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美國以其派往古巴護僑的軍艦緬因號在哈瓦那港爆炸為由，對西班牙宣戰，最終奪取了西班牙在美洲和亞洲的殖民地。
(畫作來源於網絡)
1989年，美國因巴拿馬運河管轄等問題武裝干涉巴拿馬。圖為佔領巴拿馬的美軍士兵在巴拿馬城街頭搜查行人。
新華社記者 胡泰然攝
自8月底美國完成從阿富汗撤軍以來，世界圍繞美國對外政策轉變的討論從未停止。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將反恐作為其對外政策的重心，由此發動了阿富汗戰爭。20年來，假借反恐之名，美國加強了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幹預。現在，隨着阿富汗戰爭結束，美國的對外政策進入新階段。
美墨戰爭、美西戰爭、一戰、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縱觀美國240多年的建國史，戰爭在其外交和建立全球霸權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40多年間，在從奉行孤立主義的對外政策轉變為積極干預全球事務的過程中，美國也從偏安北美洲的13個殖民地變成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可以説，對外擴張成就了美國稱霸全球的夢想。只是如今，美國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從中東採取戰略收縮政策並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印太地區；從反恐戰爭轉向大國博弈；從直接出兵轉向遠程打擊和代理人戰爭……美國對外政策的方向和方式變了，但不變的是用武力維護其全球霸權的執念和野心。
外交政策：從孤立主義到霸權主義
美國的對外軍事行動與其對外政策有密切關聯。
“自建國以來，美國對外政策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的變化。”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騰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梳理如下——
第一階段是從1776年到1898年，即從建國到美西戰爭爆發。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和“門羅主義”政策，避免介入國際事務，集中精力投入國內建設，反對其他國家干涉美洲事務，實現了從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領土擴張和國家版圖統一。
第二階段是1898年到1945年，即從美西戰爭到二戰結束。19世紀末，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強國。為了貿易發展的需要而尋求海外市場，美國開始走上帝國主義擴張道路，對外政策開始與建立全球霸權緊密聯繫在一起。
第三階段是1945年至1991年，即從二戰結束至冷戰結束。美國展開走向全球爭霸，熱衷於同蘇聯搞陣營對抗，建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陣營北約，大力培植東西方親美國家為美國利益服務，大搞擴張主義，四處干預他國內政，挑起戰爭。
第四個階段是冷戰結束至今。這一階段有兩個主要變化：一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此背景下，其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色彩更加濃厚，發動了海灣戰爭等多場戰爭，大搞干預主義外交；二是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遭遇空前國家安全和制度危機，其全球領導力出現一定程度的衰退。為降低其維持全球霸權地位的成本，美國的對外政策試圖在孤立主義和全球主義之間尋找平衡。
“建國後，美國從孤立主義到參與國際事務的轉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經歷了波折和反覆。”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張家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從建國到19世紀末，美國採取了孤立主義和大陸擴張政策。美國雖然不干涉亞歐大陸的事務，但並未停止在美洲大陸的領土擴張。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對其對外政策的影響延續至今，但孤立主義的階段早已過去了。美西戰爭是美國走向海外擴張的第一步。經此一戰，美國從西班牙手中奪得了菲律賓、古巴等殖民地，第一次以世界軍事大國面目示人。而美國參與重大國際事務，主要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但是，一戰之後，受國內保守主義和孤立主義勢力的影響，美國又回到相對孤立主義的狀態。美國孤立主義階段的徹底結束，是在二戰期間被迫參戰時完成的。二戰至今，美國都採取積極介入全球事務的大國外交政策。但近年來，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潮又有所抬頭。
“建國以來，美國根據自身利益和國際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對外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峯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建國後的100多年間，作為國力有限的“新大陸”，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和“門羅主義”的對外戰略。但這種孤立主義也不是絕對的孤立主義，而是“兩條腿”走路——經濟上搭英國的便車，防務安全上阻斷和歐亞大陸的聯繫。這是美國曆史上花錢最少、收益最大的一個階段。從美西戰爭結束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美國在孤立主義和全球主義兩種對外政策之間徘徊多年。二戰後，隨着美國一躍成為世界上綜合實力最強的超級大國，美國曆屆政府均奉行霸權主義政策：從杜魯門政府的遏制戰略，到尼克松政府的現實威懾戰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先發制人”戰略，構建和維護美國霸權都是其核心戰略目標；最近幾屆美國政府，包括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戰略、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以及拜登政府“更好重建”美國的主張，根本目的仍是確保美國霸權。
軍事行動：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干預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5年二戰結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個地區發生了248次武裝衝突，其中美國發起的就有201場，約佔81%。美國《國家利益》雜誌援引美國傳統基金會防務項目高級研究員達科塔·伍德的話説，美國平均每15年就捲入一場戰爭。
據美國《史密森學會雜誌》統計，2001年以來，美國以“反恐”之名發動的戰爭和開展的軍事行動足足覆蓋了“這個星球上約40%的國家”。美國布朗大學“戰爭代價”項目數據顯示，這些所謂“反恐”戰爭已經奪去超過80萬人的生命，令超過3800萬人流離失所，耗費超過8萬億美元。
“美國的崛起和對外擴張，是通過一系列戰爭實現的。其中，最重要的兩場戰爭：一是19世紀末的美西戰爭，正式開啓美國走向海外擴張的道路，標誌着美國走向帝國主義的開端；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真正意義上確立了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張騰軍説。
“美國對外戰爭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主動介入的干預型戰爭，如美西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入侵格林納達等；二是被動捲入型戰爭，如一戰和二戰。”倪峯説。
軍事力量是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支柱。二戰後，美國為維護自身霸權地位，經常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國際法準則，倚仗超強軍事實力，直接發動戰爭，製造分裂衝突，給世界帶來動盪。
“冷戰後，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發動戰爭的門檻降低了。但美國發動的戰爭規模和戰略意義都下降了，更多是‘世界警察’行動，如轟炸南聯盟、兩次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敍利亞衝突等。”張家棟認為，美國在冷戰後對外戰爭的真實意圖有3點：一是為北約的生存尋找合法性和必要性；二是為美軍尋找新的任務，鍛鍊和提升作戰能力；三是用軍事威懾手段來重塑國際秩序。
澳大利亞智庫近日刊文稱，“9·11”事件開創了美國“干涉主義”外交政策的新時代，它通過反恐的稜鏡來處理全球挑戰和美國國家利益。小布什時代，美國外交政策中最著名的是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幹預，也包括其他反恐行動，這些行動構成了反恐戰爭和隨之而來的“自由議程”，旨在解決“伊斯蘭聖戰”帶來的結構性挑戰和災難。在2005年的第二次就職演説中，小布什的回應是制定一項外交政策議程，促進自由和民主在世界各地的傳播，以打擊“恐怖分子的仇恨意識形態”。然而，這被廣泛批評為“槍桿子上的民主”。
在美軍狂轟濫炸的背後，是美國持續高企的軍費支出。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今年4月發佈的2020年全球軍費開支趨勢報告顯示，作為全球軍費開支最大的國家，美國2020年軍費比上年增長4.4%，為連續第三年增長，總額達到7780億美元。美國在全球軍費總支出中的佔比為39%，高於前一年的38%。根據拜登政府向國會提交的2022財年預算方案，國防預算總額為7530億美元，較2021年度增加1.7%。
“戰爭是把雙刃劍。”倪峯分析，美國在戰爭中獲益很大：美西戰爭讓美國首次以世界軍事強國的面目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兩次世界大戰成就了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但是在對外戰爭中，美國過度擴張也導致國力衰弱，比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阿富汗戰爭都對美國的國力造成實質性損耗。戰爭也給受害國帶去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包括人員傷亡、設施破壞、生產停滯，尤其是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戰爭還帶來一系列複雜的社會問題，包括難民潮、社會動盪、生態危機、心理創傷等。
自命不凡：從“天定命運”到“美國例外”
“美國建國245年來，只有16年沒打過仗。戰爭在美國國家發展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講，戰爭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推進器、助燃劑，為美國建立工業和軍事霸權奠定了實力基礎。”張騰軍説。
“與其讓別人稱霸，不如自己為之。”這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斯蒂芬·沃特海姆對美國不惜任何代價追求霸權的評價。
“美國對外戰爭深層次的原因是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自建國以來，‘天定命運論’一直在主導美國。美國人將美國視為‘上帝之城’，將美國的領土擴張行為歸因於上帝的旨意。這種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理論，為美國海外擴張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張騰軍認為，“天定命運論”延伸出“美國例外論”，成為美國一系列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長期以來，美國以“山巔之城”“上帝選民”自居，把“民主、自由、人權”等美式價值觀鼓吹為至高無上的所謂“普世價值”，用美國的是非標準衡量其他國家，並認為美國有責任將其價值觀推行到全球各地。
英裔美國思想家托馬斯·潘恩早在1776年出版的小冊子《常識》中就宣揚，美國“有能力重新開創世界”。二戰期間，美國《時代》週刊創始人亨利·盧斯提出“美國世紀”的概念，稱“美國的理想將傳播到世界各地，把人們從野獸那個層次提升到讚美詩中所説的比天使略低的層次”。
在強大實力支撐下，“美國例外論”成為美國肆意踐踏國際關係的“理論依據”。英國牛津大學2003年出版的《美國霸權與國際組織》一書概括説：“美國的多邊合作，主要取決於美國國內在多大程度上認為，這些多邊組織是促進美國目標有效達成的合適工具。”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在2012年出版的《美國締造的世界》一書中也指出：“美國人説他們希望國際體系保持穩定，但他們常常是穩定的最大阻礙。他們讚揚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的優點，隨後又毫不猶豫地違反和無視它們。”
“9·11”事件發生後，反恐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重心。此後，美國以冷戰思維指導反恐戰爭，動輒以“國家安全”“捍衞自由”之名，按照雙重標準在全球推行“美式反恐”，通過“反恐”劃分不同陣營，強推他國政權更迭，把“反恐”當做清除異己的工具。
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刊文稱，蘇聯解體後，美國政府依據美國在世界上的主要統治地位採取了一項“大戰略”，分為三種類型：霸權戰略，主要目標是無限期地保持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優越地位；自由國際主義，通過多邊機構以及促進民主和自由市場來保障美國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離岸平衡大戰略，起源於現實的均勢理論，根據該理論，美國不需要在整個國際體系中占主導地位，而是將一些負擔轉移給其他國家。歷屆美國政府對這項“大戰略”的執行存在細微差別。由此，美國政府根據不同的安全風險作出不同類型的戰略回應。該戰略的基礎是建立有利於美國價值和利益的國際秩序。
強大的軍工產業是美國對外軍事幹預的主要推手。“在對外擴張中，美國的軍隊、政府和軍火商已形成一個利益捆綁緊密的鐵三角。”倪峯表示，上世紀50年代，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當政時曾發出警告，要警惕美國軍工利益集團。其實，通過發動對外戰爭，美國軍工產業已經形成了一個利益鏈條。軍火商為了利益，會遊説政府對外發動戰爭。很多軍工企業代理人已滲透到美國的各種機構，包括立法機構中。
戰略調整：從戰略收縮到大國博弈
“美國發動和參與的對外戰爭，嚴重破壞了國際秩序。二戰以來，美國號稱建立了一個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但這種國際秩序的維持，很大程度是以美國的單邊干預作為主要特徵的，並不是一個真正公正、合理、符合各國利益的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國的對外戰爭實際上破壞了自己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張騰軍分析，國際秩序要以各國普遍接受的規則為基礎，通過平等協商對話來共同維護，以和平發展穩定為共同目標。但美國採取了“例外”的方式，繞開了現行的國際法，發動對外戰爭，嚴重破壞現有國際秩序。這種破壞很多時候是永久性的和難以恢復的。美國軍事力量在海外的存在，就是對地區秩序和國際秩序的持續性威脅。由於其全球霸權地位，美國頻繁對外軍事幹預帶了個壞頭，對其他國家起到不良示範作用。
從中東陸續撤軍、積極佈局印太戰略、糾集盟友大搞聯合軍演……近年來，美國大幅調整對外政策，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刊文稱，美國兩黨外交政策共識的破裂、對冷戰後“大戰略”越來越多的拒絕、日益加劇的政治兩極化，以及美國人不願意為維持美國在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而付出代價，使得關於美國在全世界的承諾與作用的辯論越來越多。目前美國國內的主流思想是制定一項戰略，減少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存在並調整它的利益，以便美國擁有至關重要利益的地區不會受到威脅。
談及美國近幾年全球戰略調整的原因，張家棟表示，20多年來，美國發現在全球推行民主制度困難重重，多以失敗告終，就想後退一步。此外，隨着中國快速崛起，為維護自身的國際地位，美國從理想主義後退到現實主義，以應對所謂的大國挑戰。因此，美國需要從戰略的次要方向收縮力量，集中力量聚焦亞太地區的大國博弈中去。
“近年來，美國的全球戰略調整對國際局勢產生深遠影響。”張騰軍認為，一是嚴重的決策失誤讓戰爭受害國亂局更亂，如從阿富汗倉促撤軍給地區局勢和阿國內局勢帶來巨大隱患；二是奉行“美國優先”原則，戰略收縮政策所帶來的力量真空，使得全球和地區的安全威脅不減反增，熱點問題更難管控；三是重返大國博弈，推行霸凌主義外交，顯著升級了大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對全球的和平穩定造成嚴峻挑戰。
張家棟則認為，美國戰略調整給全球帶來一些風險和挑戰：一是隨着中國加速崛起，美國試圖把世界從全球一體化的進程重新分割到大國競爭的系統中來，這種戰略方向轉移加劇了衝突的風險；二是美國從阿富汗倉促撤軍，在中東採取戰略收縮政策，也給地區安全局勢造成更多不確定性；三是美國和盟友在戰略安全方面的合作會加強，但由於很難再像冷戰時期那樣為維持同盟體系而向盟友作出經濟讓步，雙方在經貿領域的矛盾可能會加劇。最近，美國和英國合作，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的建造技術，並因此要求澳廢除與法國的常規動力潛艇建造計劃。此舉引起法國強烈抗議，甚至召回了法在美、澳兩國的大使，這就體現了美國在安全政策和經濟利益方面的矛盾性。
英國《衞報》發表社論稱，在“9·11”事件中，美國從國內無休止的安寧美夢過渡到永遠的戰爭噩夢。美國士兵從阿富汗撤離，美國與敵人的距離拉得更遠了，但是，衝突仍在以其他方式繼續着，在沒有地面部隊的情況下，無人機襲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奪走平民以及恐怖主義嫌疑人的生命。在其他國家充滿不安全因素的情況下，美國和西方國家在國內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