商品經濟和自由貿易。因此，新經濟政策提出要大力發展商業，充分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係，促進工農業產品的流通，以滿足城鄉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寧還號召共產黨人要學會管理經濟，學會文明經商。在所有制方面，新經濟政策改變了國內戰爭時期關於工業企業普遍國有化的做法，允許私人經營企業，並且將一部分國有化了的企業退還給原企業主，由私人經營。國家還採取了租賃制等措施，將一部分企業出租給私人經營。列寧還提出可以通過租讓制的方式將國內企業出租給外國資本家經營。
到1921年10月，新經濟政策基本形成。概括地説，除了以糧食税代替餘糧收集制，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和特點包括：允許多種經濟成分長期並存，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通過國家資本主義來利用、限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通過合作制將小生產者引到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允許國家調節下的自由貿易；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同世界發生聯繫，利用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來建設社會主義，其中包括外國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以此來恢復和發展大工業生產，加快經濟建設。
從1921年下半年開始，由於新經濟政策的作用，蘇俄的國民經濟開始全面恢復。農民可以自主種植、自主支配税後農產品後，積極性被調動起來，播種面積因而擴大，全國的糧食和農產品產量迅速增加，饑荒問題得到初步解決。隨着商品交換和流通的活躍，市場也繁榮起來，工人、農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顯改善，對布爾什維克黨的不滿也消除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瞿秋白1920年至1922年在俄國工作和生活，正好經歷了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對於新經濟政策的效果，他曾生動地描述道：回憶二三月間，我到俄人家裏，黑麪包是常餐便飯唯一的食品，現在豐富多了，可是非得有錢不可，市場物價因投機商業之故很不穩，然而大概而論，大多數勞動人民也受許多方便利益。列寧在出席莫斯科蘇維埃全會時也充滿豪情地説：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蘇維埃政權在採取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嘗試失敗後，轉而利用商品、市場、外資等方式來鞏固蘇維埃政權、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用列寧的話説，這是一種“迂迴過渡”的方式。列寧的探索表明，無產階級政黨的生命力和社會主義的前途，不在於照搬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而在於從實踐中不斷認識和總結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1924年列寧去世之後，新經濟政策繼續實行，但不久黨內就發生了關於新經濟政策的爭論，到20世紀20年代後期蘇聯工業和農業集體化運動開始鋪開，新經濟政策就基本停止了。出現這種情況，從主觀上看，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遠構想，而斯大林並不這樣理解；從客觀上看，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規模空前的經濟危機，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相繼上台執政，蘇聯必須採取一些“非常措施”更快地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
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思想，從宏觀上回答了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1985年，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這裏所講的“列寧的思路”，就是指新經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