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窺天下 美國種族問題透視①】美國族裔矛盾的痼疾何以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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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矛盾幾乎貫穿了美國曆史，成為美國發展過程中難以解決的系統性弊病。新冠疫情的衝擊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加劇了族裔之間的不平等和歧視，也讓美國人的身份認同面臨巨大挑戰。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有關亞裔在美國遭受仇恨犯罪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章，讓人不禁問道：美國的族裔矛盾為何難以消除？
二戰之後，族裔問題(尤其是非洲裔遭歧視)一度成為美國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在那個年代，既湧現了以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和平鬥士，希望通過喚醒更多民眾的意識來爭取平等權益；也出現了以馬爾科姆·艾克斯為代表的激進人士，試圖“以暴力對暴力”，掀起了美國一段波瀾壯闊的平權抗爭。
時至今日，雖然非洲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在美國的處境相較過去有所改善，但種族歧視作為一個歷史性、系統性和結構性頑疾卻並未根除。
即使美國總統拜登在挑選內閣成員時強調族裔多元，這種在精英階層有意識的平權舉動也無法掩蓋社會層面的族裔衝突。在新冠疫情和人口結構變化的衝擊下，一些族裔矛盾被挑去了遮羞布，再次浮出水面。
國家發展的系統性弊病
美國一直被稱作“移民國家”，移民賦予其獨特的屬性。一方面，大量移民為美國帶來了人力資源、先進技術，不同國家的移民也碰撞出了豐富多元的文化與藝術。另一方面，由於不同歷史時期來到這片大陸的移民主體不同，這部移民史同時也是族裔同化與衝突史。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頓·戈登1964年出版了《美國人生活中的同化》一書，將美國族裔關係發展大致分成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英國向北美移民開始直至20世紀初。移民主羣體的文化背景是盎格魯-撒克遜，因此針對其他移民更注重強化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用公式概括就是“A+B+C+……=A”，意味着要成為“美國人”必須堅持盎格魯-撒克遜的主流文化。
第二階段是自20世紀初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受一戰影響，大量歐洲移民湧入美國，“熔爐”説逐漸出現，用公式概括就是“A+B+C+……=E”，意味着美國人的文化背景不再侷限於盎格魯-撒克遜文化，而是試圖兼容幷蓄，融合不同移民所代表的文化。
第三階段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後。美國人發現，族裔在一定程度融合的同時，原先民族的差異性卻頑固地保持了下來，“熔爐”成了“沙拉拼盤”，用公式概括就是“A+B+C+……=EA+EB+EC+……”，意味着身份認同成了保留各個族裔部分原有文化傳統的“美國人”。
族裔問題幾乎貫穿了整個美國曆史，也是不斷探尋“美國人”自身認同的過程。無論是北美殖民者對土著印第安人的屠殺、白人針對黑人奴隸的壓迫，還是此後禁止華人成為美國公民的《排華法案》，無不體現美國族裔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這是美國作為移民國家付出的代價，也是美國發展過程中難以解決的根源性和系統性弊病。
錯誤政策加劇歧視
當下，美國的族裔矛盾並不消停。無論是特朗普任內的夏洛茨維爾騷亂，還是拜登任內針對亞裔的仇恨案件，都證明美國社會仍被不同族裔之間的對立所困擾。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原本指的是任何人面對新冠病毒都是脆弱的，但美國不同族裔之間卻出現了明顯差異。這種差異並非因為各個族裔有不同的生理特點，而是由於不同族裔的生存條件差異以及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族裔分化最終成為面對疫情時高低有別的脆弱。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截至2021年7月16日的數據，美國非洲裔和拉美裔與白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不成比例，非洲裔的比例是白人的兩倍，拉美裔的比例是白人的2.3倍。疫苗接種方面，雖然自身拒絕接種的非洲裔和白人佔其族裔總人數的比例差不多，但非洲裔的實際接種率卻遠低於白人。
新冠疫情以一種極度悲涼的方式將美國的系統性種族歧視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包括了貧富差距、警察有針對性的暴力執法和醫療體系的不平等。
美國曆史上曾經多次將傳染病歸咎於特定族裔，比如一些人曾將霍亂稱為“愛爾蘭病”，將肺結核的傳播歸咎於猶太人等，還有更多人並不清楚“西班牙大流感”實際上並非源於西班牙。
而這一次，新冠疫情推升了美國國內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傾向，美國政府並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針對新冠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操弄直接加劇了針對亞裔的歧視甚至犯罪。
根據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的研究，相比2020年第一季度，美國15個大城市2021年第一季度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事件數量整體增長169%，其中紐約市增長率高達223%，舊金山市增長145%，洛杉磯市增長80%，波士頓市增長60%。
美國政客毫無顧忌地發表造成種族歧視的錯誤言論，讓族裔團結和對抗系統性種族主義的目標更加遙不可及。
“我們是誰？”
即使疫情平息，美國的族裔矛盾也難以煙消雲散。美國的人口結構正逐步發生重大變化，對 “美國人”的身份認同能否超越族裔界限將成為巨大挑戰。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針對2020年全美人口的統計，非拉美裔白人目前佔全美人口的58%，低於此前預計的60%，而且這些人在美國3100個郡縣的400箇中已不再是多數族裔。這一趨勢讓非拉美裔白人焦慮不安，而這種焦躁情緒也是2016年推動特朗普當選總統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無論是誰執政，似乎也難以回答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曾向美國人提出的問題：我們是誰？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僅關乎美國族裔平等的未來和應對內部衝突的前景，還關乎美國的國家特性、國家利益以及美國將以怎樣的方式與世界交往。
(作者為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孫成昊
來源: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