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胡仕勝:印度過激舉動背後的行為邏輯

由 華愛利 發佈於 綜合

從民間層面的“抵制中國貨”風潮到戰略界人士有關“中國疫情責任論”“賠償論”“隱瞞論”以及中印“經濟切割論”的鼓譟,從政府部門頻推與華經濟脱鈎舉措到發佈禁用我國手機應用軟件公告,從軍方在邊境地區製造多點對峙到進行大規模軍事集結,半年來,印度方面對華密集發難,將雙邊關係推入 1962 年中印邊界衝突以來的最低谷。但與此同時,又看到印度政府也在保持着與中方的多渠道溝通,似乎也在展現化解當前危機的誠意。

那麼,如何理解當前莫迪政府對華頻頻示強的背後邏輯呢?歸總起來,不外乎四大動因。

首先,出於國內維穩的需求。

一方面,對華示強回應反對黨壓力。疫情防控問題早已是反對黨指責莫迪政府的“口頭禪”。 加勒萬河谷衝突後,反對黨更是公開痛斥莫迪政府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印度第一大反對黨——國大黨領導人拉胡爾·甘地更是不斷反擊莫迪總理對華“認慫”“服軟”。另一方面,維持對華緊張氛圍轉移社會矛盾。莫迪第二任期以來,其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義政策,如宣佈建立羅摩廟、推出統一民法典、修改公民身份法案等等,激化印度社會族羣、教派、階級矛盾與衝突,社會騷亂此起彼伏。新冠疫情的暴發使莫迪政府得以通過封城暫時抑制了社會的進一步動盪, 但封城舉措又將數千萬“日薪”族推進“病死”或“餓死”的兩難困境。英國廣播公司(BBC)稱封城造成印至少 5000 萬人失業,而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則稱,封城導致的4億非正規部門從業人員因失業而“陷入深度貧困”。 民眾怨聲載道,社會動盪一觸即發。加勒萬河谷衝突恰好給莫迪政府提供了轉嫁危機、轉移矛盾的稻草。通過製造對華軍事對抗的緊張氛圍,通過出台製華政策以及炒作懟華議題,莫迪政府在並不尋求對華戰爭相向的前提下,兩害相權取其輕,通過對華示強,安撫國內政治反對派和民眾情緒,以期最大限度地維持政治與社會穩定。

其次,出於“變道超車”的需求。

莫迪總理在 2014 年第一任期剛一開始,就誓言 2022 年要讓印度製造業在 GDP中的佔比由當時的 18%提升至25%,併為此推出一系列大膽的經改計劃以及眼花繚亂的發展倡議,但效果不佳。製造業逐季度下滑,近兩年製造業佔比更是徘徊在 14%-15%的區間,為過去 50 年裏最低。疫情導致的中國“斷鏈”“斷供”則又徹底暴露出印度製造業的脆弱性。特別是在莫迪政府非常看好的四大領域,即手機、紡織、電子和汽車零部件,因中國零部件的“斷供”,幾乎陷入停工待產狀態。聯合國3月初報告稱,印度是受中國生產放緩影響最大的15個國家之一,“斷鏈”“斷供”觸發莫迪政府恐慌,隨即掀起一場“自力更生”運動。然而,莫迪政府很清楚,若按市場化與全球化的發展慣性,這場“自力更生”運動很難成功,除非另闢蹊徑,“變道超車”。

這有兩條“蹊徑”。一條“蹊徑”是利用印國內已有的“國貨”替代“中國造”。例如,印度政府擬對 300 餘種“非必要低質產品進口”設置更高貿易壁壘和抬高進口關税。 這些“非必要低質產品”主要來自中國,印度已有替代品。再如,印方要求國有電信公司在將移動網絡升級至 4G (注意不是 5G )時排除華為和中興產品,使用國產電信設備。相比硬件而言,印度在軟件方面的“山寨”能力更強,如印視頻互動應用Mitron 與中國的抖音在功能和用户界面上高度相似,目前在印下載量僅次於抖音。這次禁用中國手機軟件將使此類“山寨”貨成為直接受益者。由此可見,印度政府在“去中國化”時有着明顯的選擇性。莫迪政府尚不敢與中國“全面脱鈎”,這是因為,印度不但有大量的產業領域高度依賴中國零部件和中間品供應,還有一些關鍵產業高度依賴中國的原材料供應,全面“去中國化”只會造成疫情背景下的更大經濟困境,最終受損的只能是莫迪總理的“自力更生”運動。

另一條“蹊徑” 是利用中美產業脱鈎之機,吸引產業鏈向印度整體搬遷,一步到位地實現“製造業強國夢”。為此,總理莫迪已要求各邦做好吸引自中國移出的跨國企業赴印投資準備,印工業和內貿促進局則牽頭組建跨部門聯委會,研擬吸引外資相關政策。今年4 月份,印駐外使領館還密切接觸逾千家美企,提出將為有意遷出中國的製造商提供優惠。為此,印已初步劃出約 46 萬公頃的土地,專門承接那些從中國遷出的企業,重點聚焦電氣、製藥、醫療設備、電子設備、重型機械製造、太陽能設備、食品加工、化學與紡織等行業。印度政府此次首先正式拿中國手機軟件開刀,也是向美方表明決心。

然而,印美能否最終複製中美產業鏈,那是一個天大的問號,需要用時間以及莫迪更大的改革勇氣與措施來印證。眼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印度國民使用“國貨”替代早已用得非常順手的“中國造”。這需要一個契機。加勒萬河谷悲情刺激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狂熱,乃至此前疫情催化的印度反華民意,都為印度政府此次敢於強制禁用中國軟件、強制替代“中國貨”培育了土壤。印度政府認為,他們只需稍加利用,即可在很短的時間裏完成強制性的“替代”,至少短期內印度的“自力更生”運動即會取得進展。從此次禁用令竟然未經“中印兩國投資法”所定法律程序來看,莫迪政府抓住當前所謂“契機”的心態極其迫切。

再次,出於主導地區的需求。                                                                                     

南亞乃至北印度洋區域一直被新德里視為禁臠。然而,自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特別是“21 世紀海上絲路建設”倡議以來,印對我戰略疑懼與防範牽制明顯增強。印度公開質疑“一帶一路”戰略意圖,認為中國在印周邊“謀棋佈子”“海陸合圍”,破壞印主導的南亞及北印度洋秩序,削弱印度的地區主導權,不尊重印度的大國地位與安全關切。然而,考慮到自身並不具備單獨與中國抗衡實力,新德里不得不策略性迎合美遏華戰略。這是印度對美國的“印太戰略”有較強認同感和接受度的重要原因。這就為美國戰略拉攏印度提供了極大便利。而美國越是戰略上拉攏印度,印度制華懟華的底氣也就越足。實際上,近年來,在“印太戰略”框架下,美印軍事防務合作正在助力印軍事現代化步伐,這也增強了印對華安全防範能力與信心。此次邊境對峙與衝突期間,美國政府第一次公開挺印度,藉機渲染“中國威脅”。美方還主動表示將滿足印方一切需求。 顯然,美方的“力挺”也是印度此次對華頻頻示強的後盾。

最後,出於絕對安全的追求。

加勒萬河谷衝突是莫迪政府在邊境地區大肆推行“前進政策”和“切香腸”策略的必然結果。而莫迪政府推行“前進政策”又是印度戰略界長期追求“絕對安全的邊界”這一英殖民時代安全理念的具體實踐。遠至當年的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近至 2017 年的洞朗對峙以及不久前加勒萬河谷發生的嚴重肢體衝突等等,都是印度追求“絕對安全的邊界”這一安全理念作祟的結果。莫迪上台後,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西段構建“絕對安全的邊界”,這也是近年兩國邊界對峙基本發生在西段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印度方面一直在竭力單方面改變邊控現狀。2019 年,印度對我實控線的越線活動多達 1581 起,其中 94%發生在西段邊界。一旦我方強勢回懟,邊境對峙乃至衝突隨即發生。 邊境一出事,基本上就會對兩國關係形成強力衝擊。

同理,禁用中國軟件、忙着與中國產業脱鈎也是莫迪政府追求“絕對安全”理念在經貿和科技領域的折射。 抖音在印度長期居於谷歌商店同類下載榜第一,UC 瀏覽器在印市場佔有率達 51%,甚至超越谷歌等西方巨頭。印國家安全委員會前顧問布拉馬·切拉尼 (Brahma Chellaney)在推特中説:“作為國家的延伸,中國企業也因此構成了國家安全風險。”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國家安全”是個“口袋罪”,此例一開,兩國關係或將沒完沒了地遭受重擊。

基於上述原因,中印關係邁入長波動期是大概率的事。面對這樣的新常態,顯然,中印關係需要“重構”。(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