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共和黨人里根入主白宮，他與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幫助美國走出了滯脹危機，開啓了長達幾十年代的景氣週期。里根幫助共和黨打了翻身仗，扭轉了自大蕭條以來的民意頹勢。
里根被認為是共和黨意識形態的代表。里根在大選時便明確提出反對凱恩斯主義和政府幹預主義，主張供給經濟學，提倡自由主義和減税政策。里根啓用了一大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推動改革，減少干預，降低市場準入，支持信息技術和投資銀行。與民主黨相比，共和黨的意識形態是軟弱的，但其經濟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從1983年到2007年，美國迎來了持續的繁榮景象，金融產業迅猛發展，信息技術方興未艾，大型跨國公司崛起，經濟全球化一日千里。這一時期的經濟繁榮，定然與共和黨相關聯，儘管90年代民主黨人克林頓在經濟建設方面也功績卓著。
到了21世紀，我們再來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票倉。
共和黨的票倉要比民主黨更加純粹，除了傳統的製造企業主、本土中小企業主、藍領工人、白人、公司白領及持續擴大的城市中產，還有少部分銀行家。
70年代後，民主黨並非無所作為。直到1995年之前，民主黨還一直控制着國會。這是因為民主黨在平權運動中積累了雄厚的民意支持。國會的政治力量比白宮更加強大。這時，民主黨的票倉發生了一些變化，除了原來的票倉，還增加了大量的投資銀行家，如券商與投行精英，增加了信息技術、新能源領域的企業主、科學家、工程師，還有大學的知識分子。部分投資銀行及信息公司，已經成為大型的跨國公司，如微軟公司，這股勢力深刻地影響着民主黨的外交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網絡科技寡頭，如Facebook的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Twitter聯合創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Bay前總裁傑夫·斯科爾、Zynga創始人馬克·平卡斯、Netflix的CEO裏德·哈斯廷斯都是拜登及民主黨的支持者。
特朗普和拜登都在社交網站上投入鉅額廣告，這些廣告如何被算法支配，關於兩黨的言論如何被大數據推送，很可能影響選情。在這方面，拜登及民主黨更具優勢。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共和黨再次遭遇滑鐵盧。民主黨和凱恩斯主義者，將經濟危機爆發的責任歸咎於共和黨。同時，金融危機引發民粹運動，民粹主義者要求福利保障，同時嚴懲金融家。
2008年大選，民主黨人奧巴馬成功奪魁。
為什麼會是奧巴馬？
當時的民主黨的競選策略太出色了，美國選民對滿嘴跑火車的政客早已厭倦，渴望一位與大資本家毫無瓜葛的年輕人來一次徹底的“革命”。而奧巴馬滿足了選民們的一切渴望。奧巴馬出生於貧困家庭，底子乾淨，年輕幹練，朝氣蓬勃，演講天賦極為出色。最重要的是，他還是一位黑人。
奧巴馬打着改革的旗號登台，他給選民承諾，對95%的人減税，對另外5%的富人徵税。他還承諾推行全民醫保，嚴格監管金融企業。
廣大底層選民對奧巴馬寄予厚望，民主黨雄厚的民意基礎發揮了作用。2008年大選，奧巴馬的籌款記錄顯示，其總額中有65%來自於小於 200 美元的小額捐款，而他的對手共和黨人麥凱恩只有33%。
但是，8年後，選民們發現他們200美元的政治投資打了水漂。事實證明，奧巴馬最出色的能力還是演講。如果還有第二項特長，那就是花錢。全民醫保半途而廢，包含沃爾克法則的金融監管法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而美國政府的債務規模卻急速膨脹。
2016年，美國選民忍無可忍，選擇了最不像總統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
為什麼民主黨和希拉里被選民拋棄？
表面上，責任在奧巴馬。但其實，奧巴馬是無力改變的。這是由民主黨的性質決定的。
民主黨的票倉有“弱勢羣體”和底層民眾。民主黨的左派人士桑德斯代表着這羣人的利益。但是，民主黨的另外一個鐵桿票倉是華爾街、金融企業、跨國公司及城市精英。他們的利益代言人是民主黨建制派希拉里。
金融危機後，這兩個票倉的利益發生了衝突，底層民眾要求嚴懲金融企業。奧巴馬乾了八年的和事佬，拿了個諾貝爾和平獎，卻錯過了改革的最佳時機。2016年大選，民主黨面臨分裂形勢，為了保住華爾街這邊的票倉，民主黨的傳統勢力果斷地放棄了桑德斯，讓建制派希拉里迎戰共和黨的特朗普。
民主黨的傳統鐵盤，東部富裕州、金融州和西部加州，為希拉里贏得不少選票。但是，在關鍵的搖擺州，希拉里被特朗普逆襲。搖擺州多數是五大湖區的傳統工業州和南方州，其中有不少是底層選民，他們太討厭希拉里這種建制派政客的嘴臉了。
反觀，共和黨這次大選策略極為正確。共和黨也有建制派，也有華爾街的代表。但是，共和黨的選民成分更為純粹。共和黨的鐵桿票倉是美國白人、工人及中產家庭。這羣人不論在意識形態還是利益上，與金融家的衝突沒有那麼大。於是，共和黨在2016年果斷掉頭，戰略性地站在了改革派這邊，支持特朗普贏下搖擺州。
到這裏，我們再來看看，到底是誰引發了2008年金融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