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月23日，中國共產黨杭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幕，提出要“奮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並以“城市之窗”展現“中國之治”，要努力實現建成創新之窗、人文之窗、美麗之窗、開放之窗、善治之窗、幸福之窗等六大目標。浙報集團杭州分社特推出“城市之窗名家談”融媒體特別報道，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解讀杭州“城市之窗”內涵。
杭州市第十三次黨代會報告提到，人民享有高品質生活，努力建成幸福之窗。
“幸福之窗”如何打造？日前，浙江新聞客户端記者專訪浙大城市學院校長羅衞東。
一、杭州開啓奮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新徵程，提出人民享有高品質生活，努力建成幸福之窗，請您談談對這個新目標的理解。
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幸福之窗”的概念，第一次寫入杭州黨代會報告，它體現了杭州的政治站位，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幸福是黨一切工作的落腳點，這是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執政目標，具有統領性，是創新之窗、人文之窗、美麗之窗、開放之窗、善治之窗的集成。
這次我們討論幸福，應該從高質量發展推動共同富裕的角度，對其內涵確定得更加可操作一點。構成人的幸福感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幸福的客觀條件，一個是對幸福的感知能力，也就是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共富。
客觀來講，幸福最大的影響因素是收入。所以，杭州提出要持續縮小區域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三大差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9萬元，這是關乎幸福的前置性根本條件。
從精神層面，如何讓優質教育資源、文化資源、醫療衞生資源等，在不同羣體、不同區域之間實現普惠均衡，這也是影響幸福的重要因素，考驗的不僅是財力，更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二、您認為杭州努力建成幸福之窗的最大優勢是什麼？要如何放大優勢，揚長補短？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來打造“幸福之窗”，杭州有一定的基礎。
從全省來看，杭州三大差距的數值並非最優，但杭州面大，涉及“山區26縣”之一的淳安等，在這樣複雜的多樣性下，杭州提出要讓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縮小至1.7以內，意味着它內在調控能力需要相當強大。
但真正要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幸福之窗”建設落到實處，涉及到方方面面。杭州目前要做的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把蛋糕做大，讓經濟更有活力，這是打造“幸福之窗”的基礎。杭州要充分激發民營經濟的內生活力，向科技創新、產業轉型要新的生產力和增長點，通過高水平的創新、高水平的創業，帶動高水平的就業，同時實現把蛋糕做大和把蛋糕分好的內生性機制建設。
第二，杭州在全國最早提出要建設數字經濟第一城、數字治理第一城，未來應該更充分發揮基礎優勢，用數字化的技術、數字化的手段、數字化的思維來讓數字治理和數字經濟更好賦能“幸福之窗”建設，擦亮“數字”品牌。
第三，幸福就像桶裏的水一樣，不管別的板多長，只要有一塊短板，水就漏光了。而整個杭州，短板在科教創新能力。在教育科技和其他相關的研發事業方面，杭州還需進一步加強發展力度。我覺得應該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來推動一種新的科教協同發展體制，增強技術創新源動力，以此支撐未來若干年的經濟產業迭代更新和轉型升級。
三、杭州如何讓最具幸福感城市成色更足？
我的建議是，要透過這個目標去分析背後需要什麼樣的技術和人。
一方面要進行業態創新。杭州作為電商之都，在技術日新月異的情況下，如何持續保留業態創新可能性，這需要杭州構建更加公平、開放、共享的營商環境，促進新經濟業態發展。
另一方面，杭州應該加強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發展，這對杭州的未來特別重要。而製造業等實體經濟的發展，嚴格建立在重大的技術創新和相關人才聚集的基礎之上。
特別是人工智能時代到來以後，材料領域、高端製造領域、裝備領域，均是知識密集型或者技術密集型，需要一支能夠推動變革、推動創新、維護生產的人才隊伍。
在“幸福之窗”的背後，涉及到的是人才隊伍的經營。一方面是需要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創業氛圍，從外引進人才。這些以精神生活為主的人，對城市的要求也不一樣，他們需要志同道合的生態，比如有好的大學，好的研發機構，好的高新技術企業，好的文化生活等。另一方面，從長遠角度來講，杭州實際上更應該加大本土人才的培養，“飯碗應該端在自己手裏”。
因此，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教育的發展水平會在某種意義上決定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
幸福的主體是教育培養出來的，推動幸福的產業發展及財富收入，也是靠教育機構培養出來的科學家、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去創造的。教育是源頭，是一切問題的歸結點。杭州應明確提出高等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儘早佈局、儘早啓動，並持續投入推動，從而全面提升杭州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