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歸宿於各自不同的樹杈上，這種鄰居人際關係，是疏離，是分眾，是上海式的分寸感。
上海的四季孵化了上海式的分寸，上海的民宅梳理了上海式的分寸。
以淮海中路和南京西路為兩條主軸，好幾條馬路兩邊，集中地佇立幾十幢老式公寓房子，大多已經有八九十年的歷史了，現在已然是沿街的建築和人文風景。當年住得起公寓房子的，是教師、醫生、職員、演員，他們生活體面自律，本身便是對分寸的自然把握。公寓房子的格局更加是將上海人的分寸凸顯了出來。
所謂公寓，是每一個樓層有若干套獨門獨户的住家。除了在樓道上相逢一笑，便走進自己家裏，和鄰居絕少往來，更無過從親密。公寓房子是將户與户分離，生活空間小了，反而催生了上海人的空間距離要求，人際關係在疏朗中富有節奏，在距離中富有彈性。
新式里弄房子也是獨門獨户煤衞設備獨用的體例。至於石庫門，不必看它最出名的“七十二家房客”簇擁，石庫門的最初居住模式，是一個門牌號一家人家的“連體別墅”，只有殷實人家才住得進去。新式里弄和石庫門的住家與鄰居間的關係，僅僅發生在自家門外的弄堂裏，弄堂則是開放式的。
北方則不同。北方是大院式的，到了北京，以四合院為代表，是將户與户人與人籠在一起，幾户人家合在一個大院裏，最善於表達“遠親不如近鄰”的傳統，恰是四合院，而不是上海的老式公寓，老式公寓裏最合適的，是孤獨的陳白露拉開窗簾看日出。
我將上海以公寓房子為代表的鄰居人際關係稱之為“樹杈模式”。走進一條弄堂，像是源於同一棵樹，而後又轉入自家的小弄堂，自家的樓，沿樓梯進了獨門獨户的家裏，像是歸宿於各自不同的樹杈上，樹杈模式的鄰居人際關係，是疏離，是分眾。
我將四合院的鄰居人際關係，稱之為“穀場模式”，在同一個穀場不分彼此，雖然也是有各自的家，但是庭院便是穀場的中心。穀場模式的鄰居人際關係，是圍攏，是合眾。
按照存在決定意識的理念，上海人之所以做不到北方人那樣善於合夥拉幫結派，在各自迥然不同的居住模式中，已經冥冥而定了。
樹杈模式分眾居住的公眾空間，比穀場模式合眾居住小得多，但是個體空間反而大了，有更多的個體想象和個體努力的自由。
按照美國人類學博士愛德華·霍爾的觀點來説，人與人之間保持距離不越界，既是對親屬關係的尊重，也是一種分寸感的體現。
2020年剛去世的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或許也是經歷過和中國人相仿的社會生活，對“邊界”看得很重很極端：人類一切痛苦的根源，都緣於缺乏邊界感。這個邊界感，也就是中國人的分寸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上海人的分寸就是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邊界感。公寓房子是有邊界感的，如今寫字樓裏辦公桌之間的格擋，也恰是邊界一般，可以看作是樹杈模式的人化空間。
樹杈模式，因為分眾而更需要自我能力的完善，要有足夠的自我保護，要和外界對方保持有安全感的距離。所以，和上海人結交朋友，遠不如和北方人交朋友來得爽快。
住在公寓房子裏面的人，文質彬彬，見了面微微一笑，各進各的門。公寓房子裏的人很少有包了餛飩一家家人家去敲開門分享，人與人之間是不熱的；當然也絕少吵來吵去，人與人之間是不燙的。樹杈的間離效應發生了作用。（馬尚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