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豔芳：斯里蘭卡債務危機究竟怎麼回事

斯里蘭卡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再度成為外媒炒作的焦點。這不是一個新話題。近些年來，“債務陷阱論”已經形成印度學者構建概念、提供初始材料，美西方學者完善理論並擴大宣傳的“印西聯動”國際分工模式。在美國、印度等一些國家輿論的主導下，“債務陷阱論”的話語體系迅速構建起來，成為公開詆譭、抹黑中國的依據。事實上，這些説法高度政治化，完全站不住腳。

從貸款份額、利率及還款匯率等重要指標分析，中國對斯里蘭卡外債負擔的影響並不大，這有現實數據支持且無可爭議。

斯里蘭卡的確面臨巨大的償債挑戰。從斯政府有關外債預期本息償還安排看，斯里蘭卡今年將迎來外債償還高峯期。2021年以來的斯里蘭卡外債危機更多源於政府的長期過度舉債、債務結構安排失當，加之2019年恐怖襲擊，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導致的貿易逆差上升和旅遊業收入下滑雙重打擊下的外匯危機，而60%的還款需要用美元，外匯儲備的減少也是加劇該國償債危機的重要原因。

在外債總額方面，斯里蘭卡外部貸款中有54%來自國際資本市場，來自中國的貸款比重雖然從2008年的2%升至2017年的9%，但整體比重並不高。中國位於國際金融市場、亞洲開發銀行和日本之後，是斯里蘭卡第四大債權人。截至2021年底，對華債務在斯里蘭卡美元外債總額中的佔比約為10%。而據斯里蘭卡央行的數據，來自中國的貸款在斯里蘭卡主權債務總額中的份額有所下降，截至2021年底，約為3%，在雙邊貸款中，遠低於日本，也低於印度。

中國貸款在份額增長、貸款條件、貸款領域以及貸款協議透明度方面存在爭議。這是因為立場不同、選取的證據不同，這類爭議還將持續下去。

一是關於中國貸款份額迅速增長的爭議。在斯里蘭卡的外債來源中，多邊機構與各國的份額在減少，來自中國的貸款份額迅速增加，已經從2008年的2%上升到2017年的9%。問題是，承諾貸款不等於現實貸款，而且貸款份額增加並不意味着債務國的債務問題就是由貸款國所造成的。

二是關於中國的貸款/投資+承包模式的爭議。在斯里蘭卡的大型基建工程中，來自中國貸款、投資的項目多數也都由中國公司承包，而且也經常伴隨着中國成套機械設備的出口，以及一些勞動力的輸出。即使這種方式基於市場競爭和比較優勢，但也被質疑稱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是“贏者通吃”，而不是“雙贏”。

三是關於中國貸款協議條款不透明的爭議。貸款協議不透明導致外界對東道國債務的有效性和可承受性不明確，也使項目運作最終陷入“羅生門”式的爭議。例如，漢班託塔港項目本身只是一個商業項目，因難以償債進行債轉股，這是商業慣例，但一些國際輿論因為貸款協議不透明等原因渲染“債務陷阱論”，即使斯里蘭卡政府、學界以及主流媒體紛紛闢謠，也於事無補。

四是關於中國貸款/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刻意設置門檻的爭議。對以巴黎俱樂部成員為首的債權國而言，中國此舉無疑被其指為破壞規則、引發債務國貪腐問題，並降低外債的有效性。但即使來自西方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認，來自中國的貸款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發展中國家外部資金的可獲得性缺陷，同時也提高了這些國家發展的獨立性。

印度與一些西方國家指責中國在債務風險較大的國家建設“大而無用”的項目，認為沒有效益還繼續投資的行為有設計“債務陷阱”之嫌，並據此認為中國正利用“債務陷阱”進一步加強對斯里蘭卡等國的政治控制。事實上，不論項目本身是否具有實用價值，其主導方都是斯里蘭卡政府而非中國。

儘管“債務陷阱”相關指責毫無依據，但在印度和一些西方國家的竭力宣傳下還是不同程度地誤導了國際輿論和斯里蘭卡國內輿論，我們因此需要認真研究應對之策。

首先，應加快對斯里蘭卡等“一帶一路”國家的債務風險評估工作，並就現行貸款、投資與承包模式中客觀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進行有利於雙邊合作的修正。事實上，中國也是斯里蘭卡等國債務危機現實或潛在的受害者。只有加快對接國際標準，制定有利於雙邊資本、項目合作的規則，才能更好地保護中國的海外資本和海外利益。

其次，應提高與斯里蘭卡等國開展經貿合作的質量。在尊重其經濟獨立和發展選擇的基礎上，幫助這些國家克服經濟、外貿結構瓶頸，進而增強發展造血能力。

最後，應積極爭取與印度、日本及歐洲國家在利益交匯點上開展合作。可以考慮通過在斯里蘭卡等國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一定程度上減輕印度的被包圍恐懼與對華焦慮，並提高與日本、歐洲國家的經濟利益關聯度。（作者是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副教授）