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妮妮】
2022年3月10日韓國大選，保守派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悦微勝現執政黨（革新派）候選人李在明，當選韓國總統。
日本對此事的態度是，謹慎地快樂。“快樂”是因為日本輿論裏“反日”的文在寅下台了，其所在政黨的候選人未當選。而“謹慎”則是因為，儘管之前把日韓關係的惡化歸咎到文在寅“反日”，那“反文”的尹錫悦上來，如果也不能讓日韓關係向日本期待的方向“改善”，那還可以期待什麼？
3月10日，尹錫悦在韓國首爾召開記者會。新華社發（李相浩攝）
要“理解”日本的這種心情，就要先來看看日本對韓國的基本態度。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日本將韓國視為“等而下之的盟友”，即主要在美日韓同盟的框架內看待日韓關係，而非單純的日韓雙邊關係。
因為“大日本帝國”曾將朝鮮半島據為殖民地，歷史上對半島的物質掠奪與文化貶損不可勝數。這一方面決定了日本在政治文化心理上很難“平等”地對待韓國（這和“韓流”在日本基層流行是兩回事，並行不悖）。但另一方面，韓國有反殖民主義反侵略的戰後大義，就讓日本顯得矮了一些。所以單純的“日韓雙邊關係”，對日本來説就總有幾分不舒服。
因此，要中間隔着個美國中介，日本才能找到對韓關係的舒適區。1949年，在美國中介下，兩國簽署了《日韓貿易協定》和《關於日韓貿易的財政協定》等一系列協定。後來的邦交正常化進程又極度不順利，歷史認識問題、賠償問題、領土爭議等幾無可能形成共識。直到1965年，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急切希望安頓好日韓關係，日本佐藤榮作政府有強烈的“反共”（中國大陸）意願，而韓國方面，朝鮮“千里馬運動”的經濟發展態勢正在衝擊朴正熙軍政府的合法性，後者迫切希望加強與日本的經濟交流。美國也勸説日本，所謂“日本的態度事關韓國國民能否實現經濟繁榮”，至此日韓才簽訂《日韓基本條約》，正式恢復邦交正常化。
朴正熙（資料圖）
不過即使如此，直到1983年中曾根康弘才成為第一位正式訪韓的日本首相。他還帶去了4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與軍事合作項目。日本用經濟優勢換取韓國軍人政府擱置歷史問題的抉擇，也用經濟優勢在戰後重新獲得了“高一等”的心理優勢。日韓關係在美日韓冷戰同盟主軸下，採取“政經分離”的策略。這便是戰後日本“理想”的日韓關係，是舒適區。
但是，在文在寅執政之後，日韓關係的框架出現了“政經合一”的趨勢，不斷惡化。表面上看“惡化”是在文在寅時期發生的，但是顯然有歷史必然性。
韓國雖然獲得了獨立，但是日本殖民韓國多年，在韓國的政府、經濟組織、階層關係及地域關係裏，都留下了很多負資產。清理這些負資產就必然成為韓國民主運動的主要內容。而朴正熙政府恢復韓日邦交，自然是要壓制這些矛盾。當韓國結束軍人政權，進入“民選”政府時代後，這些問題必然會被提出來。歷史問題不解決清楚，韓國的政治、經濟發展都會陷入瓶頸。
而點燃導火索的恰恰是日本自己。上世紀末以來，日本右翼知識界就着力發展相關理論敍述，宣稱強徵慰安婦問題是中國和韓國要“離間美日同盟”的陰謀，因而要在歐美國家與中韓打“輿論戰”。日本還將此命名為“歷史戰”。到2013年安倍晉三第二次組閣，“歷史戰”也進入了日本對外政策。
2015年12月28日，在美國的壓力下，朴槿惠政府與日本簽署《韓日慰安婦協議》，稱雙方就“慰安婦”問題達成“最終、不可逆轉的一致”，日本向韓國政府主導的“和解與治癒基金會”出資10億日元（約6000萬人民幣），日方還強調這是“人道主義”的“治癒金”，而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賠償金”，並由此要求韓國不得再追訴甚至不得批判“強徵慰安婦”問題。
2017年，韓國首爾市在5輛151路公交車上安裝了“慰安婦”少女像。設計者稱，希望以這樣的方式提醒民眾勿忘歷史。
這個日本維持“高一等”姿態的協議，自然成為朴槿惠政府終結的原因之一。而作為後任的總統，即使在軍政後的“民選”總統中，文在寅的“進步鬥士”形象也是最突出的，這也就使得他必須要直接回應日本的政治態度。
2017年5月一上任，文在寅即告知日本，《韓日慰安婦協議》沒有獲得大多數韓國民眾接受。2018年11月，韓國女性家庭部宣佈解散“和解與治癒基金會”，該協議實際中止。同年10月30日、11月29日，韓國最高法院對日本新日鐵住金（前新日本製鐵）公司和三菱重工在殖民時期強徵朝鮮勞工案，做出終審判決，勒令被告向每位受害者原告分別賠償1億韓元（約合8.5萬美元）和8000萬韓元（約合6.8萬美元）。
日本政府大怒，安倍政府堅稱1965年簽訂的《韓日請求權協定》——簽署者也正好是安倍晉三的叔祖父佐藤榮作——已經“完全、最終”地解決了徵用權問題，稱韓國“違背了國際法”。根據這個協定，日本向韓國提供總計5億美元（含3億美元無償援助和2億美元貸款）的經濟援助，日本政府認為這包含對強徵勞工的賠償。而韓國方面則認為，協定並未涵蓋受害者與遺屬的個人請償權。
兩邊針對歷史問題的爭論越來越激烈。2019年7月4日，也許是想“畢其功於一役”，安倍政府突然宣佈限制三種半導體等核心零部件對韓出口，隨後又將韓國從“白色（A類）國家清單”（貿易優惠國待遇）中刪除，加強對韓國出口的管制。日方的理由是出口給韓國的這些材料可用於軍事領域，包括製造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引發日本“不安”。此決定一出，日本國內輿論氣氛激昂，提前渲染了“外交勝利”的空氣。
但韓國並無懼色，文在寅政府立刻在8月宣佈，既然日本缺少對韓國的安全信任，那麼同年11月23日到期的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將不再延期。9月6日，首爾與釜山市議會通過條例案，將特定日本企業定義為“戰犯企業”，宣佈不再購買其產品。8月25日，韓國在獨島(竹島)高調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日本立刻抗議，自衞隊在國內舉行了大規模實彈射擊演習，日本隨後發佈2019年度《防衞白皮書》，聲明擁有獨島(竹島)主權。
安倍政府祭出貿易殺手鐧，韓國不但沒有“倒戈棄甲以禮來降”，反而更加展現強硬態度。日本的制裁對韓國經濟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但韓國由此也積極發展出了產品替代。再加上，當時美國任上的總統是對日本不甚感冒、心心念要與朝鮮發展關係的特朗普。因此，日本也很難通過“美日韓”框架向自己心目中“等而下之的盟友”施壓。牌已出盡，也就只能把日韓關係惡化的原因全歸結在文在寅“反日”之上，期待韓國政權更迭了。
2019年6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板門店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握手會面後，跨越軍事分界線來到朝方一側。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日本輿論對尹錫悦的當選整體是快樂的。韓國還在大選中，日本主流媒體就做了好些對尹錫悦年輕支持者的專訪，為之塑造了“代表年輕人的改革者”的形象。
尹錫悦當選後，時事通信社馬上發出一篇報道，內容上顯見是精心打磨的。首先介紹尹是“與文在寅政權鬥爭的反骨檢察官”，突出與文的“對立”。接下來介紹尹崇拜丘吉爾，原因是尹曾説過“丘吉爾不對納粹德國妥協，在説服國民的同時突破困難，恢復了自由民主秩序”。這段話接在介紹尹“反文”之後，很難讓人不覺得有所指。最後，報道特意指出，尹雖然看上去很“威權主義形象”，但是熱愛烹飪，還養了貓貓狗狗，是個可愛的男人。
也許還是出於“客觀”的要求，這篇報道在結尾帶上了一句，尹錫悦的家屬曾涉嫌參與基金公司詐騙案。不過全篇隻字未提尹錫悦在性別問題上的立場——性別問題當前也是日本國內的輿論熱點，這樣處理恐怕也是擔心招惹負面印象。
不過，除了性別問題立場外，尹錫悦的各種發言也的確讓時下比較右傾的日本政府感到“安心”。尹錫悦在競選期間有不少親美和對華強硬的言論，比如稱薩德是韓國內政，還有對朝鮮的“先發制人”打擊論，這些也和岸田文雄的表態不謀而合。
此外，尹在非正式場合的一些發言，也受到日媒的關注。比如他曾在韓美商會座談上，表示“大部分韓國青年都討厭中國”，“韓國有美日做後盾，和中國的關係才會好”。這些話都讓日本感到，韓國還是返回了“韓美日同盟”的框架，這樣日本也可以繼續維持對“等而下之的盟友”的“舒適”心態了。
尹錫悦當選後的第二天，與岸田文雄通了15分鐘的電話。日本媒體報道的通話成果有兩條：雙方同意向着改善韓日關係的目標努力；雙方確認了在朝鮮相關問題上的緊密合作的方針。雖然是套話，但輿論“氣氛”是樂觀的。
但另一方面，還是有穩健的媒體與專家呼喚更為謹慎的態度，認為日韓關係與韓國對日政策不會因為政權更替就立刻發生大轉向。理由在於，尹錫悦只是微勝，且大選表現出了明顯的陣營對立，60歲以上多保守派，支持尹，40-60歲層偏向更新，支持共同民主黨。而18-40歲的搖擺羣體，雖然成為尹錫悦勝選的關鍵，但更多地只是情感上追求“政權更替”，而李在明是缺乏“新鮮感”的政壇老面孔，政策也無法與文在寅顯著拉開，不如尹錫悦有“刺激性”，因而略敗。
對日本而言，還有一層變數是，文在寅執政末期仍然有較高的支持率（保持35-40%，相比之前，太早的沒有參考性，盧武鉉是20%，李明博5%，朴槿惠就不説了），加上國民之力是國會少數黨，且韓國沒有政府首腦可以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的機制。因此，尹錫悦政府至少在兩年的時間內都要維持這個“跛腳”姿勢。
當然，日本媒體最直接關心的議題，還是尹錫悦會不會“清算”所謂“親華反日”的文在寅。一方面，的確右翼媒體都對此興致勃勃，十分期待。但另一方面專家尚能保持理智分析。他們普遍認為，尹錫悦作為一個弱黨總統，而且在選舉中面臨民意分裂，只是微勝。且文在寅支持率尚好，如果立刻進行露骨的政治“清算”，那麼不要説本來就傾向共同民主黨的革新派了，連年輕的搖擺層恐怕都會疏離政府了。
文在寅（新華網資料圖）
這個又是給日本國內的激情澆了澆冷水。實際上，我們客觀來看，日本國內只是對尹錫悦本人的“反文”“親美”“反華”的形象寄予了厚望，卻幾乎沒有看到有輿論指出，在接下來的日韓關係“改善”中，日本能夠給韓國什麼：
是更多的經濟援助與合作？是歷史認識上的反思？是領土爭端上的讓步？是轉變國內右翼的“反韓”輿論？還是給韓國這個“盟友”更多的尊重？
這些如果都沒有，只是盼着美國來施壓，或是盼着尹錫悦是第二個朴槿惠，這對日本而言，未免顯得過於“從心所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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