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和審議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在報告中，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特別提到“老夫少妻”惡搞事件，將其作為營造清朗網絡空間、保護公民人格權的代表性案件。作為報告起草人，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主任馬騏就此進行了解讀:“對這樣的案件，司法機關該出手時必須出手，不能讓受害人僅憑一己之力去維權。”
“老夫少妻”網絡截圖 圖片來源:北青網
最高檢報告提到的這起案件，發生時間距今只有幾個月，許多網民都還記憶猶新。當時，名譽遭到污衊的祖孫二人僅僅因為一條“看圖説話”的惡搞網貼，就被成千上萬的網民誤解、攻擊，經歷了近乎“社死”的不堪體驗。照片主角出面澄清事實後，很多網友都對當事人經歷的這場無妄之災倍感不平，希望造謠者受到嚴懲，付出與其造成的惡果相符的代價。最終，在輿論的注目下，廣東省公安機關以公訴案件對本案立案，嫌疑人吳某也在去年12月被批准逮捕，等待接受法律的審判。
一般情況下，以編造事實、散佈謠言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譽權，情節較輕的可能只受行政處罰，情節較重、涉嫌誹謗罪的，原則上也歸屬於刑事自訴案件。然而，近年來，頻頻有傳播範圍甚廣、影響特別惡劣的網絡誹謗事件發生，不僅嚴重侵害了當事人的人格權，也激起了強烈公憤，對社會秩序造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在這一背景下，從2020年杭州吳女士“取快遞被造謠案”開始，多起進入公眾視野的侵害公民人格權案件先後以公訴形式辦理，這一標誌性案件也被寫進了去年的最高檢工作報告。如今，最高檢工作報告再次通過具體案件，強調對公民人格權和網絡空間秩序的保護，既證明了有關部門大力打擊此類違法犯罪活動的決心，也説明這項工作不是“一陣風”，而會長期堅持下去。
不論是先後寫入最高檢工作報告的這兩起案件，還是其他性質類似的案件，都體現着檢方通過主動介入保護公民人格權的有效性。在這些案件中，既有“自訴轉公訴”的誹謗案，也有直接公訴的尋釁滋事案。如何在法庭上為此類案件定性，是具體的刑法專業問題。相比之下，能不能讓受害者少受委屈、讓加害者受到懲戒，是公眾眼中更加直觀的“正義指標”。檢方主動介入，不僅能降低受害者的維權成本，也能起到徙木立信的作用，向社會宣示國家的態度。
過去不乏有遭人誹謗、清白受損的當事人，因為缺乏法律知識和社會資源，深陷“訴訟泥潭”之中，就算最後贏了官司，也是身心俱疲。儘管誹謗者最終也會付出代價，但這些受害者的遭遇很可能造成“寒蟬效應”，讓未來受到誹謗的人難以下定維權決心。
很長一段時間裏，相比於生命健康權和財產權受損，人格權受損看起來似乎是“小事”。為了這樣的“小事”花大力氣維權，可能會被認為是件“不值當”的事。然而，隨着法治大廈的完善與公民意識的提升，民眾對人格權的價值日益重視。這時，有關部門果斷出手，以主動介入的方式“打典型”，既是對侵權者的嚇阻，也是在為社會觀念的正向轉變“撐腰”。從本質上看，司法工作不僅能在個案中落實正義，也能以個案為工具，推進社會治理的發展進步。
(原題為《不能讓受害人僅憑一己之力維權》 作者 楊鑫宇 來源 中青評論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