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錄:
1)反英雄的定義與範例
2)反英雄與反惡人
3)反英雄與惡棍主角
- PART B: 蝙蝠俠的「英雄性」與「正義性」
1)《俠影之謎》:擺脱徇私,英雄啓程
2)《黑暗騎士》:自我犧牲,超凡入聖
3)《黑暗騎士崛起》:迴歸平凡,傳遞薪火
•「反英雄」的定義
在西方語境中,反英雄(Anti-Hero)的定義[1]大概如下:
An anti-hero is a protagonist who lacks some of the conventional attributes of a traditional hero — like courage or morality.
- 即便他們的行為可以是正當而高潔的,他們的動機也不一定同樣正當。
While their actions are ultimately noble, they don’t always act for the right reasons.
值得一提的是,缺乏(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品質」(heroicness),並不意味着大奸大惡。反英雄中的很多典型例子與一般意義上的惡人相去甚遠:
《神探夏洛克》的主角 Sherlock Holmes被認為是反英雄的理由則在於他是一個「高智商反社會人格」,其行為的動機往往與善良、正義無關,而是追求一種智力挑戰與個人享受。
因此可見,反英雄與(傳統意義上的)英雄的區別在於,反英雄更強調其自身的人格缺陷與弱電,而從這個角度來看,反英雄反而比英雄更接近普通人。
同時,反英雄的對立面也不是英雄,而是「反惡人」(Anti-Villain)。如果説反英雄是「做出了英雄之舉的小人或凡人」,那麼反惡人就是「犯下了惡行的聖人或英雄」(最典型的例子,奧瑟羅和俄狄浦斯)。
此外,還應當與反英雄區分開來的一個概念是「惡棍主人公」(Villain-Protagonist),而兩者的區別在於,反英雄缺乏英雄品質,但至少在行為上是正義的;惡棍主人公(典型案例之一是納博科夫《洛麗塔》中的主人公Humbert Humbert)則只是擔任了主人公的惡棍,其行為和品質都並不需要具備任何的英雄性和正當性。
一言以蔽之,反英雄是有着「英雄行為」的「凡人」,他們身上的凡人性和缺陷要比英雄性更加突出。
那麼,《黑暗騎士三部曲》中的蝙蝠俠 Bruce Wayne 符合這樣的定義嗎?這就需要從討論他的英雄性與凡人性開始 ————
• 蝙蝠俠的「英雄性」與「正義性」
蝙蝠俠身上兼具凡人性和英雄性,但在諾蘭三部曲中,被放大的顯然是其英雄的一面,或者説這三部曲就像一個 Joseph Campbell 的「英雄之旅」故事模型一樣,講述了蝙蝠俠由《俠影之謎》中「憧憬着英雄的凡人」,到《黑暗騎士》中的「斬斷塵緣、揹負黑暗的英雄」,再到《黑暗騎士崛起》中「傳遞火把、完成謝幕的遲暮英雄」這麼一個連續且形成閉環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儘管 Bruce Wayne 最終迴歸了凡人的身份,但是蝙蝠俠這個身份卻從個人走向了一種信念和象徵,從而擺脱了凡人性,成為了一種純粹的英雄符號。
• 《俠影之謎》:擺脱徇私,英雄啓程
《俠影之謎》(Batman Begins)中的 Bruce Wayne,大概是蝙蝠俠最接近反英雄的時期。Bruce 與蝙蝠的因緣,以及他踏上英雄之路的理由,其實都不那麼「英雄化」:蝙蝠代表着 Bruce 童年時期最深刻的「恐懼」,而父母的死亡則讓「復仇」這個不夠正當的理由成為了他抗爭罪惡的動機。
在經過影武者聯盟的訓練後,Bruce 耳濡目染地認同了忍者大師 Ra's al Ghul 所提倡的以牙還牙、以暴制暴的「平衡正義論」(Justice as balance),從而選擇以暴力和恐懼來打擊犯罪,並沉醉於其中,因此這個時候不論是 Bruce 本人彷彿花花公子一般的行徑,還是他化身蝙蝠俠時濫用暴力(譬如通過酷刑拷問來獲取信息)、強調恐懼的做法,都顯得不那麼像英雄之所為。
可以説,這個時期的蝙蝠俠,很大程度上是「徇私的英雄」,對於正義和罪惡的定義完全依靠自身的判斷,其英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滿足的行為。直到被 Rachel 和 Alfred 點醒,他才意識到,正義是需要經由他人認可和評判的,不然完全主觀的正義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暴行(這一點在第二部中被小丑的理念所證實),進而逐漸開始尋找自己的英雄之道。
這個時期的蝙蝠俠不但英雄品質有所缺失,其行為的正義性也有待商榷,因為他的做法更接近於私刑(lynching),不但是違法的,也確實是有失公正的。
我曾與律師@許多的小兵器就蝙蝠俠的行為在法律上正義性做過相關交流,而據他所言,在刑法相關的理論中有這樣的一種説法:法律可以懲治犯罪,是因為公民將自己行使暴力的權利讓渡出來了,所以國家以法律的名義代替個人實施暴力打擊犯罪;而法律之所以能比個人更好地作為裁定罪行的依據,是因為法律是一種社會公約,代表的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其背後是社會的共同意志,同時有一套完善的體系來保證其實施,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確保公平正義。
儘管超級英雄的合法性是個很微妙的問題,但法律在《俠影之謎》中並沒有缺席。而 Bruce 所愛的女人 Rachel Dawes 便是法律意志的體現。她不光指出了 Bruce 行為的徇私本質( ‘Justice is about harmony, revenge is about making yourself feel better’ ),更催促他與哥譚市現行的司法體系達成協作,而這又一定情況下使蝙蝠俠的「非法行為」得到了合理化:就如同眾所周知的「哥譚市悖論」所言,蝙蝠俠之所以要靠違法來守衞哥譚市,是因為哥譚市本身的司法機關就是存在嚴重漏洞的,於是蝙蝠俠的非正義便具有了合理性與可理解性,甚至可以理解為一種對於哥譚市現行體系的補充。
同時,Bruce 對於現行體制的抵抗,其實也並非完全的不正義,因為根據齊澤克[2]所言:
Superego dialectic of Law and transgression does not lie only in the fact that Law itself invites its own transgression, that it generates the desire for its own violation; our obedience to the Law itself is not ‘natural,’ spontaneous, but always-already mediated by the (repression of the) desire to transgress the Law.
就這一點來説,對於體制和法律的逆反心理,本身就是自然的,而 Bruce 對於這種逆反心理,不論是一開始的順從,還是後來的壓抑,都存在一定的正義性:哥譚市的體制本身就存在問題,所以這種抵抗不再是對於正義的違背,而是一種對於「失格的正義」的矯正;但這種體制並非完全腐敗,畢竟還有像 James Gordon 這樣擁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存在,所以蝙蝠俠選擇與警方攜手並遵循一邊意義上的正義觀,一方面是對於自身凡人性的抑制,一方面也是對於世俗正義觀的迴歸。
由此,儘管《俠影之謎》的蝙蝠俠有那麼一絲反英雄的意思,但是在影片的結尾,他確實值得成為一個不論是內在還是實際行為都符合傳統世俗正義觀的英雄了。更重要的是,在這裏,他明確了兩條自己貫穿整部三部曲的英雄準則:
其一,對於正義的客觀性的重視,即認同和一般語境中的尋常正義觀(It is what I do that defines me);
其二,不再製裁和審判罪惡,而是抗擊非正義(stand against injustice),進而放棄了殺生與不必要的暴力(因為生命權是所有法益裏位階最高的,個體不具備剝奪其他個體生命的權利),選擇了對於惡人「不殺,但也不救」。
這兩條準則即使到了後兩部也一直為蝙蝠俠所堅持和強調,進而成為了他的「規則」,而這種對於規則的堅守,便也是蝙蝠俠與小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
•《黑暗騎士》:自我犧牲,超凡入聖
到了第二部《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在社會中引發了廣泛反響、並和警方達成了穩定合作的蝙蝠俠,雖然存在爭議,但已經逐漸被更多人看作是正義的象徵,特別是一度被 Bruce 看作是「可以見光的英雄」(a hero with a face)的 Harvey Dent。
Dent 這個人物固然可悲,但他對於蝙蝠俠的看法確實比三部曲中的大多數人都切合實際:
- 對於現行體制失去信心的人們,會對蝙蝠俠懷有期望,並期待他的出現。
- 但蝙蝠俠也無法永遠擔任正義使者 —— 「蝙蝠俠」作為一種機制,自身也存在着變質的可能,故而需要繼任者 (實際上 Dent 自己的遭遇就是對這一條最好的解釋)。
同時,在親眼見證自己的崇拜者因為盲目效仿自己而遇害後,Bruce 意識到了,自己並不適合作為普通人的英雄 —— 畢竟不是誰都能以個人力量對抗整個城市背後的非法勢力。
於是,Bruce 確信了 Dent 才應該是值得市民所尊敬和崇拜的對象,只因為他代表着整個體制的光明面,同時也能夠引導人們去尊重和相信法律的力量,即真正屬於大眾又能為大眾所用的力量。
從這一系列行為來看,《黑暗騎士》中的 Bruce,比其自身的滿足,已經相當懂得以整個哥譚的利益為優先了,而他對於 Dent 的認可,也是希望能夠引導人們去相信和尊重秩序、遵守規則。這時的蝙蝠俠,可以説不但具備了英雄品質,更在試圖從個人主義的英雄走向更廣大、更「無我」的英雄,並擁有了自己作為英雄的價值選擇(對於規則與秩序的重視)。
隨後,面對小丑的二選一難題,比起一直以來鼓勵自己、引導自己的 Rachel,Bruce 選擇了拯救代表着整個哥譚市希望的 Dent,這進一步代表着 Bruce 對於自身凡人性的抑制和扼殺(感謝@彼得武的指正,這裏應該是 Bruce 選擇了去救 Rachel,但是因為小丑故意告訴了他相反的地址,所以 Bruce 實際來到了 Dent 身邊。不過從結果上來説,都是一致的,Rachel 的死亡,以及她在信件的告白中説自己為什麼選擇 Dent 的理由,都指出了她明白 Bruce 比起自己身為凡人的生活更執着於正義,而 Rachel 的死去更是進一步抹銷了 Bruce 身為凡人所擁有的牽掛與期望)。
同時,小丑作為蝙蝠俠宿命中的對手之一,其犯罪美學也頗能與蝙蝠俠的英雄美學互相映襯:小丑追求的是「無意義」、「無秩序」、「完全個人」,是純粹追求個人享受而無所不為的「愉快犯」。他行為的一切目的就是破壞和嘲諷「秩序」的意義,因而與蝙蝠俠完全對立。
但諷刺的是,作為能力出眾的異常者,他也指出,蝙蝠俠和小丑是一體兩面,都是為社會秩序所不容的對象 ——這又突出了蝙蝠俠英雄之道中的「自我犧牲」特性,因為他所倡導的秩序和規則,是將他本人排除在常人範圍外的。
蝙蝠俠相信秩序,相信人有有所為有所不為,相信人們心中存在着普遍而樸素的正義感,而小丑則試圖證明人性本惡,為了自身的存活而不惜相互殘殺,兩者在理念上的交鋒,分別藉由《黑暗騎士》中小丑佈下的兩場難題來體現:在第一場「個人感情(Rachel)與集體利益(Dent)」的選擇中,蝙蝠俠輸了;但在第二場的雙船難題中,實際獲勝的是蝙蝠俠:
在雙船難題裏,不論是普通遊客還是罪犯,最終都選擇了放棄對於他人生命進行審判,這意味着雙方都願意尊重彼此的生命權,而這種彷彿巧合一般、但又出自於集體決定的善意,讓蝙蝠俠意識到了自己所堅持的秩序擁有存在的必要性。
同時,Dent 的慘劇,實際上也應證了他在一開始關於「凱撒從共和的守護者墮落為獨裁者」的討論 —— 個體也好,單一的體制也罷,都無法永久地成為公正的代表,而 Dent 作為心懷人性之惡的常人,即便再如何崇拜正義,也會因為契機墮落為惡人,這意味着單憑「可以見光的英雄」、「光明騎士」無法實現真正的公正與正義,人們需要可以揹負黑暗,可以映襯光明的「黑暗騎士」。
值得一提的是,被小丑灌輸了「公平」觀念的 Dent,其實也算是影武者聯盟的平衡正義觀的繼承者 —— 兩者都強調苦難和悲劇的平等性,認為讓他人承擔與自己所相同的苦難才是公正的體現,因而將公正從「保護大眾的利益」扭曲為了「將自己的不幸擴大化」,因而也是一種「徇私」。
相較之下,能夠為了大眾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蝙蝠俠,則體現的是一種「無私」的正義,它並非完合理(這是第三部所討論的內容之一),卻能夠與徇私抗衡,進而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就好比蝙蝠俠背下了小丑和 Dent 的罪惡,讓死去的 Dent 成為了正義的象徵,進而在自己和 Dent 的犧牲之上實現了其他多數人的正義與和平。
至此,提出並貫徹了自己的無私正義觀的蝙蝠俠,即便在劇中身負惡名,其於行為和動機來説,卻完全無愧英雄之名,甚至可以説是最典型的「普羅米修斯式英雄」—— 自我犧牲的英雄。如果説《俠影之謎》中的 Bruce 還多少有點反英雄的性質,那麼《黑暗騎士》中屢次實現自我犧牲的 Bruce 則是徹底扼殺了自身凡人性的、完全的聖人。
實際上,蝙蝠俠、小丑以及 Dent 三者之間的關係,其實是非常具有隱喻性的:根據 Daniel Boscaljon[3],如果我們把蝙蝠俠和 James Gordon 等人看作是正義的捍衞者,而把小丑看作一種絕對惡,那麼同時受到兩方影響的 Dent,就如同的他在片中後半部分一樣,是個「兩面人」。這種「兩面」不僅僅是對於他立場的影射,更體現了導致 Dent 墮落的根本原因 —— 矛盾。
Paul Ricoeur[4]在其著作 Fallible Man 中提出,人類(在感情上的)的脆弱性(affective fragility)來自於矛盾,而這種矛盾往往是潛在的、內化的,是一種內部的不均衡(internal disproportion),並主要體現為思想(thinking)與實際生活(living)之間的矛盾,而這種脆弱性則是人們發生「墮落」(falling,在此處 Ricoeur 對其定義大概可以理解為「對於自身原本價值系統的否定」,並非完全貶義)的根源。
Dent 的墮落確實來源於其正義觀(thinking)與其遭遇(living)之間的矛盾:原本相信正義與公正的他,發現公正並不能給他帶來真正的「公平」,進而否定了自己所堅持的正義觀。小丑用來誘使人們墮落的手段其實也只要是刻意製造這種矛盾,即強行製造 thinking 與 living 之間的對立,像是他出給 Bruce 的二選一,以及雙船難題,都是將正義和公正等道理準則放到了生存的對立面上,從而迫使人為了存活去違背自己的信念。
這樣來看,蝙蝠俠的英雄性,也來源於其對於自身脆弱性的克服 —— Bruce 在兩次難題中都選擇了相信正義與秩序,為此不惜否定了讓自己生存下去的各種必要條件。由此可見,蝙蝠俠的正義性,存在於對於 Bruce Wayne 作為凡人(的脆弱性)的否定之上。
同時,從這一部開始,蝙蝠俠對於哥譚的意義,也開始與 Bruce Wayne 本人逐漸剝離開來:Bruce Wayne 可以是聖人,但為了正義,蝙蝠俠則必須是惡棍;到了第三部,這種狀態又發生了反轉,Bruce Wayne 迴歸了凡人,但蝙蝠俠作為人們心目中的一種「反抗體制不公的英雄形象」,則永久地流傳了下去,並伴隨着一代又一代的傳承而得到了完善。
•《黑暗騎士崛起》:迴歸平凡,傳遞薪火
由於蝙蝠俠的正義性與英雄性已經在前兩部中得到了充分的探討與建議,在三部曲的結尾,《黑暗騎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eturns)之中,比起探討正義,這一部則更多地探討了身為凡人的 Bruce Wayne 如何進一步揹負和終結這種需要否定自身凡人性的英雄使命。
身為凡人,一味地否定自己的本性意味着自身的消亡,而在《黑暗騎士崛起》中,Bruce 本人的狀態也呼應了這一點。戀人的死去以及自身理想的破滅讓 Bruce 開始對於生活感到麻木,即便在《黑暗騎士》的故事結束後他逃避了七年之久,當下的 Bruce 仍舊無法逃離過去,無法向前邁進,同時其肉體的健康程度也在不斷,於是他對於正義的執着也逐漸演化成為了一種自尋了斷,這一點被與他有着相似經歷的 John Blake(Robin)以及瞭解他經歷的 Alfred 所察覺並指出。
於此同時,作為與蝙蝠俠一起維護 Dent Act(登特條例)的共犯,James Gordon 也開始質疑這種依靠犧牲某個傑出之人來達成的正義是否有必要持續下去,而警察局內部對於他的排擠暗示着其「英雄遲暮」的境況與哥譚市體制的再度崩壞,而這某種意義上算是第二部中小丑的一些發言的應證(作為同樣高人一等的存在,「英雄」和「惡人」都會被普通人視作怪物)。
當自我犧牲式的正義逐漸失去生命力,而維護正義的系統也無法正常運轉時,臨近謝幕的蝙蝠俠,又逐漸回到了類似《俠影之謎》中的狀態:
他需要重新審視和尋回恐懼,從無意義的自我犧牲中走出:
同時,如同《俠影之謎》中父的所言,恐懼存在於一切生命之中,所以它也是凡人性的一部分;尋回凡人性,意味着尋回生命力,尋回成長的力量,進而可以打破僵局,再度 Move On。
同時,與貓女的邂逅,也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他沉睡已久的情慾,因此也可以看做是迴歸凡人性的一部分。順便,貓女在定義上倒是個十足的反英雄。
同時,他也需要再度用當下體制中「非正義」的行為來糾正畸形的公正,但這一次,他沒有再犯徇私的錯誤,而他的「非正義」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譬如本片的第二主角 Gordon 和第三主角 Robin。
當然,即便再怎麼去嘗試找回自己的凡人性,Bruce 作為人類在體能和精神上的極限也是無法改變的。蝙蝠俠能再一度守衞哥譚,但無法永遠守衞哥譚,所以他需要繼任者和傳承者,而這些人,則可以是認同蝙蝠俠的正義觀的任何人:繼承了蝙蝠俠遺產的 Robin 也好,用樸素的善意來傳達正義的 Gordon 也好,篤行蝙蝠俠傳説的孩子們也好,對於正義抱有執着和嚮往的人,既可以是蝙蝠俠的繼承人,也可以是蝙蝠俠的締造者。
雖然蝙蝠俠執行正義依靠的是其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及強大的科技團隊,但真正讓蝙蝠俠選擇了正義道路的,是當年「為無助的他披上外套、讓他知道人生還可以繼續下去」的善良的普通人 James Gordon。
所以,在英雄史詩的終末,當英雄迴歸了凡人,與之相伴的是,覺醒了正義感的更多凡人。當凡人意識到了不可以一味依賴英雄、而是要靠自己去解決一起的時候,所謂「英雄」與「凡人」的區別,便徹底消弭,英雄性得以解構,凡人被賦予神性。
於是,伴隨着蝙蝠俠與「Bruce Wayne」在最後一次自我犧牲中離去,曾經身為蝙蝠俠的 Bruce 卸下了哥譚守衞者的身份,不再像蘇格拉底所言的「哲學之王」一樣代表與捍衞着哥譚的良知和秩序,而是將這種權力下放到了所有相信正義的普通人手中。
至此,我們也許可以説 Bruce Wayne 不再是英雄了,但蝙蝠俠卻作為着一種「stand against injustice」的正義觀,永遠存續於哥譚市之中。
所以,身為凡人的 Bruce 有可能是反英雄,但「蝙蝠俠」這個身份,則是徹底的、純粹的英雄。歷經黑暗騎士三部曲的發展,「蝙蝠俠」已然不是具備英雄性的某一個凡人,而是英雄性與正義本身,實在黎明到來前,在黑暗中守望眾生的無名英雄。
而屬於 Bruce Wayne 的英雄之旅,始於凡人,臻於英雄,又終結於凡人,就彷彿無數的普通人前仆後繼,將英雄與正義向後世傳遞,以終將腐朽的身體,傳遞着不死的意志,彷彿星辰,永遠存在於夜幕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