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美國反種族歧視抗議活動持續舉行。當地時間29日下午，數千人走上威斯康星州基諾沙市街頭舉行和平示威，為日前遭警察槍擊受傷的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呼喚公平和正義。而在28日華盛頓舉行的紀念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著名平權演講發表57週年的集會上，面對數萬名憤怒的反種族歧視遊行示威者，馬丁·路德·金的長子坦言，美國非但沒有變成他父親所期待的那樣，相反正處在一場“噩夢”之中。
這樣的現實令人痛心。回想1963年8月底，美國非裔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曾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演説，希望“我的四個孩子有朝一日，可以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裏，在此人們不根據他們的膚色，而是根據他們的品行來衡量他們”。然而57年過去了，美國系統性種族歧視不僅沒有得到改觀，反而呈現變本加厲之勢。
今年3月，路易斯維爾市非洲裔女子佈雷納·泰勒在家中被搜捕毒販的警察闖入槍殺，然而警方並未在泰勒家中發現毒品。今年5月，明尼阿波利斯市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壓窒息而死。大約一週前，基諾沙市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被警察從背後連開七槍而癱瘓，當時他年幼的三個孩子就在汽車內目睹了這起悲劇的發生……
從濫殺無辜到奪命跪壓，再到連續槍擊，美國警察針對非裔公民的惡性暴力事件以及“雙標”執法，一次次刺痛美國社會的敏感神經，激起全美越來越高的反種族歧視抗議聲浪。那麼，究竟是什麼導致種族歧視這道美國社會的瘡疤始終難愈？從歷史和現實中，人們不難找到答案。
在16到18世紀，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一些西歐國家勢力闖入北美，帶來奴隸制度。非洲裔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其著作《美國種族簡史》中寫到，當時大量非洲人在違背其意志的情況下被販賣到了美國，“膚色在決定美國人的命運方面，顯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1661年弗吉尼亞通過北美第一部明文確認奴隸制度的“永久性”法律，並由此殃及到奴隸的子孫後代。到南北戰爭爆發前的1861年，全美黑奴人數約達400萬。
儘管針對非洲裔的種族隔離制度在20世紀中期之後逐步被廢止，但囿於國內政治架構、歷史傳統和意識形態，美國的種族關係從未得到根本改善。2016年以來，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呈現回潮之勢，2017年夏洛茨維爾右翼極端勢力遊行及其後發生的種族主義恐怖行為，給美國的種族關係蒙上更重的陰霾。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的執法與司法實踐領域的種族歧視現象愈發顯得突出，少數族裔的基本人權被肆意踐踏。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行為問題特別報告員曾指出，美國執法當局殺害和殘暴虐待非裔情況嚴重，且很少受追究，非裔成年人被監禁的概率是白人成年人的5.9倍。正如布萊克的父親所控訴的，“現在美國有兩個司法體系，一個是白人的，一個是非洲裔的，而針對非洲裔的司法制度卻未能正常運行”。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加劇了美國的種族不平等。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日前刊登一篇題為《美國種族不平等如新冠疫情般致命》的文章，援引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研究人員伊麗莎白·裏格利-菲爾德的話説，新冠疫情在“不成比例地”打擊美國非洲裔，“勢必增加種族間死亡率的差異”。該文還引用俄亥俄州全國兒童醫院兒科和麻醉學副教授奧盧布科拉·納非烏的分析稱，造成種族之間健康差距的原因包括社會經濟地位、獲得醫療服務的機會、保險狀況、就診醫院質量等方面的不均等。
由於種族歧視的存在，美國的種族關係持續惡化，仇恨犯罪不斷增加，社會撕裂日益嚴重。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公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的14個發達國家中，美國有近八成民眾認為，現在的美國要比疫情前更加分裂。在這背後，美國政客的不作為甚至是胡亂作為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
在美國兩黨政治之中，“驢象”扯皮拉鋸已成為常態，各方利用民意各取所需，但絕少能在種族問題上做出實質性的回應訴求。《紐約時報》近日一篇報道指出，一方面，反種族歧視抗議示威者對美國警察系統提出迫切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剛剛結束的共和黨大會卻對非洲裔的遭遇輕描淡寫，反而強調所謂抗議帶來的“失控”。兩者的訴求涇渭分明，不由令美國人民對行政當局解決種族歧視問題的意願愈發悲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國際人權憲章的基本原則。美國政客自詡為“人權衞士”，卻無意也無力解決本國存在的嚴重種族歧視問題，這不僅暴露出其制度性結構性缺陷，也凸顯了“美式人權”的虛偽本質。應當看到，作為主體種族的歐洲裔白人對美國國家權力的根本性掌控，以及對其他種族羣體的系統性歧視，是美國種族矛盾的核心特徵。這使得美國少數族裔在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存在着相較歐洲裔白人而言無法逾越的“鴻溝”。換句話説，美國的這道種族主義瘡疤不僅從未被治癒，反而在不斷的衝突與暴力中被撕得更大，令少數族裔陷入“無法呼吸”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