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罰款，天經地義，但也需要柔性執法

當下的社會撫養費標準，各省一般為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這個標準，顯然是很高的。

這世界真是奇妙。一對90後夫婦一口氣生了9個孩子，如今肚子裏還有一個。為了躲避計劃生育，這家人躲進了深山老林，連接生還是自己老母親代勞。待他們帶着9個娃成為故事主角之後，政府還給他們辦了低保，全家每月還可以享受政府補貼4000多元。對他們的計生罰款，也不知道執行了沒有。

廣東番禺的一對夫妻，可沒享受到這個待遇。因為生育第三孩，他們被當地衞健局徵收社會撫養費合計近32萬元。目前，夫妻二人銀行賬户被凍結，法院已啓動強制執行。現在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僅靠一人的工資維持，家中老人還罹患癌症，第二個孩子因無錢繳納學費無法去上幼兒園，32萬元的社會撫養費已將他們家逼上絕境。

要説這對夫妻也真夠倒黴的。其他地方，沒人舉報就不追究，甚至是發現了就低調處理。畢竟，現在不是“違反計劃生育牽牛扒房”的年代了。特別是在全國出生人口連續多年下降，人口紅利優勢漸漸消失的當下，多生是在為社會、為國家做貢獻嘛。

但是，提倡生育二孩，並不意味着放開生育。放開生育是想生多少個都行，不對數量進行限制，生育二胎則是最多隻能生兩個，多生就是違法。鼓勵生育的基調，是相較於一孩而言的，而且只鼓勵多生一個，並非刻意多生。所以，需要先弄清生育的邊界。

廣東這對夫妻，生了三個，就是違法。違反了計生政策，就得罰。於法而言，沒毛病。不知道他們在生育之前，是認為國家已經放開生育了，還是冒着被罰款的風險，若是前者，那可真是太天真了。

作為制約超生的利器，罰款（繳納社會撫養費）是最行之有效的。很多家庭考慮到要繳納鉅額罰款，會放棄生育。所以，生育政策不放開，社會撫養費就不會被廢除，哪怕社會撫養費制度為人詬病。

2000年年初，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中，明確規定“在現階段，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給予必要的經濟制約”。在目前，針對超生、多生等行為，唯一可供採用的也只有經濟手段了。

只要社會撫養費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弊病纏身也不能輕言廢除，所要做的是慢慢改進它——因為一旦將其廢除，它所調節的社會關係就會失控。廢除後其他手段又沒有跟進，那超生、多生行為便會肆無忌憚，人口無序增長將成為必然。

壓倒廣東番禺那對夫妻的，是高額的社會撫養費。這筆款項，放在絕大部分人身上，都不是小數字。當下的社會撫養費標準，各省一般為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也就是説，一對夫妻，要被徵收六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2019年鄭州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87元，也就意味着，鄭州的一對夫妻超生要被罰24萬元。廣東地區的會更高。

這個標準是不是太高了？顯然是很高的。若是夫妻兩個都有工資收入，相當於拿走了他們三年的“口糧”；若是其中一人有工資收入，另外一個人沒有，那就等於六年的“口糧”沒有。若是雙方都無固定工作、固定收入，就更艱難了。這可比“牽牛扒房”厲害多了。

目前，有不少地方仍未對社會撫養費徵收政策進行調整。這給有關部門執法和當事家庭帶來困擾。對執法部門來説，嚴格執行規定吧，明顯不合情理；不執行政策吧，又明顯是失職。如何讓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既不違背政策規定，又能兼顧當事家庭發展需要，同時還能與當前鼓勵生育的政策導向相協調，比較考驗執法者的智慧。

在沒有廢除的當下，為了既能體現國家政策的威嚴，又能給當事家庭制約，唯有降低社會撫養費徵收標準。比如，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為限，使得違法家庭既能交得起罰款，又不至於太反感計生政策。這不是辦不到，而是想不想辦到的問題。

當然，最好的，是徹底取消，因為超生罰款有悖於社會主流。這一天，遲早會來到。

城灃，專欄作家，情懷寫作者，傳媒老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